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导演拍摄藏族题材，“身份”是很难绕过的议题，这也是电影本体之外，万玛才旦的作品在国内备受关注的原因。但绕过身份和题材，作为导演，万玛才旦和他的藏族伙伴们最终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创作本身，这也正是万玛才旦在《撞死了一只羊》中探索的问题。
记者/宋诗婷
《撞死了一只羊》里的两个金巴
“彻底的救赎”
“东风卡车在一片广袤无际的沙地上扬起滚滚黄尘由东向西飞驶。车上装满了货物，货物用草绿色的篷布罩得严严实实。驾驶室里就我一个人。此时，困倦不断袭来，让我连连打了几个哈欠。”
“这会儿，我开着我的大卡车已经在荒野上了。荒野上看不到半个人影儿，让人心烦。后面扬起的尘土，几乎把大卡车给淹没了。已经是午后了，太阳很毒辣。我有点困，打了几个哈欠。”
这是两篇小说的开场，前者出自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短篇《杀手》，后者出自另一位藏族作家、导演万玛才旦的短篇《撞死了一只羊》。
2000年，万玛才旦第一次在《小说选刊》上看到小说《杀手》，就立刻想到了自己的那篇《撞死了一只羊》。“都是发生在路上的故事，主人公都是一个司机，涉及相似的救赎、解脱主题，很容易糅在一起。”他打算用这两部气质相投的小说改编一部电影。
故事酝酿了好几年，终于在2017年开机了。9月底，万玛才旦带着一个50人的剧组住进了位于青海玉树的不冻泉青年旅社。秋天还没走，但高原已经很冷了，零下十几度，缺氧，大伙儿觉得有点难挨。他们在等，等一场雪，好让演员金巴开着他那辆旧卡车孤独上路。
把雪等来那天，剧组从青年旅社出发，开了两小时车，到达海拔5500米的可可西里。那里有一条路，从一个出口到一座桥边，十几分钟的车程，路况稍好，极少有牛羊经过，是万玛才旦堪景时精心选定的地方。
雪还在下，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也就有了着落。穿着皮夹克、戴着墨镜、发如野草的金巴钻进了那辆蓝色旧卡车，他踩下油门，开始在这条并不长的公路上来来回回。
这段拍摄凑成了《撞死了一只羊》前十几分钟的剧情。雪天，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公路上，一位货车司机正在赶路。雪过，天晴，货车司机仍在赶路。路上没有人，没有车，连一个活物都没出现过。
这十几分钟里，电影没有一句台词，只有车中劣质音响放出的藏语版《我的太阳》和金巴不着调的哼唱。在这漫长的沉默里，万玛才旦让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合体了。
被糅在一起的《杀手》和《撞死了一只羊》讲了两个看起来矛盾的故事。在《杀手》里，搭车的康巴人要去一个叫萨嘎的地方，找一个叫玛扎的男人报仇，对方杀死了他的父亲。周而复始地复仇，这是康巴人的传统，听起来古典，但直到今天，这一传统还没有完全消亡。而在《撞死了一只羊》里，司机的卡车撞到了羊，无意间的杀生令司机心怀愧疚，他请寺院僧人为死羊念经，送它去天葬，一路上想尽办法消减内心的愧疚。
将两部小说合成电影时，万玛才旦用影像将两个看似矛盾但内在统一的故事视觉化了。撞死羊的金巴路上遇到了要复仇的金巴，相同的名字，画面中各占半边的构图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
电影里，司机金巴被好奇心和命运驱使，回程路上转去萨嘎，寻找杀手金巴。在小饭店和仇人家里，司机了解了整件事，杀手在仇人孩子面前心生怜悯，放过了一直在等待索命的玛扎。复仇没有完成，真正的救赎没能实现，心怀仁慈的司机金巴念念不忘。回家路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在一个雪天里化身成杀手金巴，替他杀死了玛扎，两家世代的仇怨被了结了。司机金巴、杀手金巴，还有玛扎都在这场梦中得到了救赎。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和彻底救赎的故事。”听起来有点绕，万玛才旦说，《撞死了一只羊》不同于他之前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一个和梦境、传奇有关的故事，“是一个相对虚幻的故事”，对于传统与现代性的反思是在梦中完成的。“为羊念经、天葬是司机金巴的自我救赎，他在梦中杀死玛扎是救赎了杀手金巴和玛扎。只有传统被终结，才能进入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更彻底的、有象征意义的救赎。”当救赎完场，电影画面中的秃鹰变成了飞机，传统与现代完成了交替。
身份与反思
藏族导演拍摄藏族题材，“身份”是很难绕过的议题，这也是电影本体之外，万玛才旦的作品在国内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很多符号性的东西会被放大解读。在《撞死了一只羊》里，两位金巴都曾在同一个饭店的同一个座位吃饭喝酒，与同一位老板娘打交道。司机金巴在拉萨啤酒和百威啤酒间选择了后者，而杀手金巴选择了传统的拉萨啤酒。“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主要是想增加电影的幽默感。”万玛才旦如此解释。
但不可否认，在人物设置上，导演强化了两位金巴观念和性格的对比，这种对比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司机金巴张扬，一身现代装束，太阳眼镜永远架在鼻子上，他是老板娘眼中“不太一样”的外来者，是能和对方调情的人。而杀手金巴沉默，一路走着去复仇，只喝拉萨啤酒，为了守住传统，十几年如一日地寻找、等待仇人的出现。
将两个外形和性格完全不同的“金巴”放置在一起，可以理解为两个人，也可以把他们视为一个人的相互撕扯的两种价值观和两种处境。在万玛才旦看来，这也是当下很多藏族人最真实的生活和思想状态。
几乎是从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开始，万玛才旦就在电影中展开了关于民族传统和现代性的思考。
这两种文化的冲击最先体现在他本人身上。在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系统学习电影之前，他曾在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也基本在藏语和藏文化体系内。到了北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能够站在外部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和传统。
带着这样审视的态度，万玛才旦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作为一位藏族导演，他很早就有意识地避免在电影里将藏族和藏区奇观化。在这方面，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给了他灵感。“文化上没什么共同性，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但他电影中展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地域特色是让人亲切，能够共情的，和以往我们从电影中对那个区域和宗教信仰的理解不太一样。”万玛才旦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无论从电影本身还是预算角度考虑，都要先放弃那些宏大题材，要真正进入藏族人生活的内部，讲述关于人的故事。
和阿巴斯的很多电影类似，《静静的嘛呢石》的主角也是个孩子——一位小喇嘛。他避开了大众想象中寺院庄严、肃穆的环境，避开了探讨宗教信仰，选择从一个小喇嘛的视角展现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的关联与隔阂。
《撞死了一只羊》里的饭馆老板娘扮演者索朗旺姆
很多世俗元素进入了小喇嘛的日常生活。过年回家时，小喇嘛第一次用家里的VCD机看到了藏语版的《西游记》，他被这故事深深吸引。为了让寺院里的师傅和师兄弟也能一起娱乐，他想把电视机带去寺院。心愿达成后，父亲准备驮着电视机回家，小喇嘛在寺院的法号声中望着父亲和《西游记》远去，依依不舍地回到了自己的宗教生活中。
如果说，《静静的嘛呢石》呈现的还是民族传统与现代世俗生活之间温柔的互动，那《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等作品就显得更为残酷，也更具批判性。
可以说，万玛才旦更大范围地受到关注是从《寻找智美更登》开始的。2009年，他凭这部电影拿到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
《智美更登》是一部传统藏戏，曾是每个藏族人都了解的剧目。但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传统藏戏式微，年轻人不再愿意看这些传统剧目，演员们也自然不再愿意排演。《寻找智美更登》的故事建立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上。导演和摄影师想拍《智美更登》的故事，他们深入藏区寻找男女主角，女主角找到了，但答应出演的条件是王子要由她的前男友出演。于是，一行人踏上了寻找“王子”之路。电影有点戏中戏的意思，《智美更登》的传说和爱情故事夹杂在几段正在进行时的现代人情感故事中，藏戏传统、藏区生活和现代青年的情感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和《静静的嘛呢石》相比，《寻找智美更登》文本的层次更复杂了。
《老狗》的批判性和话题性更强。在一段时间里，万玛才旦发现，作为藏区独有的品种，藏獒被追捧得厉害。有了市场，就有了交易，在藏区内部也就出现了利益与原则之间的对抗。《老狗》里的父与子的矛盾是这些对抗的缩影。老人把藏獒视为放牧人的朋友，他牢牢守着牧人的传统，守着藏獒，即便它在变老，变得不中用。儿子则站在了利益的一边，在卖狗人的怂恿下，想把老去的藏獒卖给城里人做宠物，临了再赚上一笔。此时，藏獒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动物，它变成一种象征，是守坚守传统还是向现代生活、向市场和利益妥协？这问题横亘在父子之间，也存在于整个藏族人的现代生活中。
到了拿到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塔洛》，万玛才旦对于身份和民族传统的探讨已经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电影的叙事中。《撞死了一只羊》中人物对照的方式在《塔洛》中已经运用得很清晰。塔洛一身藏人穿戴，留着不合时宜的小辫子，只抽旱烟，没进过KTV，能流利地用汉语背诵《为人民服务》。而他在理发店里遇到的女孩杨措则是彻底被城市生活改造过的藏人，她短发，穿戴时髦，抽薄荷味女士香烟，夜生活丰富，甚至性观念都是前卫的。在这种饱含着欲望和情感的现代生活冲击下，塔洛拥有了名字和身份证，却彻底迷失了。
导演万玛才旦在拍摄现场
“藏地新浪潮”
算起来，万玛才旦是第一位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出身的藏族导演，在他之前，藏族几乎没有出过导演，也几乎没有本族人拍摄的展现藏区生活和文化的电影。也正因如此，万玛才旦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的承前启下的作用，被视作“藏地新浪潮”的引领者。
“‘藏地新浪潮’这个名字我第一次见到大概是2009年左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了一个我的作品展映，最先用了这个说法。后来，松太加、拉华加等藏族导演的电影陆续出来，国内也开始有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这是对这几年藏地电影区别于以往藏族题材电影的整体性说法，是关于创作方法的。”万玛才旦解释。
除了自己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品产出节奏，万玛才旦褪去偏见，跳出景观式呈现的电影理念和美学倾向切实地影响了很多藏族电影从业者。几乎是从《静静的嘛呢石》开始，他也有意识地在演员、美术、录音、音乐等环节启用藏族工作人员，如今，很多人已经真正进入了电影行业，甚至开始了独立创作。
去年，另一位藏族导演松太加凭自编自导的电影《阿拉姜色》拿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是万玛才旦之后，藏族导演第二次拿到这个奖项。松太加正是出自万玛才旦的团队。2005年起，他曾担任万玛才旦两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的美术设计，后来，又在《老狗》中做了摄影师。
如今，从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开始就与万玛才旦合作的藏族录音师德格才让也开始创作自己的导演作品了。正在剪辑的《他与罗耶戴尔》是一部音乐公路片，结合了他最熟悉的音乐和电影两个元素。
那些早年与万玛才旦共同探索电影可能性的伙伴已经有了独立创作能力，更多受到万玛才旦作品激励的年轻人也将目光投向了电影领域。和前辈们不同，新一代藏族电影人大多科班出身，在起步阶段就与国内多数电影从业者拥有相同的教育条件和创作平台。同样是去年，1989年出生的藏族导演拉华加的作品《旺扎的雨靴》在当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到最佳导演奖，电影的制片人也是万玛才旦。
对于以万玛才旦为首的这些藏族电影人来说，身份给了他们更醒目的标签，但如果沉溺于其中，这或许也是局限。
身份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优势和劣势，万玛才旦在当年小说创作时期就思考过。当时，他同时创作藏文小说和汉语小说。在两种语言下，他的创作思路并不相同。“藏语的小说批判性更强一点，更讽刺现实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对藏族读者来说有现实意义。但在藏族文化之外，这些批判性的东西就没那么有意义了。所以，用汉语写作时，我会抛开这些层面，让文学更贴近自己的内心，用一种更有普遍性的情感来创作，技巧上也更先锋一些。”
从文学转换成电影也一样。和以往的作品相比，万玛才旦在《撞死了一只羊》里做了更多影像实验。4∶3的画幅增强了故事的虚幻感，梦和回忆的部分都在影像上做了区分。虽然是一部现代电影，但因为是个关于传统和复仇的故事，电影整体气质上呈现出一种武侠感，尤其是那些小饭馆里金巴和老板娘的对手戏，甚至让人联想到监制王家卫的那部《东邪西毒》。
很多人把万玛才旦此次的影像实验视作他的转型尝试，但他自己却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回归。“《撞死了一只羊》在气质上更接近我早期的小说，比较当代，比较先锋，和那些现实主义作品比，这可能是我更熟悉的语境。”万玛才旦说。
“很多时候我都说，我们虽然面对的是藏族或者相关题材，但本质上要面对的还是创作，年轻的藏族电影创作者要解决的现实电影的问题，然后才是这基础上的自我表达。”尽管藏族导演的集中出现在国内引起了一轮关注，但万玛才旦觉得，电影就像写作一样，最终吸引人的一定不是地域特质，而是更普遍的人类情感。藏族电影人和所有电影人一样，最终要面对的依然是创作本身，毕竟“国外观众并不会区分民族和文化，他们只是在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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