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苦人家的孩子，到喇嘛庙里的喇嘛，再到揭竿而起的一方豪强，最后成为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的人生经历也是异常的丰富。
李守信
李守信出生于1892年7月11日，出生在内蒙土默特右旗的普通农民家庭，祖上是闯关东来到此地的，几代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他是家里第3个孩子，出生时起名叫做李义。
父亲希望他继续做一个好的农民，但是小李义又机灵又好动，一张不像父亲老实巴交的样子，不愿意去田里劳作。正好这时候有一座喇嘛庙需要出家人父亲就把家里的老三李义送到庙里去当了喇嘛。当年小李义只有12岁，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称他叫三喇嘛。
小喇嘛
李义活泼好动，根本不是那种能静下心来好好念经的人。当时的年月，兵荒马乱，一年到头有扛枪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三喇嘛李义很是好奇又很机灵，容易的就和那些兵痞打成一片。1918年李义离开喇嘛庙，加入县民团，正式当上了大头兵。
这时候李义仍然是一位为人豪爽且善于交际的人没多久他就和附近势力较大的几个土匪搞熟了关系。慢慢的他觉得似乎自己拉起队伍来干土匪也挺好的，于是离开县民团，单干当上土匪。不到两年时间凭借着积累起来的人脉他就落了800多人的队伍。
民国时期的土匪
热河游击司令张连同很赏识这位有胆有识，十分机灵的土匪，于是将其招入麾下给了他一个连长的职务，李义也为了表达张连同知遇之恩的感谢，将名字改为李守信。
后来李守信也是多次立下战功，从连长升到营长，又从营长升到团长。
日本人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不断扩张，巩固在这一地区统治，拉拢了一批汉奸土匪为自己所用。李守信也成了他们要拉拢的那份名单上的人。
1933年3月，李守信团击落了一架日军侦察机，俘虏机组人员4人电台两部。日本人发现这是和李守信进行接触的一个好时机，于是指明要求让李守信带着机组人员和电台到关东军处用俘虏交换物资。
不知道李守信和日本人交流过什么，总之不久李守信打开他所镇守的开鲁地区大门，将日军迎入，从此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1933年4月，李守信的队伍被整编为热河游击独立师，他当上了司令员，纳入关东军的战斗序列，接受日本顾问团的“指导”。
伪军（影视剧照）
李守信投靠日本人之后的第一场大战是在多伦。李守信带领伪军占据多伦，当时恰逢中国军队组织长城抗战。以冯玉祥为首组织起全国抗日大同盟召集战士上万人准备围攻多伦。
进攻之前，冯玉祥派人找到李守信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希望他能为了民族大义反戈一击。但是李守信不敢反抗日本人又不想白白损失自己的力量优势同冯玉祥达成了一份协定。
1933年7月7日冯玉祥率领全国抗日大同盟近万名战士浩浩荡荡工打多伦，双方攻守三天三夜，战事胶着。三天后李守信的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告诉日本顾问如今只有死守等待多伦城破之后和抗日战士拼大刀片。日本顾问听后也不想丧命于此，于是联系关东军总部，允许李守信军撤离多伦。
冯玉祥
撤离多轮之后李守信部休养了15天，补充了大量的物资给养，又接到日军命令夺回多伦。
李守信与冯玉祥的约定是“借地20天”，所以在出发路上又磨蹭了几天，当他到达多伦城下正好20天吧。所以多伦城下当天又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冯玉祥“撤出”多伦城，李守信又“立一大功”。
多伦城一战全国抗日大同盟“一度占领多伦城，极大的打击了日伪敌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对于抗战的士气。而李守信也通过这样一战彻底的获得了日本关东军的信任，也算“双赢”。
不久日本关东军开始导演伪蒙政府的成立，有内蒙德王和李守信共同负责。但是由于德王一直强调“主权国家”，所以在最终协调之后，将“蒙古军总司令”一职授予李守信，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伪蒙政权纳入其中，但是地方自治。
当时的报道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八路军劝李守信投降，的李守信冥顽不化拒绝会见八路军代表，表示只向国民党投降，而且还下达了见到八路军要坚决反击的命令。
李守信投降之后，手下的队伍接受傅作义的改编，无兵无将，只得贿赂国民党高层，给予部分权利让他自己回到热辽蒙边境组织“人民自卫军”，李守信又回到了拉杆子当土匪的日子。或许是李守信在该地威望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拉起了5000人的队伍，但是在1946年12月被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剿灭。仅李守信一人仓皇出逃。从此他在国民党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1949年带领全家飞至台北安家。但是此时蒋介石有召见德王和李守信要他们去组织“蒙古自治委员会”，于是他又飞往宁夏一带开始最后的挣扎。
德王（左）和李守信（中）
宁夏解放之后，德王与李守信流窜至中蒙边界。本希望蒙古国能看在同族份上收留他们，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其一行接至乌兰巴托关进监狱不久引渡回国。
1950年9月20日，李守信被引渡回国，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直到1964年12月被特赦出狱。
出狱之后李守信被安排在内蒙古文史馆担任馆员，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而且逻辑清晰，将他对内蒙古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的历史状况全部口述整理出，作为昔日伪蒙政权2号战犯，他几乎就是一部内蒙古近现代史书。
1970年李守信因心力衰竭并发症去世，享年78岁。他的骨灰仍在北京，由外甥保管，按照他的意愿将会在两岸统一之后带回台湾和他1949年带到台湾的大太太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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