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下了一场冷雨，我去贾樟柯导演工作室的途中恰好赶上。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屋内的气氛有些沉闷。作为电影《半边天》的监制，贾樟柯要分担一部分宣传任务。
我到的时候，他正在接受一家视频媒体的采访，我站在人群之外保持安静，偶尔探头观望，他的头被器材遮住了，只能看见一个人的身体被围在种种工具之中。
贾樟柯的声音极为平和，听起来像是始终微笑着的。不管对方提出的问题或圆润或犀利，他都能微笑着，语调平和给一个答案。
他从一堆器材中间解脱出来，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这次采访。他整个人松弛的靠在沙发上，带上了墨镜，点燃一只雪茄，静静的盯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好像在玩似的。
那对我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采访，我觉得提问者有时像中医把脉，或许一个小时，或许两个小时，望闻问切之后，只要不是蒙古大夫，总能察觉出一些症状。但是在贾樟柯这里，聊到尾声，我依然没有摸到他的脉搏。
他给我的感觉很奇怪，我有时候会遇到因为虚假而产生距离感，有时候会遇到因为真实而产生熟悉感。而贾樟柯给我一种陌生而有距离的真实感，你相信他说的话，但是那种话很难懂，也很少有人讲。
但我想，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保留了彼此的真诚。我没听懂的时候，会说我回去想想。他没理解我的问题，也会再问一遍。没有人张嘴胡说，这是真诚交流的态度。
不懂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伤害，不懂装懂才是。但有时候，你也知道他是有一个界限的。那个位置就在那儿，不是逼问或者技巧能够跨过去的。他的底线就停在那儿，绝不后退。
采访是两个武人过招，他惯爱用云手。不推你，也不拉你，就守住那个位置而已。也许我再用力一点，面目狰狞屡下杀手，会多得到一点什么。但我不能那么做，不是豁不出去，而是狠不下心。面对一个始终微笑的人，至于吗？
他的情绪是极为稳定的，别人很难刺激到他，聊到高兴的时候不过微微一笑，惆怅的时候也就叹息一两秒。他很温和，但无比坚定。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他，“你觉得你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吗？”
他说：“我不是。”
我果断点头，“你不是。”
我不是他的影迷，当然也不是能够真正解读他的人。为了避免误读，我尽量少一些自以为是的理解。尽量把完整的对话展示给爱他的人，如他所说，他自有他的观众。
主编手记
妙人SHOW NO.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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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天
此次贾樟柯监制的电影《半边天》，是由五个国家五个导演共同执导，以女性为主题的大命题创作。《半边天》的中国部分，是由青年导演刘雨霖执导，著名演员刘蓓、王珞丹主演。贾樟柯看完成片，他觉得影片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贾樟柯评价说：“五个国家五个单元的五个短片，其实给我一个整体性的感觉，就像是在看一部电影。虽然空间会跳跃，人物会跳跃，肤色都会变，但是他们内容上是有机的紧密的衔接，就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的五个篇章。”
由刘蓓和王珞丹演绎的部分讲述了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在贾樟柯的人生中，母亲也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因为我父亲是个文人，他给我智慧的一面。母亲给我果断的一面，她行动力很强，绝不拖泥带水，也不思前想后。”
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很多人认为照顾孩子和做家务都是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一旦某一方面出了问题，人们的反应还是去责怪女性。
对此，贾樟柯说：“我觉得男性还是不太了解女性的付出。《半边天》里有一个比喻很打动我，说你看那个高压锅都有一个出气的地方，但对于女性来说，承受什么都要自己去消化。比如带孩子做饭，很多男性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说说笑笑就能做的事情，但其实女性在其中承受了很大的孤独感和压力感。”
我问：“您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他说：“她是一个愿意去理解人，也能够理解人的女性。愿意理解人是善意，能够理解人是能力，她结合的非常好。”
我问：“刚刚咱们说的做家务这些，在您家里，都是谁在做呢？”
“大部分是妻子在做。”他笑，“所以说，我这样的人都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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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想要走上社会的小镇青年
贾樟柯出生在山西，一个叫汾阳的小县城。在他的印象里，孩童时期大多数时间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在街上游荡。街上的每一家店铺每一个角落，他都无比熟悉，他是在街上长大的孩子。
贾樟柯父亲是中学的语文老师，母亲是售货员，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他不是无家可归，但总是彷徨街头。
我问：“那时候有目标吗？想过长大做什么吗？”
“没有，”他说：“长大就是目标。”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是“走上社会”，贾樟柯和他身边的伙伴们迫切的希望能够早点长大，去参加工作，不再花家里的钱，就算是走上社会长大成人了。
基于这个目的，有的人小学没毕业就去上班了，十几岁的孩子到厂子里做一个通讯员，拿个报纸递个茶，有了一份工作，那是很开心的事情。
贾樟柯说：“我也不爱学习，爱玩。成绩也一般，非常一般。”他着重强调了一下。但是，他没办法像那些伙伴一样辍学走上社会，因为家里有一个做老师的父亲。
做为一个语文老师，贾樟柯的父亲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贾老先生的爱好之一就是教儿子写古体诗，他出一个命题，自己先写一首，然后要求儿子应和一首。这种并非完全自愿的胁迫式教学，让贾樟柯和文字产生了亲密联系。
后来贾樟柯读了高中，开始接触朦胧诗，顾城、北岛、汪国真、席慕蓉……很多朦胧诗人他都很喜欢，自己也会模仿着去写。
我问：“为什么不去做一个作家呢？”
贾樟柯小学三年级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他能够以笔为生的。
“不知道怎么去成为一个作家，作家不都是业余的吗？”他笑，“你让我真当一个作家，估计我也不干，我那时候太贪玩了。”
后来我们聊到如果不拍电影，可能会过什么样的人生。贾樟柯想了一会儿，他说：“我可能一直写作，做一个业余写作者，也可能当个小学老师或者开个什么店。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在体制里生活。”
他说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不要在体制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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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渴望大城市的小人物
在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前，贾樟柯从没有离开过山西。他说：“那时候老家的大学没有电影专业，如果老家有，我就不会离开老家。我不是很渴望去大城市，我充分享受小城市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法。如果今天，我可能就在太原读大学。”
时间拉回到1991年，贾樟柯第一次报考电影学院，落榜。1992年，第二次报考，落榜。
贾樟柯说：“我那时候想当电影导演，但是也没门路。听说北京有这样一个电影学校，那就只能一次一次去考。也没觉得一定能考上，但是我每次专业成绩都排前二前三，就是文化课不行。因为我报考的是文学系，能考到二十八岁，我就每年都去考一下。考上就考上，考不上拉倒。”
1993年，贾樟柯第三次报考电影学院，谢天谢地，考上了。
小镇青年，进京了。
有人说：“从小地方走出来的人，都容易压抑、绝望、孤独。”我深以为然。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也常常能够感受到压抑、绝望而孤独的氛围。我问他，“你会常常有这些情绪吗？”
他笃定的回答：“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如果说我电影里的人绝望，不是因为他来自小地方，而是因为他是人。人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就充满了绝望感和孤独感，跟小地方大地方没关系。”
“不会有自卑感吗？”
“当然不会啊，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呢？”他反问我。
我说：“我就是小地方走出来的人，我就有自卑感啊。”
他说：“那不应该有的。”
不会自卑的贾樟柯对北京的初体验跟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有人会感慨于北京的灯火霓虹和繁忙街道，有人会沉醉于古朴的建筑群和潮流艺术区。
而在贾樟柯这里，北京对他最大的意义是：“能看到以前知道名字但是没机会看的……”
我以为他会说建筑或者人或者现象，但他说的是：“电影。”
“戈达尔啊，黑泽明啊，伯格曼啊，以前都只知道名字，哪有机会看啊？在电影学院，我们一天可以看四个电影，那四年都看疯了。”
他说的应该是高兴的那种疯，在电影学院，他过得特别滋润。很多人说贾樟柯是电影天才，我问他：“你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吗？”
他点头，“算有天赋的。”
1997年，贾樟柯拍了他第一部剧情长片《小武》。第二年，他带着影片去柏林电影节。
他说：“我有两方面很奇妙的感受。一方面，我觉得我就是最好的，去柏林我就觉得最佳影片肯定是我，那就是我。但同时又觉得无所谓，电影能放出来就行。有地方放，有人看，就挺好的。”
在柏林，《小武》获得了国外观众和评审的强烈认可。但贾樟柯对于他们的反应是保持距离感的。
我问：“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的电影，你都能始终保持自我肯定吗？”
贾樟柯说：“我基本上不需要别人肯定，我拍电影这个过程就像过家家一样，过家家是不需要别人肯定的。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从1998年开始，贾樟柯带着他的多部作品征战柏林、戛纳、威尼斯，屡屡收获大奖。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上，贾樟柯是常客，也是贵客。后来熟了，干脆请他做评委或者评审主席。
在国际舞台上，贾樟柯从崭露头角到声名鹊起，如今说举足轻重也不为过。但是在国内，认识贾樟柯的人或者看贾樟柯电影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一点，我是从电影票房数据上得出的结论。
有人为贾樟柯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了一句：“没有观众，是电影导演的最大耻辱。”
我拿来问他，贾樟柯说：“不算一种耻辱，但算是一种伤害或者遗憾。导演一直在寻找观众，没有人会拒绝观众。”
我问：“你也觉得被伤害或者遗憾？”
“没有。”他说：“不客观的时候会有伤害，当你客观的理解自己的工作特点，理解中国电影的现状，就不会觉得受到伤害。”
在国内，贾樟柯的崇拜者最集中的地方是山西。在山西的贾樟柯，就像在内蒙的凤凰传奇。
我在山西传媒学院读的大学，很多老师都是贾樟柯影迷，他们会在课上放贾樟柯的电影，一遍又一遍的讨论分析，哪怕未必得到他们想要的那种反馈。
我问贾樟柯，“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喜欢你？”
贾樟柯回答：“我觉得就是作品亲近。”
“地理位置上的？”
“生存经验上的。”
贾樟柯的电影永远都在拍小人物的故事，二十年过去，那个小镇青年已经成了蜚声国际的大导演，我很好奇，“你身边还能经常接触到小人物吗？”
他笑：“我也是个小人物啊，我还是个小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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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想象中的贾樟柯
贾樟柯本人和贾樟柯电影是一体的，他们常常给人一种不好下定义的感觉。
就像我问工作人员：“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对方总要歪着头想一下，没有人能脱口而出的概括，或者干脆说“不好说”。
跟他交谈之后也会产生那样的感觉，他不是简单几个词可以定义的人，也不是几千字的文章就可以分析透彻，艺术家不是那样浅薄的。
我请他给不了解贾樟柯的人推荐一部电影，他推荐了《山河故人》。我很意外是这个答案，因为这是贾樟柯电影中最不像贾樟柯的片子。
在《山河故人》上映后，曾有人打电话给贾樟柯控诉自己的失望。但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后，贾樟柯还是选择将这部影片推荐给不了解他的人。
也许被批判和被误解都是他能承受的，他可能还是在寻找他的观众。
贾樟柯已经拍了二十余年电影了，但是说起快乐和幸福感，他永远想起的都是拍电影的日子。在片场，贾樟柯只有两种状态，坐在那儿想事情，走过去说戏。
我问：“你在片场是那种会发脾气的导演吗？”
他忽然笑了，“你觉得我是会发脾气的还是不发脾气的？”
我苦笑，“说实话，我摸不准。虽然我们聊到现在，但我预测不了你的答案。”
他腼腆的说：“发脾气是难免的，发脾气也是助推效率的一种方法，证明你要强调一些事情。”
我问：“你发脾气的表现是什么？会沉着脸还是大声呵斥？”
他笑，“都有。”
“起作用吗？”
他笑说：“非常起作用。电影是独裁的艺术，没办法，电影不能讲民主的。”
除了拍电影，贾樟柯没有什么大目标。名利物质都不是他追求的，不是很有所谓。他说自己是很好养的人。
采访那天，他穿着看不出牌子的长裤、毛衣，普通搭配，说不上潮流和质感。
贾樟柯很满意，因为那是妻子让他穿的。他说给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自己只要求是深色的就好，那是在山西生活多年行成的习惯。山西风沙大，浅色容易脏。
贾樟柯说：“只要衣食无忧，就不觉得人生艰难。”
在片子不能放出来的时候，也不觉得艰难吗？
他的答案是：“也不是太艰难，某种程度上还挺好玩的。这是真实的想法，会有不平的感觉，但是也有不平凡的感觉。感觉自己在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儿，能带给自己一种骄傲感。”
电影之外，贾樟柯没什么目标，但是他很忙碌。
贾樟柯说：“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不工作的时候了。比如春节，有三天时间不工作，主要就是睡觉，我是一个枯燥的人。”
这不像贾樟柯说的话，我说：“你是不觉得自己枯燥，你是觉得别人认为你枯燥吧？”
他说：“对，我不枯燥，别人会认为枯燥。”
他的时间，一半在山西，一半在北京。除了拍电影，他还喜欢吃。在汾阳贾家庄，他开了一家餐厅。聊起这个贾樟柯非常得意，“非常好吃，很火爆，一座难求，价钱公道。”
我说：“很多人是冲着你去的吧？”
他来了兴致，摘下墨镜揉了揉眼睛，开始认真的跟我讲生意经，某些字眼带着家乡口音，仿佛一下子回到山西。
他说：“开餐厅这个事，冲着什么去都没用。开一年两年，再往下去还得是物美价廉，做得好吃，这是主要竞争力。”
我说：“假如两个人在你的餐厅点四菜一汤，两碗米饭，多少钱？”
他默默算了一下，“五十多块钱。”
的确，是很公道的价格。
我问他：“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他回答：“每天中午能够睡个午觉。”
我说：“这你可以做到啊，你可以左右自己的时间。别人给你安排中午的工作，你说你不做就好了。”
贾樟柯说：“我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时间，我不可以说不做，那样工作就完成不了了。”
除了拍电影，他还管理着十一家公司。
他说：“想做不同的事情，就要开不同的公司。做电影院，开电影院的公司。做电影展，要开电影展的公司。事儿都是艺术的事儿，但是管理都是商业管理。每家公司的帐看一天，也要看十一天，那是必然的代价。如果不看帐，就不能开电影院了，那想提供的放映空间就没有了。”
“以前获得了一些认可，但是还没开这么多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没这么忙？”
“一样。”他说：“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认可，九七年拍《小武》，九八年就获得认可，一直忙到现在。九七年是我比较闲散的一年，我把九七年视为我步入社会的一年。”
我问：“你怀念那时候吗？因为那时候你有很多时间。”
贾樟柯肯定的回答：“不怀念，因为今天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帮到很多人，我还是喜欢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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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丨赫希同 商务丨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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