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秉鳳:小得靠智,厚德依道

三木秉鳳:小得靠智,厚德依道


人生俗求,不過富貴二字!人生俗念,不過美妻良子,富者財豐,貴者位尊,妻者侶伴,子者傳後。富貴妾子源自何處?索者多多,思者渺渺。富貴乃人生之德化,今世之得,前生之德也!故《說文解字》曰:德者,得也。由無形之德化有形之得,乃為太極陰陽互生之理。無形之道德與有形之術得,乃太極陰陽有無兩端之互生,無中生有是道生萬物的過程。道德者,為先天蘊藉無形也,術得者,為後天造物有形也。天地無道不立,萬象無德不蓄,故《道德經》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四書五經之《大學》曰:德者本也。故天地有德而萬物恆生,社會有德而萬眾恆福。何者為德?德者得也,萬物皆由陰陽二氣化現,德乃萬物化生前的氣聚基礎,必依道而生。老子在《道德經》中諄諄告誡後人立世之德要承“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作為人道標準。故人道之德由“慈”、“儉”、“不敢天下先”三者組成。

慈乃人之內德,慈為仁愛之本!故自古仁者無敵,當堯舜文王可鑑,此為仁政之基礎;儉乃人之外德,興邦齊家修身之根本!物一成形便是定數,儉就是對內德的緩慢消耗。故業興於儉,業敗自奢,此為官廉之本份。不敢天下先者,自約自謙也!此乃中庸之道。其實我們依靠勞動智慧所得,實為小“得”也。真正大“德”者,得道多助,無為而治,天下心歸。古者稱人之“平安”方為祬福即平安為福,然今者幾人願意平凡?又幾人願意“安於現狀”,不明“得德互變”之理者,得者復失,德者恆得。

社會猶如一股股順勢而來的宏大波流,人猶如水面漂泊之物,能揚帆掌舵不為風浪所懼者已然少之又少矣?風起草偃,所以國家不能過責於百姓的隨波逐流,因為國家沒有及時向百姓提供出從善如流的公共信義平臺。當德與得不能形成陰陽交互的動態平衡時,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必然不能同步並肩前進!失去靈魂的形體就是行屍走肉!沒有道德的行屍走肉在空遊遍野,福矣,禍也?

自古以道安邦,政治講究王道蕩蕩,經濟講究商道信揚,人道講究誠來義往。在簡單的紅塵滾滾之中,官與民構成了國家社會的上下階層。能通過法律、政策、公共服務引導眾生者唯上官是也。所以國家立法要立良善之法!立公道之法!立義正之法!國家制策要立善策!立道策!立義策!官以政廉,然後方能正民天下。此之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正義而非利益的價值評價體系!但道德永遠是官民立世之本,官德影響國風,民德影響民風,社會風氣一旦惡化,即使財富豐厚亦無幸福可言!因為人類幸福源於精神快樂而非豐衣足食可得也。

國民若重塑“仁義禮智”誠信體系,道德文明建設比物質文明建設更加重要!其中社會正義價值觀建設乃重中之重!不以官高爵尊來評價其價值大小,不以財大氣粗來評價其價值大小,官有官德,商有商德,國有公德,家有家德,中華民族的傳統社會評價體系即迴歸道德評價體系,德在政為仁政,在官以儉廉,在行則中庸!人民所羨也,非官僚帝大,非富可敵國,而是用己之行為維護道德評價體系且能造福一方之僚官,如大司寇孔子,如政治家堯舜,如府尹包拯,如縣官海瑞等。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得者德也,德者得也,由無形之德化為有形之得,需要條件!由有形之得化無形之德,需要智慧!

社會價值乃人類對事物及行為的評判標準,人之本能就是追逐高“價值”之物,如果社會建立起一套以道德為評判標準的價值體系,天人和諧、政治清明、民風純樸、社會安定也許不請自來。昔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天下大亂之後,漢初“休養生息”僅僅幾代就出現“文景之治”的盛世,隋末李密農民起義同樣天下大亂,而唐初貞觀之治僅幾年復令大唐威名寰宇,此為王道蕩蕩,萬德歸厚矣。道德經曰:天之道,損有餘以奉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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