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的“抗癌戰”已有近兩百年曆史，成績顯著，但未全勝。考其原因，與抗癌的戰略不無聯繫。1863年Virchow提出癌的細胞起源以來，一切努力都指向癌細胞，把癌症看作局部病變，忽視了整體；把癌症看作外敵入侵，採取“消滅”方針，忽視了“改造”。筆者近年從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和近為今用的角度，寫了《消滅與改造並舉——院士抗癌新視點》、《中國式抗癌——孫子兵法中的智慧》和《控癌戰而非抗癌戰——“論持久戰”與癌症防控方略》三本書，作為對癌症防控的管見，以供討論。
1為什麼提倡“消滅與改造並舉”
筆者根據臨床體會、實驗研究和文獻進展，認為“癌症是內外環境失衡導致的機體內亂，以部分細胞遺傳特性明顯改變為特徵，是多基因參與、多階段形成的全身性、慢性和動態變化的疾病”。
癌症是機體“內亂”。所以用“控癌”代替“抗癌”，是因為癌症不同於傳染病，後者是病原體入侵，只能消滅；前者是“內亂”，因為癌細胞是由正常細胞變來的，既有對抗性矛盾，也有非對抗性矛盾，需要消滅與改造並用。國外也有學者認為“抗癌戰”需要重新命名。
消滅有效，但未全勝。無論哪一種消滅腫瘤療法(手術切除、局部治療、放療、化療和分子靶向治療等)，都難以百分之百消滅腫瘤，因為還有循環中的癌細胞(CTC)。根治性治療後，繼續用消滅腫瘤療法去預防轉移復發，成效多不理想。這好比用手榴彈去追殺瓷器店裡的極少數老鼠，損失大而效益差；為此要補充“消滅”以外的辦法。國外承認40年的抗癌戰並未成功。根治性治療後復發轉移問題仍為瓶頸。但以消滅腫瘤為基礎的“抗癌戰”功不可沒，仍為主流，尤其是早期癌症。
恩威並施，古已有之。無論治國(德主刑輔)、對待殘敵(鎮壓與給出路)、刑懲(死刑與徒刑)等都有兩手。控癌同理，也需兩手(消滅與改造)。2009年GatenbyRA在《自然》發表關於改變抗癌戰略的文章說“與其消滅腫瘤，不如控制腫瘤，消滅腫瘤促進其抵抗和復發”。然而只控制而不消滅，也不全面，為此筆者主張“消滅與改造並舉”。
2017年筆者訪問了一位102歲的壽星，他竟是42年前筆者手術的大肝癌患者，而且術後4年因肝癌轉移至肺又作了肺葉切除，這樣的患者之所以能長期生存，可能是“消滅與改造並舉”的結果。因為患者在其後的十幾年間，用過4種免疫治療(自體瘤苗、異體瘤苗、卡介苗、免疫核糖核酸)，攻補兼施的中藥，極小劑量化療(每週1次5-氟尿嘧啶500mg)，還有就是“心胸開朗、沒有負擔”。
消滅戰略，有反作用。筆者單位近年實驗研究證實，手術切除、放療、化療、肝動脈結紮、射頻消融、分子靶向治療(索拉菲尼)等消滅腫瘤療法，均可促進殘癌的轉移。這些結果，都已在SCI雜誌發表。其機制主要是缺氧、炎症和免疫抑制等，導致上皮間質轉化(EMT)，並伴有一系列分子改變。上述HanahanD在《柳葉刀》發表“抗癌戰的反思”文章，也認為“40年的抗癌戰並未取得成功，靶向治療也非根治和持久，因癌被攻擊而產生對抗”。
2“改造”有什麼途徑
改造殘癌。在殘癌較多的情況下，繼續追殺是一個選項。但正如對待犯罪分子一樣，除鎮壓外，還需有改造的政策、給出路的政策。例如基本消滅腫瘤後，合併應用分化誘導治療(如三氧化二砷、全反式維甲酸、中藥小複方松友飲等)，以“策反”癌細胞，使之改邪歸正。但分化誘導治療本身並無直接殺癌作用，單獨用此應對大的腫瘤難以奏效。分化誘導劑已有不少發展，例如(IDH1和IDH2變異體抑制劑等。
改造微環境。改造微環境重點有二，一是改造炎症微環境，二是改善缺氧微環境，就如同改善社會治安環境和改善物資供應也有助減少犯罪一樣。由於炎症對腫瘤的侵襲轉移起決定性作用，例如阿司匹林、唑來磷酸等抗炎劑可通過改善炎症微環境而抑制轉移。丹參酮IIA則可通過血管正常化改善缺氧而抑制轉移，延長荷瘤動物生存期。這如同道路到處有違章設攤，管理混亂，必導致運輸不暢，供給不足。癌細胞在缺氧環境下，必導致爭搶而促進轉移。最新的研究表明，微環境缺氧促癌轉移。
改造機體。百餘年的抗癌戰是建立在病理學的基礎上，一旦顯微鏡證實為癌細胞，便千方百計去消滅它，將抗癌戰視為局部戰爭。久而久之，變成“治癌”而不是“治療癌症患者”。近年越來越多資料提示癌症是全身性病變。改造機體，關注全身性干預，離不開神經系統、免疫治療、內分泌干預和代謝干預。
研究已注意到：癌的侵襲轉移由神經遞質主導，與神經纖維密度有關，去神經可抑制癌生長和轉移；心理社會因素(如應激)可調控癌細胞的基因演變，交感神經系統促癌轉移，應激可使乳癌轉移潛能增加，β-阻斷劑可減慢多種實體瘤的進展；多巴胺激動劑也有助術後腫瘤控制等，都是值得關注的神經系統干預線索。
繞開腫瘤抗原的難題，針對CTLA4和PD-1檢查點以提高免疫細胞的抗癌能力的發現，使癌症免疫治療得以復甦；筆者發現干擾素α作為癌症術後輔助治療已得到認可。
雌激素、雄激素、甲狀腺激素均與癌症有關，為此內分泌干預也值得研究。但這類屬於“改造”性質的療法，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見效，如雌激素受體陽性(ER+)乳癌用三苯氧胺治療，連續用藥10年比用5年者病死率減半。癌症是代謝蛻變，ATP消耗、脂肪代謝、糖代謝、抑癌基因PTEN突變均與癌症密切關聯，精氨酸可增強T細胞抗癌能力，以上均提示代謝干預的潛力。
綜合改造。在改造方面，人們往往忽視生活方式。業已證明，適度運動，包括游泳與步行，可降低癌症死亡風險。
3為什麼說“控癌戰”是持久
戰癌症是慢性病。傷風感冒，起病幾天，好起來一般需幾天。癌症起病幾年、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好起來也需數年。即使小肝癌根治性切除後，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5年內還有五成左右出現癌復發轉移。
癌症是全身性疾病。HanhanD等認為癌症有10個標誌，其中4個提示癌症是全身性病變，即：重組能量代謝、逃避免疫殺傷、促癌進展炎症和基因突變不穩定。MarteB認為，癌症不是一種疾病，而是多種疾病。要改善全身狀態，要對付多種疾病，顯然也非一朝一夕的問題。
臨床癌症處於敵強我弱態勢下。臨床所遇到的患者，實際上是經過多年，機體與癌的力量對比，由“我強敵弱”轉為“敵強我弱”的過程。一位面黃肌瘦的弱者，要變得身強力壯，也需時日。毛澤東認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其中原因之一也是“敵強我弱”。
4持久戰的重點是什麼
持久戰不是要患者整天綁緊神經，而是要在戰略上藐視，在戰術上重視。
要重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通常患者出院後多重視還需要用什麼藥。而對生活方式等則認為是無關重要的。實踐證明，像走路、買菜、適度游泳等，都有助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持之以恆當有遠效。毛澤東認為在持久戰中，游擊戰具有戰略地位，是“非同小可的事業”。
戰術上要有進有退。當前對待癌症的趨勢常常是“敵進我進”、“只進不退”。然而臨床癌症往往是敵強我弱的態勢，應當如同毛澤東遊擊戰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敵駐我擾，敵退我追”，也就是有進有退，擇機消滅敵人，而能有效保存自己。
要重視根據地建設。上面說的改造機體是通過神經、免疫、內分泌和代謝進行外來的干預。過去看病，常忽略調動患者的主觀能動性。事實上，人體有巨大的修復能力。筆者以為，改造機體是控癌戰的治本之道，既要應用外來的干預，更要重視調動患者積極性雙管齊下，這就是中醫學理念中強調的“扶正卻邪”。
筆者觀察到一些患者，雖手術切除肝癌，但病理發現癌已侵犯血管，屬轉移復發高危人群，但術後堅持游泳者，不少患者多年後未見轉移復發，從而在《消滅與改造並舉》書中提出“游泳和買菜能否作為處方”。
筆者單位的實驗研究發現，荷肝癌鼠給予適度游泳者，其生存期比對照組長，而過度游泳者則生存期比對照組短。究其原因，發現適度游泳者多巴胺明顯增高，提示神經系統起重要作用。為此，調動患者的積極能動性，可能產生內源性控癌因子(如多巴胺)，起到與外源治療相輔相成的效果。
5在控癌的持久戰中，中西醫結合值得期待
筆者沒有系統學過中醫，但筆者夫人是“西醫脫產學習中醫”者，加上筆者有限的臨床和實驗研究，以為在控癌持久戰中，中西醫結合值得期待。中醫中藥屬於綜合改造方面。其中整體觀、辨證施治、扶正祛邪、恢復失衡(陰平陽秘)和疏導等理念，恰可與西醫的理念(局部治療、一病一方、斬盡殺絕、堵殺為主等)互補。
在“消滅”腫瘤方面，西醫遠勝於中醫；而在“改造”方面，中醫有其優勢。如筆者單位的實驗研究，發現一個含5味中藥的“松友飲”，具有下調肝癌幹細胞標誌(降低癌的惡性程度)，改善炎症微環境，改善缺氧和改善免疫等作用，從而減少荷瘤動物的癌轉移和延長生存期。
為此，中西醫結合在整體與局部互補、宏觀與微觀互補、扶正與攻癌互補等方面，都很值得深入。筆者以為，從中藥中尋找抗癌新藥固然重要，但中醫學抗癌的理念，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維，值得去發掘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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