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门一边高喊“推行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另一面又容忍大批“高考工厂”的存在。一个明明错误的教育怪胎，不仅没有人制止，反而却有巨大的市场，成为部分人趋之若鹜的选择。这究竟是为什么？
2019年4月15日清晨，5:40一声铃响，衡水中学高三学生从宿舍楼跑出来，开始这天的跑操。（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9日《南方周末》）
一个明明错误的教育怪胎，不仅没有人制止，反而却有巨大的市场，成为部分人趋之若鹜的选择。这究竟是为什么？
河北省的衡水中学、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和湖北省黄冈中学，被媒体称为全国三大“高考工厂”（1），其实何止这三大高考工厂，应该说各省市都有这类以高考出名的“高考工厂”，被各省市树立的示范性高中，也多是“高考工厂”。这些示范性高中，究竟示范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多是高升学率，以获得高考的“状元”多而出名。这些“业绩”是靠什么获得的呢？它们大多不是靠平等竞争，也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而取得的，而是由政府配置优质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形成。这种教育资源的配置，导致我国城乡教育不均衡，实践证明，这种按照政府指令而建立的示范学校往往弊大于利，应当采取措施，逐步达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以从根本上实现教育公平的问题。
1998年12月24日，国家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第一项内容就是“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规划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抓起，要用科学的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培养幼儿健康的体质、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求知的欲望。”（2）这就说明，国家教育部是提倡素质教育的，贯彻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
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都发迹于1990年代初，那是我国教育上的一个拐点，当时的环境为应试教育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
衡水中学的“崛起”始于1992年李金池担任校长时，为了整顿学校纪律，他实行了封闭式的寄宿制，并且一步一步走上了军事化全封闭的、“无死角”的管理。那么，衡水中学奇迹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据介绍，它们的经验就是
两点：一是掐尖，二是军事化的无缝对接管理。所谓的无缝对接，就是以分秒来安排和控制学生的作息时间，从5：30到22：10，每天几乎学习16个小时，超过成人工作时间的一倍。
他们使用的法宝之一就是“考”，搞题海战术，几乎是周周考、月月考，一个高中女生保留了三年的考试书卷，摞起来竟有2.41米。另一个法宝是“扣”，凡是迟到、课堂说话、照镜子、发呆、大小便入厕超时、吃零食、男女生频繁接触等都要扣分，月月排名和公布名次，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一睁，学到熄灯。”难怪学生说，他们过的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生活。
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地处大别山山坳，偏僻得连地图上也找不到，但却因“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而闻名。每年竟有一万多人参加高考，惊呆世人。这该是多大的规模，每个班多达一百五十多人。这所学校瞅准了高考落榜生的巨大市场，每年竟有近万人由全国各地来复读，收费可观，大发应试教育财。
它与衡水中学如出一辙，也是实行全方位“立体无缝管理”，使得高考上线率达到80%。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与世隔绝，禁止一切文娱活动，剥夺了学生的一切合法权利，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个性。
对于这些高考工厂，教育界、新闻界、社会舆论界都不停地予以抨击。他们评论道（3）：“是典型的应试教育符号”；“扼杀了少年的天性，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宗旨”；“激情教育更像洗脑”，“传递的是有害成功学”；“素质教育越喊越空，应试教育越骂越成功”；“衡水中学是一个全天候的保姆”，是“全景监狱”：“高考工厂把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泯灭了”；“我们究竟是培养考试机器还是培养健全的人？”；“高考工厂步入了歧途，高考改革势在必行，尽快使中学教育正常化”。
17世纪捷克伟大的教育家杨·阿姆斯·夸美纽斯（Comenius Johann Amos，1592-1670）曾说：“学校是儿童心灵的屠宰场”（4），这是对学校教育最逼真的描绘。如果说，学校是儿童心灵的屠宰场，那“高考工厂”则更加残酷。这些“高考工厂”给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我们切不可忽略它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剥夺了青少年们的一切自由，压抑了他们的个性，窒息了他们的好奇心，泯灭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高考工厂是极端的应试教育，是反教育的行为，是反人性的，是必须要整顿和予以制止的。但是，他们却有恃无恐，像衡水中学居然还在云南、浙江等地办起了分校，不仅继续扩大极端应试教育的影响，而且还借办分校获得更大的利益，难道我们还能等闲视之吗？
奇怪的是，教育部门一边高喊“推行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另一面又容忍大批“高考工厂”的存在。一个明明错误的教育怪胎，不仅没有人制止，反而却有巨大的市场，成为部分人趋之若鹜的选择。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是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他们对“高考工厂”的作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于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他们是这些“高考工厂”的后台支柱，因为既有名又有利。安徽毛坦厂中学，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占了九成，使得当地的餐饮业、房地产、水电兴旺发达，甚至连烧香拜佛贡品也红火起来了。衡水中学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如2013年，该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就有104人（占全省80%），囊括了全省的文理科状元，600分以上的考生占全省五分之一。这些“骄人的成绩”无疑使得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感到光荣与骄傲，所以他们都成了“高考工厂”的卫道士。
其次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由于能够考上大学，所以他们获得了满足感。虽然他们缴纳了不菲的学费，起早贪黑地搞陪读，但他们得到了回报。就学生而言，虽然他们被判了“一年徒刑”（指复读），或者坐了“三年监狱”（指三年高中），但他们熬到了“金榜题名时”，也算了却了父母“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之愿。可是，他们看问题的方法却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只看暂时的，而忽视了长远；只看表面，而忽视了本质；只看虚假的分数，而忽视真实的素质。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如果以牺牲个性、好奇心、想象力、质疑和批判精神为代价，这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无数的事实证明，一个人成才和成功不是取决于知识和文凭，而是决定于隐藏在知识后面的智慧，而“高考工厂”恰恰是压抑了青少年们的个性，泯灭想象力，也窒息了他们的智慧。
再次是“高考工厂”的教师，也成了应试教育的拥趸和践行者。坦率地说，这些“高考工厂”的许多教师，既不懂教育学，也没有爱心，他们只是教书匠而已。匠者也，犹如铁匠、木匠、石匠，他们反复打造一件器具，那是重复性的劳作。这些学校的教师，对待学生就如打造器具一样，用枯燥的知识塞满学生的脑袋。可是，他们错了，器具是可以打造的，而人是不能打造的，而教育人必须顺应人的天性，必须让他们独立思考，自由地成长，使他们学会学习，这才是成才之道。那么，这些教师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推行应试教育呢？这既与教育理念有关，又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然，这些“高考工厂”里的教师是非常辛苦的，有的甚至累病了，他们也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也获得了不菲的工资待遇，据说衡水中学教师的工资比普通中学高出三倍，另外还有安家费和各种名目奖金，这也是他们愿意与学生一起“苦学和苦教”的原因。
在当今，“高考工厂”的存在是一个悖论，非常值得人们深思。如果说在1980年代初，大学毛入学率尚处于个位数的情况下，考生都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高考工厂”的存在还可以找到借口。可是，自2002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达到15%，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跨入到大众化的阶段。又据统计，到2018年我国大学在校人数3779万人，大学毛入学率已达45.7%，大多数省市毛入学率均已经超过50%，达到了普及阶段，像河南、广东、山东、安徽、河北、浙江、江苏、内蒙古等省份的高考录取率都超过了90%。也就是说，在这些省份，大学入学率已经普及了，基本上每个考生都能够上大学。然而，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恰恰在高考录取率超过90%的河北和安徽，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它们的存在还能够找到借口吗？
人们普遍质问：“高考工厂”究竟是我国教育的出路还是死路？在我看来，它们只能是死路，既然它们是一具僵尸，但为什么有些人却抱着不放呢？这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以牺牲原则换得了政绩；教师们以牺牲自己的身体，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学生和家长们以牺牲最重要的素质而满足虚荣心的需要。从国家的利益来看，必须整顿这些“高考工厂”，因为它们不可能培养健全的、高素质的人才。怎么遏制这些“高考工厂”？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政府认可和树立的示范学校，必须由政府来进行整顿，使他们尽快地回归到正确的教育轨道上来。实施素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重要。”（5）我相信，只要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叫停“高考工厂”，就能够很快收到实际的效果，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
要创办人民满意的好教育，就要尽快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是为至盼也！
（刘道玉，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文章有删改。本文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注释：
（1）揭秘中国三所“高考工厂”，《生活日报》，2014年6月15日。
（2）《光明日报》，1999年2月25日。
（3）李斌：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23日。
（4）[捷克]夸美纽斯著：《大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5）马克思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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