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每週工作5天，每天工作8個小時甚至更多。你收入還不錯，但是你不喜歡自己的工作，覺得它毫無意義。你不禁質疑，我們無休止的工作與加班，真的給世界帶來了什麼有價值的貢獻嗎？
著名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大衛·格雷伯直接戳破了這個夢幻泡泡，他創造了這樣一個概念：無意義工作。格雷伯使用了更過分的說法：bullshit job，在他的描述當中，這樣一類工作非但無益，甚至有害。即使是做這份工作的人暗地裡也會覺得它不應該存在。當然，你不得不去“假裝”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實認為如果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麼一如往常運轉，要麼會變得更好。
但實際上，調查顯示30%到40%的人，都在從事這樣的工作。
格雷伯舉例，比如在他的調查中，大多數公司的律師私下都認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師，世界可能變得更好。公關顧問、電話銷售員、產品經理和不計其數的行政人員也是如此。人們花錢僱他們坐著，接電話，假裝自己有用。進而，“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公共關係研究員、金融戰略家、公司律師等人，他們的工作就是組成委員會討論不必要的委員會的問題。”現代經濟中的大量工作如金融、法務、諮詢、人力資源、公共關係等，都沒有實際的意義。
“地獄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完成一件他們不喜歡、也不太擅長的任務上。”在格雷伯看來，現代經濟中的大量工作已經足以被描述為“地獄的一種可能版本”。
其實，早在格雷伯之前，暢銷作家斯坦利·賓（Stanley Bing）2007年的著作《一百種沒用的工作，以及如何得到它們》已經提出過類似的概念。無意義工作的矛盾之處在於，雖然職員本人也無法證明自己工作存在的意義，但作為職務的一部分，他們又感到自己必須假裝意義存在。這種令人怨念的矛盾狀態深深損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但人們對此避而不談。
在《日復一日的工作毫無意義？你該看看這本》一文中，作者俞冰夏很妙地將這種狀態概括為：“體力勞動傷身，狗屎工作傷心”。她指出，格雷伯看到了類似職位的關鍵問題：職員主觀能動性的完全缺乏，以及個人價值觀的完全扭曲。“有份無意義工作，且能意識到自己是在做無意義工作的人，往往會陷入一種徹底的絕望與抑鬱當中。”
這種無意義工作，通常有以下五種不同的類型。
首先，“走狗型”工作 。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體現出他們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讓他們的上級臉上有光。接待專員、行政助理、看門人都屬於這一類。因為如果你走進一間辦公室，發現沒有接待員，那麼它就不像是一個真正的公司。由於高管的聲望越來越多地以為高管工作的人數來衡量，因此他們通常會僱傭那些無所事事的人。
第二種，“打手型”工作。指電話銷售員、公司律師、公關、傳銷員、遊說者等。他們會積極替僱主出面，但他們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為其他公司也存在這種職位。比如，你不需要一個公司律師，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師；另外一個例子是電話推銷員，你需要他們僅僅是因為你的競爭對手有他們。一個牛津大學的公關人員的任務就只是讓公眾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學。很多做這類工作的人表示，“我們的工作是荒謬的，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大多數的公司律師似乎都有這種感覺。
第三種，“膠布型”工作，他們被僱來去修補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這些漏洞完全是因為老闆的懶惰或者不稱職。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務檯工作的女士，她的職責就是在行李沒有及時到達時去安撫憤怒的乘客。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去解決那些原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問題。
第四類，“打勾型”工作，就類似於在紙上打個勾，假裝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業的“慈善部門”和“社會責任部門”，它們根本沒在做慈善，也沒在承擔社會責任。他們通常使用書面文件或者嚴肅的報告來暗示某些事情正在發生，但實際上事情並沒有發生。
一個從事諮詢的人說：“我為全球製藥公司的市場營銷部門做數字諮詢，我經常與全球公關機構合作，並撰寫一些題為《如何提高關鍵數字醫療股東的參與度》的報告。報告裡是完全的、純粹的廢話，僅僅就是做給市場部門完成任務的。最近，別人付給我一萬兩千英鎊，讓我給製藥公司的客戶寫一份兩頁的報告，並要在一次全球戰略會議上發表。但是，這份報告最終並沒有被使用，因為會議根本就沒能進行到那個議程。”
學術界也類似，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來評估、監控、描述和提議，而不去做一些現實的東西。“打勾”就是一種替代實際工作的儀式。
最後，“包工頭”型工作，要麼讓別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麼監督那些不需要監督的人。公司的中層管理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層管理員會直截了當地和我說，“我心裡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來監督。”即使沒有了這些中層管理者，辦公室也能照常運轉。
無意義工作不見得是“糟糕的工作”（shit jobs），事實上，無意義工作可能光鮮亮麗，頗受尊重，且待遇極佳。無意義工作缺乏的實質性的意義和貢獻。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包工頭型工作就是典型的例子。格雷伯頗為遺憾地指出一個事實：我們的社會陷入了這樣一種弔詭，你的工作對別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報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處理者、建築工人、護士……
為什麼會出現大量無意義的工作？這一點恰恰體現出今天金融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則。
問題的答案不僅僅經濟性的，也是道德和政治性的。無疑，失業率太高會造成社會動盪，我們需要向社會人口提供更多的就業。而在後工業社會之中，大多數工作都屬於“第三產業”，即致力於分配或維護而不是生產商品。格雷伯指出了很微妙的一點：觀察近幾十年工作的擴張情況，會發現行政部門擴張得最厲害，甚至比“服務”部門擴張更多。雖然企業會無情地裁員，但受僱處理公文的小職員數量卻總在不斷增加。
我們能夠看到，在市場化的過程中，許多事物必須被量化，雖然有些東西並不適合量化。我們必須把所有東西都正式化，因為我們失去了社會信任。社會學家涂爾幹說過，在老式社會里，我們有更多的社會信任和社會性的團體，這會增強規則和契約的執行。但在自由市場裡，每個人都有佔其他人的便宜的可能，所以必須去監控並且用書面文件證明一切。因此律師和法律條文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也需要更多的員工去承擔這些工作。即使是在美國的大學裡，私立學校中的管理部門也要比公立學校裡的臃腫很多。
觀察前面提到的幾類無意義工作的性質，不難發現他們在一定意義上都指涉著某種主僕關係，更準確地說，這背後潛藏著“99%的人”和“1%的人”之間的勞動異化關係。如果1%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可支配財富，那麼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就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人）認為重要或有用的東西。
無意義工作的大量存在，成為最適合維持金融資本主義的力量——他們的職位使得他們更傾向於認同那“1%的人”的視角和情感，及其背後的金融化制度。
無意義工作最無意義之處並非工作本身，而是它所支撐的社會秩序和僵化的意識形態，以及受制其中的無力感和無意義感。反過來，有益社會的勞動一直被低估了，比如那些從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類工作的人，他們真正照顧他人，卻只得到很少的報酬，甚至無力顧及自己和家庭。這種不公平是最讓人難過的地方，但反常的是，人們卻往往認為事情本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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