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中:一旦找到“失傳”的東西,整個書法史的路線將徹底改變

時間:2019年3月9日

問:譚振飛、龍友

答:邱振中

問:“唐法”這一概念提出很多年了,一直以來有許多人從理論和實踐等不同角度進行回應和研究,您如何看待這一提法?

答:“唐法”,提出這個概念,很可能是受到“唐人尚法”說法的影響。“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等,說得很聰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同時也是一種禁錮,限制了人們對不同時代書法特徵的深入認識。

對一個時代的認識,用“尚法”、“尚韻”這樣的詞來概括,在某種程度上使人忘記了它的多面性。你說有哪個時代不尚“法”的?各個時代理解的“法”不同而已。作為一位書寫者,對法度、技法沒有相當的把握,是不可能走到前列的,也不可能創作出這個時代的代表性作品。一件作品的韻致、法度——今天我們還可以說它的含蘊、意義等等,都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從技法的角度來說,會碰到很多具體的問題。比如說唐代早期的歐陽詢、虞世南,他們接受的實際是來自南朝和隋的影響,他們進入唐代的時候年紀都很大了——雖然他們在晚年寫出了傑出的作品,風格也有所變化,但是他們所有的訓練和他們對書法的認識、感覺的形成,都在唐以前。

我們用唐、宋、元、明來劃分書法史上的時代,是為了敘述的方便。書法史極少數的時候有清晰的界限,大部分是一個逐漸演化的結果。唐代延續了幾百年,人們採用的技法,經歷了複雜的演變。

唐代行、草書墨跡留下的不多,狂草墨跡存世不到十件,其中有的作品水平不高,有的作品書寫者的身份還有爭議。書法史上,由於資料的不完備,很多時候演變的過程是被掩蓋的。行書幸運的是留下了《祭侄稿》(圖一)——還有些其它的作品,但都不能和《祭侄稿》相比。


邱振中:一旦找到“失傳”的東西,整個書法史的路線將徹底改變

圖一 顏真卿《祭侄稿》(局部)

初唐楷書繼承前朝遺產,對筆的操控集中在節點上,有意無意,形成提按、留駐的特點;到顏真卿、柳公權的時代,提按誇張,點畫中部更顯得簡略,影響到後代的行書、楷書以及其它書體。——不必匆忙評價這種變化,首先要注意的是由此而區分出兩個不同的書寫體系:“楷前行書”和“楷後行書”。這裡所說的“楷”,特指唐代楷書。

顏真卿的行書與楷書不同,《祭侄稿》繼承了“楷前行書”的特點,而歐陽詢的《卜商帖》、《夢奠帖》與陸柬之的《文賦》(圖二)與唐代楷書關係密切,後世行書那種注重關節、點畫中部平拖直過的筆法即導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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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陸柬之《文賦》(局部)

當我們說到唐代書寫的歷史進程時,“唐法”成為一種歷史的概念。對“唐法”的考察離不開對整個技法演變歷史的思考。“唐法”是整個技法史的一個階段,也是一個內涵不斷在變化的概念。這樣來看問題,才能對“唐法”有一個客觀的、深入的認識。關於這一點,我在《關於筆法演變的若干問題》裡說得很多了。

問:唐楷的出現對草書、行書產生了很深的影響,這也是特殊的歷史現象,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現象看成一種創造,一種對筆法的開拓?

答:其一,有新意,這是我們仍然珍惜歐、陸等人作品的原因——後世少有能及者,但它無疑是一種簡化,影響所及,江河日下,線條內部運動的簡化不可阻擋,使書寫的表現力受到損害。其二,它帶來風格化的趨勢。“風格”是一個無法確切定義的概念,嚴格地說,誰寫的字沒有一點個性?如果在風格之外再要求對技法、構成的開拓,極為罕見——人們慢慢地也就不提它了。後來,判斷書家的成就,便僅僅以風格來衡量,書法史由此而改變了軌跡。

問:最近在日本舉辦的“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顏真卿《祭侄稿》在日本首次公開展出,可謂席捲而來、萬眾矚目。在您的著作中,對顏真卿這件作品也非常重視,並將它作為行書技法訓練的重要範本,是否能給我們談談你怎樣思考這些傑作?

答:今天談論書法,有一個關鍵詞,這個詞叫做“失傳”。書法中有很多偉大的技術和要領丟失了。每一代人都承認這一點。它成為談論書法的共識:今不如昔。顏真卿後世沒有人能比得上,王羲之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是根本無法重現的歷史現象。後世研究書法,都把“失傳”作為默認的格式。——我們要記住,今天的書法史是不完整的,某些重要的東西早已流失。

我說過“不會再有一個王羲之或顏真卿”,其中包含著我對完全重現歷史的懷疑,但是對傳統中的某些核心要素,我始終在探索中。過去一些年,研究、書寫有所推進,今天說到這些,包含兩層意思。

第一,大家都接受的事實是,書法中很重要的東西“失傳”了。如果結合這個展覽再仔細想想——《祭侄稿》就在你眼前,這樣的觀點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可能重新找到那些“失傳”的東西?一旦找到,整個書法史的路線將徹底改變。——問題是怎樣去尋找,怎樣觀察、思考,把那些“失傳”的東西一點一點揭示出來。如果我們能做到——只要開始做到、做到一點兩點,我們就繞過了漫長的“失傳”的時代,把今天的書寫接著那些偉大的傳統做下去。

第二,怎樣做。現在談起過去的傑作,人們都說“行筆流暢”“氣息優雅”“生動”而“有韻味”等,但這些都是感覺的表述,對我們尋找失傳的東西沒有什麼幫助。我們需要的是“當於目而有據”,就是能看見、能說清、能操作,只有到這個程度,才有可能找到失傳的東西。

書法史中留存下來的傑作雖然非常少,但畢竟有留存——某些最偉大的作品沒有失傳,失傳的是我們解讀的能力,以及獲得其中重要技巧的可能性。既然作品在這裡,如果我們恢復了觀察、解讀的能力,不就恢復了失傳的東西嗎?

千餘年來,我們偶爾在有才華的人身上窺見一點靈光,這是不夠的。我工作室牆上掛著一張放大的《古詩四帖》(圖三),纖毫畢露——看著它,我想,當年寫它的人對書寫要領到底掌握到什麼程度?——這位書寫者自己不知道,他說不出來,後代也沒有人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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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傳)張旭《古詩四帖》(局部)

今天我們可以去做這個工作。一點一點發掘。我做了差不多四十年,有不少發現,但人們不怎麼留意,因為他們處在另一個書寫系統中,視而不見。

問:一般來說,學習唐以前的東西,總繞不過唐代,越不過唐代的觀念或者技術,為什麼唐代的東西現在還會影響到我們?我們有沒有可能,重新和魏晉連接起來?

答:不是唐代影響了我們。誰繼承了顏真卿的血脈?——大致的形狀而已,細節差不多已經抖落乾淨。那個“受”字末筆的筆法(圖四),誰看出過、把握過?千餘年來無人見出。人們受到的影響是民國、清代、明代——到明代已經是佼佼者了,再往上真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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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祭侄稿》中的“受”字,注意末筆下側輪廓中部向外凸出的一段弧線,這是“絞轉”筆法所產生的特殊效果

我說說當代的可能性。印刷條件的改進使我們獲得前所未有的便利,思想方法的改進使我們能夠把感覺紮紮實實地朝深處推進,並且能夠開始做出清晰的陳述。所有有興趣的觀察者都有可能做進一步的思考。我面對的《古詩四帖》放大精印本,當然與原作有差異,但是眾多細節已經呈現在眼前——這可不是博物館的展示能替代的。朝夕相對,看了想,想了看,對於一個敏銳的觀察者,他就有可能進入到作者技術與構成的核心裡去。——當然,僅僅發現是不夠的,他還要把領悟到的書寫出來。

失傳的技藝必須要有人在作品中呈現出來,現在也已經開始出現。但對它的認識和傳播仍然需要時間——也許是漫長的時間。就像1992年,一位書法界的朋友問我,探索性的書法創作進展如何?我說,大家都還是原有的觀看方式、原有的判斷標準,即使現代書法創作中出現了傑作,你也看不出來。到今天,這種情況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並無改變。

如果觀察、思考的方式不改變,《祭侄稿》再讀一千年,也不會有新的發現。大家已經習慣了一種觀察方式,用那種方式是看不出失傳的“古法”的。如果說,我們已經呈現出某些早已失傳的“古法”,那真要顛覆人們的“三觀”。

假如我說的是對的,並且從某一點開始,我們還在不斷獲取,整個書法史的骨架就改變了,就跟千百年以來人們所認識的書法史徹底不同了。它的含義、走向,所包含的精神內容,便有了質的變化。日本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和上海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的出現,都是這種改變的徵兆——人們似乎已經察覺到一點什麼,於是想重新梳理我們熟悉的歷史——對於渴想深思者,這種展示實際上是對重塑觀念的極大支持。

假如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一個偉大的書寫者,他當然蘊含著王羲之,但不會跟王羲之一樣。——然而,要讀出其中的歷史和新意,對觀察者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日本人提出“后王(鐸)勝前王(羲之)”。藝術史不存在“勝出”的問題,但王鐸確實在王羲之之外貢獻了很多(圖五)。他的出現提醒我們要重新定義書法史和書法家。優秀的書家除了氣息好、修養好,還必須有才華、有想象力,在書法的視覺和構成上有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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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王鐸《柏林寺水》

書寫者對書法史的貢獻要仔細鑑別。比如董其昌貢獻的是風格,而王鐸提供的是結構和用筆的方式——他並不缺少對風格的貢獻。他們是兩類書家,從書法史的推進來說,王鐸無疑更重要。

如果我們不這樣區分,就沒法界定一位書家對歷史的貢獻。每個人都是“氣息好”“有個性”,區別何在?必須說清楚,這一筆跟那一筆的意義之所以不同,它們又是怎樣對歷史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書法史和書法理論都要做到這一點。

問:什麼妨礙了我們?

答:歷代絕大部分人的書寫,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時勢造英雄”。每個時代的書法,實際上是那個時代書寫方式和觀念的產物,而傑出的作品往往是眾多因素作用的結果。

其他的人能不能超越這個時代的侷限,獲得一點超出這個時代的東西,例如在宋代而獲得一點晉人的技巧?——偶爾有,如米芾,他真的獲得了一點;王鐸,如果我們仔細尋找,也獲得了一點。鳳毛麟角。但這一點也不足以造就偉大的作品,不足以造就《祭侄稿》和《喪亂帖》(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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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王羲之《喪亂帖》

後來的時代,大家都臨摹《祭侄稿》,天知道是用什麼方法臨的。——例如董其昌,他不過是用自己的習慣在抄寫顏真卿的文辭,但是董其昌在他那個時代是佼佼者。他比別人多出那麼一點點,所以別人認為他最聰明、最有才華。至於董其昌技法的主體部分,不是從顏真卿那裡來的,而是從他周圍的人、從他那個時代來的(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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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董其昌《書畫冊》(部分)

當你不需要那樣去鑽研傑作,就已經成為一個佼佼者,有名望、有地位,你還會去做什麼?你不會去竭盡全力尋找那種大家都認為已經失傳的東西。沒有動力,也沒有必要。人們認為你就是頂級的書寫者和解說者,你所做的就是“書寫”的全部含義。於是一代一代,都僅僅忠實於自己那個時代,而與偉大的書寫相去日遠,宛同雲泥。


作者:邱振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書法與繪畫比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美術館展覽審查委員會委員,潘天壽研究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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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丨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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