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通向犬儒之路：人类价值系统的现代嬗变》
人类行动带有很大程度的目的性。“目的性行动涉及我们的一种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我们的主体能量与客观世界交织在一起；也涉及到现实性在主体身上所产生的一种双重影响; 首先，从主体意向上来说，一方面它是对现实内容的预想，其次，从主体情绪上来说，他又是对结果的追溯形式体现的客观对象的实现。”从目的的预想到目的的实现中间，正需要人类行动充当中介和桥梁。货币正是延伸和缩短目的论序列的一个最佳手段和持久动力，货币的演进历史也正反映着现代性对经济社会演变的颠覆性影响。货币不是现代性产生的根源，但却是其必要条件，这是因为货币在资本力量支配下，会具有各种特殊的社会建构功能。
现代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把货币定义为 “人们普遍接受的无论何处都可用以交换商品和服务的东西”，“可接受性不是指它是一个可用于消费的物品，而是指一种代表了能用于购买某种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的临时载体的物品”。
的确，货币作为人们经济交往活动的物性化媒介，其存在是与人的本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性中自利心理和对客体世界的占有欲求直接促成了货币的产生。货币作用于人类，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和动力，激活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反过来也加深了人对货币的依赖和敬畏。作为一般等价物，拥有了货币就意味着可以通兑一切，货币的力量在人性的促动下极度张扬。本来在生产和消费中由于时间和空间而相互隔离的不同个体及其利益，由于货币的介入而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中的经济链条上相互依赖的部分。正如吉登斯所说，货币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象征标志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对从总体上现代经济活动之脱域是极其关键的”。正是货币的这种脱域性，极大推动了人性的自由和发展，使人们跨越更大的区域和空间，通过货币作为纽带的交换关系而延及整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货币解放了人性，拓展了人的行动能力。人类经济从早期的物物交换到大规模商品贸易，交易量的剧增要求一种可以便利地作为交换尺度的特殊的中介性商品的出现，货币为人类提供了便利，使得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随着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它逐步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进行衡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润滑剂。经济学家也认为，衡量经济市场化的最重要指标，就是提高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的程度。这种货币化过程也使人的主观价值、个人意志在客观世界中得到衡量、定格和确认。货币以其涤荡一切 “神圣”的传统伦理价值的巨大力量，对价值世界的 “祛魅”，在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社会转入现代社会进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此故，封建统治者为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与伦理规范总是尽量严格限制货币的使用范围，更倾向于 “重农抑商”。因而，货币是第一个平等主义者，用货币取代了旧的特权。
然而，货币并不是有利无弊的。货币所承担的主要功能———价值通约功能，即是现代性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也在不断蛀食现代性的发展。货币的价值通约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体性。马克思早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专门谈到了货币的价值通约性，他指出：“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是一种能量巨大的、沟通观念世界与实在世界的桥梁，货币是表征现代性、主体性力量的重要手段——“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然而货币力量也在不断腐蚀着主体性自身，“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本质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显然，是货币使得人的主体性逐渐将自己从丰富的需要与规定性中抛离，将多层次、异质性的人生理想与生活目标整齐划一为对货币及其数量的崇拜和追求。货币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物，此刻却从一种流通手段和工具的地位而一跃至最高目的，反过来控制和制约着人的行为；从一种为着主体性更大程度发挥其影响力的创造物而成为不依赖于主体意志甚至与主体意志相对立的存在，迫使主体性对其屈从和膜拜。人本来是操纵、利用货币的，反而被货币所操纵和利用，人的表面的自由背后则在承受着现代性的新的奴役。这一过程就是货币的异化，而其直接结果则是人的异化。马克思对此深刻批评道：“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了它原来不是的那个 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在人的主观价值客观化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工具，它使得人的意志和权利具体化、物化。货币将人的关系转向物的关系，货币化使原属于人的社会交往行为外化为人与货币的关系。货币化在一方面赋予个人对客观世界中的一切 “他者”的普遍通兑的支配权的同时，也将个人的人格与本性抽离而后注入货币自身——货币越发表现出人格化特征，个体对个体的信任转化为个体对货币及其 “伟力”的信任。
西美尔也表达了对货币价值通约性的震惊：“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一，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在现代国家中，货币的价值通约性以及货币的异化不仅对个体的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对国家宏观政策层面所追求的建基于“账面经济”的 “经济增长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后现代主义经济学家达利认为，现代经济体对抽象的交换价值（货币和赢利性借贷）的过度强调可能存在着隐患。除非使具体的财富总量能和交换价值的积累量同步增长，否则为了使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相匹配，必然造成交换价值的贬值 ( 通货膨胀) 或其他形式的拒付债务现象。
事实上，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几种不同行为的集合则共同组成社会的子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物等四个子系统。然而每一个系统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和运转规则，每一个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都有其逻辑上的正当性，而他们之间却可能是对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社会子系统有着不可通约的价值追求”，而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主义则剑走偏锋，惯于把分别表现在各个子系统中的不同规范强行统一起来，以一套形而上的单一模式去统辖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破坏社会的异质性、多元化。以货币为主要表征的价值通约主义正是经济子系统统领一切、企图跨越经济的边界而对所有人类行为指手画脚的一个明证，人性中对真、善、美等多层次的追求，也就在这种货币的魔力与符号化的现代性泥沼中化为泡影，由此，渴求全面发展的人就蜕变为一个个片面追逐货币的 “单向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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