解讀焦點：鐘聲為全詩的靈魂，不是一般的寫實，而是象徵。意脈在此一轉，打破的不僅僅是沉寂，而且是入世的夢。
楓橋夜泊 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首詩不但在中國膾炙人口，而且據說在日本“婦孺皆知”。(陳衍《石遺室詩話》)其最後一句中的“夜半鐘聲”四個字，從宋朝爭論到清朝，持續了一千多年。不是中國人對詩特別執著，特別呆氣，而是因為其中涉及詩歌意象的“虛”和“實”以及“興”和“象”，還有“情”與“境”的和諧統一等根本理論觀念。
論爭長期聚焦在“夜半鐘聲”是不是存在的問題上。
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帶頭說沒有。堅持說有的，分別引用白居易、溫庭筠、皇甫冉詩中的“半夜鍾”，還有入直接調查得知有“分夜鍾”之事，更有引《南史》“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的。雙方看似相持不下，但是，其理論出發點卻是一樣的：夜半鐘聲存在與否，關係到此詩的真實性，如果不是確確實實的事實，則此詩的藝術價值至少要大打折扣。
從理論上來說，這樣的論爭是比較膚淺的。
對詩歌來說，其區別於散文的特點，至少是其在想象境界中的虛實相生，拘於寫實則無詩。聞一多說過“絕對的寫實主義是藝術的破產”。從閱讀效果來看，“夜半鐘聲”為實抑或為虛，並不影響其感染力。清人馬位《秋窗隨筆》說得乾脆：“即不打鐘，不害詩之佳也。”可惜，這僅僅是感覺，尚未上升到理論的普遍高度。由於理論上的不自覺，從歐陽修到陸游，都有點過分咬文嚼字。倒是元朝的一個和尚園至在《箋註唐賢絕旬三體詩法》卷一中觸及了要害：“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就是說不能在字句上死摳。但是，這個說法還是不夠到位，直到胡應麟，在《詩藪》外編卷四才說到了要害：“詩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實，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可知也。”胡氏這樣的觀點打破了古典詩話中不正視想象、虛擬的機械真實論。在詩話家為機械真實論所困之際，胡氏表現出了難得的理論魄力：詩人是不是聽到了鐘聲，是弄不清楚的(“未可知也”)也是不需要弄清楚的，是實在的還是虛構的，根本不用費工夫去計較，“區區事實，彼豈暇計”。原因是什麼呢?這是“興象之合”。只要詩的主體的感興與客觀物象契合，是不是事實，就是區區小事，詩人是不屑斤斤計較的(“彼豈暇計”)。
“興象之合”，感興與景觀的和諧，這是中國古典詩學特有的境界。
關鍵在於這個“合”字。近千年來，詩話家對之似乎關注得不夠。
元朝的那個和尚似乎對這一點有所意識。他對“夜半鐘聲”，不從客觀存在來研究，而是從詩人主觀感悟上來解讀，提出鐘聲的功能是突出了愁怨之情：“霜夜客中愁寂，故怨鐘聲之太早也。夜半者，狀其太早而甚怨之辭。”這個“愁怨之情”的說法，贊成者不乏其人。唐汝詢《唐詩解》卷二十八說：“月落，烏啼矣，而楓間漁火依然對‘我’之愁眠，目未交睫也，何鐘聲之遽至乎?夜半，恨其早也。”這裡的“恨其早也”的“恨”其實是由詩中“對愁眠”的“愁”引起的。這“愁”不是一般的愁，而是“客中愁寂”(張繼是湖北襄樊人)。主觀的“愁怨”和客觀的“寂寞”結合在一起，無聲無息，“興象之合”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二者高度統一，渾然一體。“對愁眠”，提示抒情主體處於睡眠狀態，因而，這主體的“愁”就是一種持續的壓抑心態。“興象之合”的第二個特點是愁怨與孤寂是持續的。然而，這統一和諧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個處於睡眠狀態的人，睡著了沒有呢?沒有。對著“江楓漁火”，說明他的眼睛是睜著的。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失眠的人。在一片岑寂的夜半，愁而不眠的眼睛，望著夜色反襯著的漁火，靜而不寧，寧靜的表層下掩蓋著不寧靜，這可說是“興象之合”的第三個特點。有關資料告訴我們，詩人因為科舉落第，只好孤獨地面對他鄉的靜寂，在失眠中體驗失落，這種失落是默默的。在無聲無息的境界中，忽然聽到寒山寺的鐘聲悠悠地傳來。正如唐汝詢所說：“何鐘聲之遽至乎?夜半，恨其早也。”怎麼已經半夜了?這鐘聲不是打破了靜寂的意境了嗎?是的，但不過是心頭微微觸動了一下，並不是某種衝擊。畢竟它來自寺廟，來自佛家出世的梵音。這聲響如“鳥鳴山更幽”一樣，將靜寂反襯得更加岑寂。對於因人世遭到挫折而失眠的他，對於正默默體悟著受傷的心靈，悠揚的鐘聲更多的是一種撫慰。“興象之合”的第四個特點就在無聲的靜寂中。鐘聲的微妙撫慰，使得整個境界更加精緻。第五個特點是，這是佛門的鐘聲，提示著香客半夜趕來，營造著出世的氛圍。並不是所有的“夜半鐘聲”都與張繼的心靈相“合”。有世俗的、人世的“夜半鍾”，如彭乘在他的《詩話》中所說：“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幹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鍾’。”王直方在《詩話》中說自居易詩中有：“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詩中有：“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鍾。”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下提出：“齊宗室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前代自有半夜鍾……江浙間至今有之。”範溫《潛溪詩眼》又考證出“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所有這些都是塵世的鐘聲，如果是這樣的鐘聲，對這個因人世而受傷的心，可能是個刺激，主客觀的和諧可能被打破，興象之間可能不“合”。網上有人考證說：“寺院撞鐘的傳統源自立志修行的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寶誌請教：‘怎樣才能擺脫地獄之苦?’寶誌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時消失，但是如果聽到鐘聲敲響，苦痛就會暫時停歇。’(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確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詔寺院撞鐘，‘夜半鐘聲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賜建。”這樣的鐘聲，對於落第的張繼來說，應該隱含著某種從痛苦中超脫的韻味。
離開了詩中營造的這種從人世的感傷到出世的安撫的微妙境界，去考證鐘聲的有無，把塵世的鐘聲和超越塵世的鐘聲混為一談，對解讀這首不朽的詩篇只能造成混亂。
這還不是詩的全部。還有一些環節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鐘聲的韻味和“寒山寺”的關係。王士稹《漁洋詩話》卷中記載，有人說，這首詩好在準確地表現了蘇州的地域特點(“詩與地肖故爾”)，如果改成“‘南山門外報恩寺’豈不可笑耶”?王士稹用反證法說，如果將“流將春夢過杭州”，改成“流將春夢過幽州”，將“白日澹幽州”，改成“白日澹蘇州”，並不影響詩的韻味，同樣令人“絕倒”。他很機智地反駁了“詩與地肖故爾”的說法，但顯然留下了不足，那就是沒有正面回答，為什麼“寒山寺”比之“報恩寺”更經得起玩味呢?黃生在《唐詩摘抄》卷四中正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只‘寒山’二字雅於‘報恩’二字也。”這話說到了點子上。此寺建於六朝時期的梁代天監年間，原名“妙利普明塔院”。一百多年後，唐貞觀年間，傳說當時的名僧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來此住持，改名“寒山寺”。梁武帝建寺的典故，加上歷代詩、文、畫中積澱著的文人超越世俗的高雅趣味(如“遠上寒山石徑斜”)，再加上寒山這個貞觀年代的名僧比張繼生活的時代早了一百多年，時間的距離，更加提高了審美價值，而“報恩”二字，卻充滿了實用功利，缺乏審美的超越性。
一些認識到鐘響心愈靜的詩話家，還把開頭的“月落”解讀為“欲曙之時”，四更天快亮的時分。但這樣一來，就得硬說這是倒敘，把最後一句“夜半鐘聲”放到第一句“月落烏啼”的前頭，亦即四更後的回憶中去。這就有點穿鑿了。最為生硬的是徐增：“在寒山寺，實是早起鐘聲，張繼愁眠聽去，疑其是夜半也。”其實，月落不一定要等到四更以後，要看月初還是月末，月亮在夜半落下去也是常見的事。詩話家們唯一遺漏了的是“烏啼”，沒有任何解讀。其實，“烏啼”和“月落”，都在“對愁眠”之前，對一個落第者來說，“烏啼”正是命運不祥之兆，提示“對愁”而失眠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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