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下了一場冷雨，我去賈樟柯導演工作室的途中恰好趕上。外面的雨淅淅瀝瀝，屋內的氣氛有些沉悶。作為電影《半邊天》的監製，賈樟柯要分擔一部分宣傳任務。
我到的時候，他正在接受一家視頻媒體的採訪，我站在人群之外保持安靜，偶爾探頭觀望，他的頭被器材遮住了，只能看見一個人的身體被圍在種種工具之中。
賈樟柯的聲音極為平和，聽起來像是始終微笑著的。不管對方提出的問題或圓潤或犀利，他都能微笑著，語調平和給一個答案。
他從一堆器材中間解脫出來，在短暫的休息之後，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裡進行了這次採訪。他整個人鬆弛的靠在沙發上，帶上了墨鏡，點燃一隻雪茄，靜靜的盯著自己吐出的菸圈，好像在玩似的。
那對我來說是一次很特別的採訪，我覺得提問者有時像中醫把脈，或許一個小時，或許兩個小時，望聞問切之後，只要不是蒙古大夫，總能察覺出一些症狀。但是在賈樟柯這裡，聊到尾聲，我依然沒有摸到他的脈搏。
他給我的感覺很奇怪，我有時候會遇到因為虛假而產生距離感，有時候會遇到因為真實而產生熟悉感。而賈樟柯給我一種陌生而有距離的真實感，你相信他說的話，但是那種話很難懂，也很少有人講。
但我想，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保留了彼此的真誠。我沒聽懂的時候，會說我回去想想。他沒理解我的問題，也會再問一遍。沒有人張嘴胡說，這是真誠交流的態度。
不懂對他來說應該不是傷害，不懂裝懂才是。但有時候，你也知道他是有一個界限的。那個位置就在那兒，不是逼問或者技巧能夠跨過去的。他的底線就停在那兒，絕不後退。
採訪是兩個武人過招，他慣愛用雲手。不推你，也不拉你，就守住那個位置而已。也許我再用力一點，面目猙獰屢下殺手，會多得到一點什麼。但我不能那麼做，不是豁不出去，而是狠不下心。面對一個始終微笑的人，至於嗎？
他的情緒是極為穩定的，別人很難刺激到他，聊到高興的時候不過微微一笑，惆悵的時候也就嘆息一兩秒。他很溫和，但無比堅定。
採訪快結束的時候，我問他，“你覺得你是一個好相處的人嗎？”
他說：“我不是。”
我果斷點頭，“你不是。”
我不是他的影迷，當然也不是能夠真正解讀他的人。為了避免誤讀，我儘量少一些自以為是的理解。儘量把完整的對話展示給愛他的人，如他所說，他自有他的觀眾。
主編手記
妙人SHOW NO.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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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邊天
此次賈樟柯監製的電影《半邊天》，是由五個國家五個導演共同執導，以女性為主題的大命題創作。《半邊天》的中國部分，是由青年導演劉雨霖執導，著名演員劉蓓、王珞丹主演。賈樟柯看完成片，他覺得影片已經超出了他的預期。
賈樟柯評價說：“五個國家五個單元的五個短片，其實給我一個整體性的感覺，就像是在看一部電影。雖然空間會跳躍，人物會跳躍，膚色都會變，但是他們內容上是有機的緊密的銜接，就像是在看一部電影的五個篇章。”
由劉蓓和王珞丹演繹的部分講述了母親和女兒的故事，在賈樟柯的人生中，母親也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說：“因為我父親是個文人，他給我智慧的一面。母親給我果斷的一面，她行動力很強，絕不拖泥帶水，也不思前想後。”
在當今社會，依然有很多人認為照顧孩子和做家務都是女性應該承擔的責任。一旦某一方面出了問題，人們的反應還是去責怪女性。
對此，賈樟柯說：“我覺得男性還是不太瞭解女性的付出。《半邊天》裡有一個比喻很打動我，說你看那個高壓鍋都有一個出氣的地方，但對於女性來說，承受什麼都要自己去消化。比如帶孩子做飯，很多男性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說說笑笑就能做的事情，但其實女性在其中承受了很大的孤獨感和壓力感。”
我問：“您妻子是一個什麼樣的女性？”
他說：“她是一個願意去理解人，也能夠理解人的女性。願意理解人是善意，能夠理解人是能力，她結合的非常好。”
我問：“剛剛咱們說的做家務這些，在您家裡，都是誰在做呢？”
“大部分是妻子在做。”他笑，“所以說，我這樣的人都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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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想要走上社會的小鎮青年
賈樟柯出生在山西，一個叫汾陽的小縣城。在他的印象裡，孩童時期大多數時間就是和小夥伴們一起在街上游蕩。街上的每一家店鋪每一個角落，他都無比熟悉，他是在街上長大的孩子。
賈樟柯父親是中學的語文老師，母親是售貨員，家裡還有一個姐姐。他不是無家可歸，但總是彷徨街頭。
我問：“那時候有目標嗎？想過長大做什麼嗎？”
“沒有，”他說：“長大就是目標。”
那時候有一個說法是“走上社會”，賈樟柯和他身邊的夥伴們迫切的希望能夠早點長大，去參加工作，不再花家裡的錢，就算是走上社會長大成人了。
基於這個目的，有的人小學沒畢業就去上班了，十幾歲的孩子到廠子裡做一個通訊員，拿個報紙遞個茶，有了一份工作，那是很開心的事情。
賈樟柯說：“我也不愛學習，愛玩。成績也一般，非常一般。”他著重強調了一下。但是，他沒辦法像那些夥伴一樣輟學走上社會，因為家裡有一個做老師的父親。
做為一個語文老師，賈樟柯的父親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賈老先生的愛好之一就是教兒子寫古體詩，他出一個命題，自己先寫一首，然後要求兒子應和一首。這種並非完全自願的脅迫式教學，讓賈樟柯和文字產生了親密聯繫。
後來賈樟柯讀了高中，開始接觸朦朧詩，顧城、北島、汪國真、席慕蓉……很多朦朧詩人他都很喜歡，自己也會模仿著去寫。
我問：“為什麼不去做一個作家呢？”
賈樟柯小學三年級就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他能夠以筆為生的。
“不知道怎麼去成為一個作家，作家不都是業餘的嗎？”他笑，“你讓我真當一個作家，估計我也不幹，我那時候太貪玩了。”
後來我們聊到如果不拍電影，可能會過什麼樣的人生。賈樟柯想了一會兒，他說：“我可能一直寫作，做一個業餘寫作者，也可能當個小學老師或者開個什麼店。但有一點，我肯定不會在體制裡生活。”
他說他十九歲的時候就告訴自己，不要在體制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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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渴望大城市的小人物
在考北京電影學院之前，賈樟柯從沒有離開過山西。他說：“那時候老家的大學沒有電影專業，如果老家有，我就不會離開老家。我不是很渴望去大城市，我充分享受小城市的人際關係和生活方法。如果今天，我可能就在太原讀大學。”
時間拉回到1991年，賈樟柯第一次報考電影學院，落榜。1992年，第二次報考，落榜。
賈樟柯說：“我那時候想當電影導演，但是也沒門路。聽說北京有這樣一個電影學校，那就只能一次一次去考。也沒覺得一定能考上，但是我每次專業成績都排前二前三，就是文化課不行。因為我報考的是文學系，能考到二十八歲，我就每年都去考一下。考上就考上，考不上拉倒。”
1993年，賈樟柯第三次報考電影學院，謝天謝地，考上了。
小鎮青年，進京了。
有人說：“從小地方走出來的人，都容易壓抑、絕望、孤獨。”我深以為然。在賈樟柯的電影裡，也常常能夠感受到壓抑、絕望而孤獨的氛圍。我問他，“你會常常有這些情緒嗎？”
他篤定的回答：“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如果說我電影裡的人絕望，不是因為他來自小地方，而是因為他是人。人本來在這個世界上就充滿了絕望感和孤獨感，跟小地方大地方沒關係。”
“不會有自卑感嗎？”
“當然不會啊，為什麼會有自卑感呢？”他反問我。
我說：“我就是小地方走出來的人，我就有自卑感啊。”
他說：“那不應該有的。”
不會自卑的賈樟柯對北京的初體驗跟絕大多數人都不一樣，有人會感慨於北京的燈火霓虹和繁忙街道，有人會沉醉於古樸的建築群和潮流藝術區。
而在賈樟柯這裡，北京對他最大的意義是：“能看到以前知道名字但是沒機會看的……”
我以為他會說建築或者人或者現象，但他說的是：“電影。”
“戈達爾啊，黑澤明啊，伯格曼啊，以前都只知道名字，哪有機會看啊？在電影學院，我們一天可以看四個電影，那四年都看瘋了。”
他說的應該是高興的那種瘋，在電影學院，他過得特別滋潤。很多人說賈樟柯是電影天才，我問他：“你覺得自己是有天賦的嗎？”
他點頭，“算有天賦的。”
1997年，賈樟柯拍了他第一部劇情長片《小武》。第二年，他帶著影片去柏林電影節。
他說：“我有兩方面很奇妙的感受。一方面，我覺得我就是最好的，去柏林我就覺得最佳影片肯定是我，那就是我。但同時又覺得無所謂，電影能放出來就行。有地方放，有人看，就挺好的。”
在柏林，《小武》獲得了國外觀眾和評審的強烈認可。但賈樟柯對於他們的反應是保持距離感的。
我問：“不管別人怎麼評價你的電影，你都能始終保持自我肯定嗎？”
賈樟柯說：“我基本上不需要別人肯定，我拍電影這個過程就像過家家一樣，過家家是不需要別人肯定的。享受這個過程，就可以了。”
從1998年開始，賈樟柯帶著他的多部作品征戰柏林、戛納、威尼斯，屢屢收穫大獎。在世界三大電影節上，賈樟柯是常客，也是貴客。後來熟了，乾脆請他做評委或者評審主席。
在國際舞臺上，賈樟柯從嶄露頭角到聲名鵲起，如今說舉足輕重也不為過。但是在國內，認識賈樟柯的人或者看賈樟柯電影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這一點，我是從電影票房數據上得出的結論。
有人為賈樟柯寫了一篇文章，裡面說了一句：“沒有觀眾，是電影導演的最大恥辱。”
我拿來問他，賈樟柯說：“不算一種恥辱，但算是一種傷害或者遺憾。導演一直在尋找觀眾，沒有人會拒絕觀眾。”
我問：“你也覺得被傷害或者遺憾？”
“沒有。”他說：“不客觀的時候會有傷害，當你客觀的理解自己的工作特點，理解中國電影的現狀，就不會覺得受到傷害。”
在國內，賈樟柯的崇拜者最集中的地方是山西。在山西的賈樟柯，就像在內蒙的鳳凰傳奇。
我在山西傳媒學院讀的大學，很多老師都是賈樟柯影迷，他們會在課上放賈樟柯的電影，一遍又一遍的討論分析，哪怕未必得到他們想要的那種反饋。
我問賈樟柯，“你覺得他們為什麼喜歡你？”
賈樟柯回答：“我覺得就是作品親近。”
“地理位置上的？”
“生存經驗上的。”
賈樟柯的電影永遠都在拍小人物的故事，二十年過去，那個小鎮青年已經成了蜚聲國際的大導演，我很好奇，“你身邊還能經常接觸到小人物嗎？”
他笑：“我也是個小人物啊，我還是個小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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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想象中的賈樟柯
賈樟柯本人和賈樟柯電影是一體的，他們常常給人一種不好下定義的感覺。
就像我問工作人員：“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啊？”對方總要歪著頭想一下，沒有人能脫口而出的概括，或者乾脆說“不好說”。
跟他交談之後也會產生那樣的感覺，他不是簡單幾個詞可以定義的人，也不是幾千字的文章就可以分析透徹，藝術家不是那樣淺薄的。
我請他給不瞭解賈樟柯的人推薦一部電影，他推薦了《山河故人》。我很意外是這個答案，因為這是賈樟柯電影中最不像賈樟柯的片子。
在《山河故人》上映後，曾有人打電話給賈樟柯控訴自己的失望。但是當我提出這個問題後，賈樟柯還是選擇將這部影片推薦給不瞭解他的人。
也許被批判和被誤解都是他能承受的，他可能還是在尋找他的觀眾。
賈樟柯已經拍了二十餘年電影了，但是說起快樂和幸福感，他永遠想起的都是拍電影的日子。在片場，賈樟柯只有兩種狀態，坐在那兒想事情，走過去說戲。
我問：“你在片場是那種會發脾氣的導演嗎？”
他忽然笑了，“你覺得我是會發脾氣的還是不發脾氣的？”
我苦笑，“說實話，我摸不準。雖然我們聊到現在，但我預測不了你的答案。”
他靦腆的說：“發脾氣是難免的，發脾氣也是助推效率的一種方法，證明你要強調一些事情。”
我問：“你發脾氣的表現是什麼？會沉著臉還是大聲呵斥？”
他笑，“都有。”
“起作用嗎？”
他笑說：“非常起作用。電影是獨裁的藝術，沒辦法，電影不能講民主的。”
除了拍電影，賈樟柯沒有什麼大目標。名利物質都不是他追求的，不是很有所謂。他說自己是很好養的人。
採訪那天，他穿著看不出牌子的長褲、毛衣，普通搭配，說不上潮流和質感。
賈樟柯很滿意，因為那是妻子讓他穿的。他說給他穿什麼他就穿什麼，自己只要求是深色的就好，那是在山西生活多年行成的習慣。山西風沙大，淺色容易髒。
賈樟柯說：“只要衣食無憂，就不覺得人生艱難。”
在片子不能放出來的時候，也不覺得艱難嗎？
他的答案是：“也不是太艱難，某種程度上還挺好玩的。這是真實的想法，會有不平的感覺，但是也有不平凡的感覺。感覺自己在做一件與眾不同的事兒，能帶給自己一種驕傲感。”
電影之外，賈樟柯沒什麼目標，但是他很忙碌。
賈樟柯說：“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不工作的時候了。比如春節，有三天時間不工作，主要就是睡覺，我是一個枯燥的人。”
這不像賈樟柯說的話，我說：“你是不覺得自己枯燥，你是覺得別人認為你枯燥吧？”
他說：“對，我不枯燥，別人會認為枯燥。”
他的時間，一半在山西，一半在北京。除了拍電影，他還喜歡吃。在汾陽賈家莊，他開了一家餐廳。聊起這個賈樟柯非常得意，“非常好吃，很火爆，一座難求，價錢公道。”
我說：“很多人是衝著你去的吧？”
他來了興致，摘下墨鏡揉了揉眼睛，開始認真的跟我講生意經，某些字眼帶著家鄉口音，彷彿一下子回到山西。
他說：“開餐廳這個事，衝著什麼去都沒用。開一年兩年，再往下去還得是物美價廉，做得好吃，這是主要競爭力。”
我說：“假如兩個人在你的餐廳點四菜一湯，兩碗米飯，多少錢？”
他默默算了一下，“五十多塊錢。”
的確，是很公道的價格。
我問他：“你理想的生活狀態是什麼？”
他回答：“每天中午能夠睡個午覺。”
我說：“這你可以做到啊，你可以左右自己的時間。別人給你安排中午的工作，你說你不做就好了。”
賈樟柯說：“我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時間，我不可以說不做，那樣工作就完成不了了。”
除了拍電影，他還管理著十一家公司。
他說：“想做不同的事情，就要開不同的公司。做電影院，開電影院的公司。做電影展，要開電影展的公司。事兒都是藝術的事兒，但是管理都是商業管理。每家公司的帳看一天，也要看十一天，那是必然的代價。如果不看帳，就不能開電影院了，那想提供的放映空間就沒有了。”
“以前獲得了一些認可，但是還沒開這麼多公司的時候，是不是沒這麼忙？”
“一樣。”他說：“我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獲得了認可，九七年拍《小武》，九八年就獲得認可，一直忙到現在。九七年是我比較閒散的一年，我把九七年視為我步入社會的一年。”
我問：“你懷念那時候嗎？因為那時候你有很多時間。”
賈樟柯肯定的回答：“不懷念，因為今天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幫到很多人，我還是喜歡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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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丨赫希同 商務丨週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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