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曾會：袁世凱與桐城派

許曾會：袁世凱與桐城派

來源|史學月刊

一位是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袁世凱，一個是聲名頗顯、亦官亦學的群體桐城派，二者在清末民初風雲變幻的歷史中產生許多交集。一方面，桐城派依靠袁世凱的維繫和扶持得以繼續發展，並進一步擴大影響；另一方面，袁世凱網羅桐城派名流於幕下，任用以助其施政。通過梳理袁世凱與桐城派之緣、袁世凱對桐城派的扶持以及袁世凱任用桐城派以助施政等方面分析兩者之間的交遊與互動，進而探討政要人物與學界的複雜關係以及清末民初桐城派學人的價值取向。

一、袁世凱與桐城派之緣

袁世凱與桐城派可謂緣分不淺，在袁世凱生平的一些重要階段都有著桐城派的身影存在。袁世凱雖不屬於“學而優則仕”的成功樣板，但少年時也是一心想要謀取科舉功名的讀書郎。16歲時，其叔袁保恆將其帶至北京以督促學習，袁世凱“晝習詞章，夜究兵書”。他在寫給家人的信中常常提及讀書之用功及對考取功名的熱切期盼，“誦讀如故，功夫莫慌，但身弱多病，不敢甚勞。然雖多病，亦不敢自棄。每當臥床，然思功名之不就，無不攘背而起，展書味誦，但不知老天負不負我”，“千里外出，如不能念成，有何面目回家”。這期間袁世凱因夫人生子，居家多日，於家鄉創立麗澤山房文社和勿欺山房文社，身邊聚攏了一批文人，“寒士多依為生，士紳推戴負一郡望”。且與尚在落魄之中的徐世昌結為金蘭之好，並資助徐世昌考取功名。在袁世凱之後的從政生涯裡，徐世昌一直是其最重要的謀士之一。而徐世昌與桐城派的關係非同一般，其外祖劉敦元籍貫桐城，為“桐城派三祖”之一劉大櫆的族從。徐世昌出仕後，他的幕府裡有不少桐城派文人。因有這層關係，一些桐城派文人官紳通過徐世昌的介紹結識了袁世凱。

雖然袁世凱熱衷科舉，可是兩次落第讓他心灰意冷，他將昔日所作詩文付之一炬，並立志效命疆場，安內攘外。隨後便投奔與其養父有莫逆之交的淮軍將領吳長慶，這是他人生一個重要轉折點。吳長慶對袁世凱有知遇之恩，袁稱“吳大叔情誼深厚，不可忘也”。吳長慶的父親吳廷香即是桐城派文人。吳廷香師從方東樹、戴均衡、方宗誠等桐城派大師，深得古文義法。吳長慶也是自小受其父教讀，文學頗有根底，但常自責“質性愚魯”，未能繼承父業。雖然出身行伍，袁世凱感慨“吳公溫雅如書生”。由於家學原因，吳長慶的幕府招納了不少桐城派名家，如聲名顯赫的範當世、朱銘盤、張謇，尤其張謇，深受吳長慶器重。當袁世凱1881年來投奔時，吳長慶以故交之子，“命在營讀書”，並囑託張謇“為是正制藝”。可後來張謇發現袁世凱對讀書做學問的興趣遠不及對時務的熱心，便推薦其任慶軍營務處幫辦，這使得袁世凱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和展現。袁世凱後隨吳長慶出征朝鮮，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並得到李鴻章的賞識和提拔，逐漸成為淮系集團重要的一員。

李鴻章曾居曾國藩幕府，他雖然不似曾國藩在文學上有造詣，但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推廣桐城派。李鴻章曾親為姚鼐《惜抱軒遺書三種》作序，曰：“今天下言古文者必宗桐城，蓋肇自望溪方氏，而集成於惜抱姚先生……桐城距吾郡二百里，往來相望，其後先輩推引，類多如此，文學淵源固宜非他邑之所可及哉！予故樂為天下言之。”李鴻章幕府之中同樣有不少桐城派學人，如吳汝綸、薛福成、範當世、徐宗亮等，而作為後期桐城派的精神領袖吳汝綸更是被李鴻章以國士目之，奏摺、文書等多由吳汝綸代筆。吳汝綸於直隸為官為教三十餘年，尤其在執掌保定蓮池書院期間培育了大批的優秀弟子，“於是燕、薊之間，始有桐城之學”，形成了以直隸為地域核心的北方桐城派。袁世凱與吳汝綸一武一文，一外一內，聚集在李鴻章的身邊，在清末動盪不安的政治環境裡同為李鴻章分憂解困。甲午戰後，清廷決定編練新軍，袁世凱負責其中一支。吳汝綸對袁世凱編練之法表示肯定，接連兩封信表達對年輩晚於自己的袁世凱的欣賞和厚望：“聞雄部專以西法教練。此最目前要務，若果練成勁旅，即遠鄰窺伺之漸可以潛戟，此國家緩急足恃之長策也。”“執事久護屬藩，經略素欲，又激於去年撓敗之辱，奮然以練兵自任，取資西法，獎率軍人，行見蒼頭特起，大振凌威，使長城高與雲連，小丑皆知漢大，非執事其將誰望，抃賀無已。”

1901年李鴻章去世前，推薦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一下躋位於疆臣之首，從此成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袁世凱督直時期，以吳汝綸弟子為核心的北方桐城派已經成長起來。這些弟子大都出自蓮池書院，由於吳汝綸的管理彼時的蓮池書院在畿輔一帶聲名遠揚，“日以高文典冊摩厲多士，一時才俊之士奮起雲興，標英聲而騰茂實者，先後相望不絕也。己丑以後，風會大開，士既相竟以文詞，而尤重中外大勢、東西國政法有用之學。畿輔人才之盛甲於天下，取巍科登顯仕，大率蓮池高第，江浙川粵各省望風斂避，莫敢抗衡。其聲勢可謂盛哉”。吳門弟子不管在知識水平、眼界視野還是思想上，都是比較開放和先進的，他們在風雲激盪的歷史關頭亦乘時而起，而袁世凱在署理直隸總督時也是“厲行新政，惟日孜孜，造端宏大”。雄心勃勃的直隸地方最高長官袁世凱與博學多識、積極入世的桐城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交集，加上之前的情感淵源，這使得袁世凱在直隸總督期間及之後的宦海生涯裡，一直與桐城派保持緊密的聯繫，二者之間的互動對彼此的發展都產生一定影響。

二、袁世凱對桐城派的扶持

袁世凱對文章詩詞並無多大興趣，但因和桐城派的關係密切，所以他以自己的政要身份一直在維繫和推動著桐城派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庚子事變後，蓮池書院毀於一旦，袁世凱重新籌建校舍，先後建校士館、文學館，讓桐城派學人繼續教授古文；

二是袁世凱以直隸總督的身份親為桐城派學人著作作序，充分肯定和宣揚桐城派古文；

三是民國初年，袁世凱大總統任上，在其支持下，桐城派一度在北京大學和清史館裡佔據著重要位置。可以說後期桐城派在清末民初依舊能產生一定的影響，與袁世凱的扶持是分不開的。

八國聯軍侵華，蓮池書院的亭臺樓閣幾成灰燼，完全恢復已不可能。袁世凱就任直隸總督後，為延續書院舊有影響，便於蓮池書院舊址上籌建了直隸校士館，“校士館，蓮池書院也”。李鴻章去世後，吳汝綸辭去蓮池書院山長一職，欲南歸整理李鴻章全集。袁世凱多次挽留以任館長一職，“袁宮保周方伯諸公不棄衰朽，群擬以校士館監督見委”，後來管學大臣張百熙力邀吳汝綸擔任京師大學堂監督，吳汝綸勉為應允。所以便由吳汝綸弟子、翰林院檢討出身的閻志廉任館長，吳汝綸之子吳闓生等充教員。為了能讓桐城派古文更好地傳播和發展，1906年袁世凱又打算專建文學館，屬意吳汝綸的高足賀濤主持，並且親自寫信給賀濤稱文學館可“盡除去學堂科目，一任先生之所為”，並曰“若賀君不至，則此館無庸虛設”。賀濤之子賀葆真在日記中記載：“保定毛實君方伯來書言，袁宮保將於保定設立文學館，招吾父為館長，並錄示袁公原涵，詞甚切至，並使使者齎路費，請即就道。”此時清廷實施新政，盡廢書院而建新式學堂，但袁世凱可以讓文學館獨存，而且同意僅授文章之學、專攻詞章，是對桐城派莫大的鼓舞。賀濤在袁世凱的真心邀請下，主持文學館，“人無定類，業有專攻，凡所招致，皆一時知名之士”。李景濂、趙衡、張獻群、武錫鈺、王式文等一批年輕輩的桐城派前來輔佐賀濤。賀濤“日取所謂五千年相傳不失、吾國高於各國之文為諸生說之”，來館求學者絡繹不絕。賀濤任職三載有餘，後因眼疾加重辭館，直至1910年文學館停辦。校士館、文學館的設置使得桐城派古文的傳播沒有因蓮池書院的毀壞而中斷，且因有著袁世凱的大力支持，使得桐城派傳播更加廣泛，影響進一步擴大。

清末新政期間直隸地區各種新式學堂紛紛興起，需要編寫各種教材。吳汝綸高足劉乃晟、常堉璋為保定高等學堂編寫了一套歷史教材《中國歷史課本》，1904年9月刊行，“劉常二子，皆故京卿吳摯甫先生高等弟子，湛深經史，貫通中外之學，而文辭尤有師法。是書經二子之手，反覆研究而後成，其審慎完善為何如也”。1904年1月清廷頒佈《奏定學堂章程》，其中正式規定在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等各級學堂開設歷史課程，從此歷史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進入到學校教育中。《中國歷史課本》的編撰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最早的歷史教材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該課本由袁世凱審定，且作序於書前，作為直隸總督能為一本教材作序，實在是不多見的。袁世凱在序中充分肯定這套歷史教材的優點，“餘批攬是編，條分縷析，詞約義豐，凡歷代用人行政，存亡得失之大綱，靡不隱括其要旨”，還特意指出該教材文辭方面的不俗，批評當時學界著文不講文法的現象，“東西洋學風流衍，吾國學子，大抵用其率易不文之詞，著書行世，而文事忽焉不講。意以為淺近易通也，究之不足取於文者。其意且無由以達，往往枝蔓轇轕，不足於義，而徒費於詞。後生傳習，或至執筆而不能自明其所言。此一弊也。是編文詞具有家法，括四千餘年之故事，約以十餘萬言，而條理明達，奧如曠日，自高等小學以上之生徒，苟得此本而研究之，固將以述往思來，充揚國粹，而以其間繹其文詞，且可為文法學科之一助也”。袁世凱認為該教材不但可以作為歷史教科書使用，還可以有助於“文法學科”。該書因自身特點突出，且又有了袁世凱的支持和讚許，因此身價倍增，供不應求。“中外各校，購求者益多。而書罄無以應，乃復取元書損益勘定而重印之。”1904年初版，1905年再版，1907年三版，1908年四版，第四版印刷之前已印兩萬多冊。顯然以袁世凱的聲名、威望與地位，為教材作序文，無疑有助於宣揚和推廣桐城派古文，自然對桐城派的發展和影響擴大是非常有益的。

民國成立，袁世凱任大總統後，聘請嚴復執掌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嚴復因而成為第一任北大校長。嚴復與後期眾多桐城派名家交往密切，令其聲名遠揚的《天演論》的序言便由吳汝綸所作，其翻譯講究用雅潔的古文更是深得桐城派之精髓。嚴復入主北大後不斷引進桐城派學人，姚永樸、姚永概、李景濂、林紓、吳闓生、劉培極、尚秉和等紛紛任職北大，可謂“達於彬彬之盛”。他們在北大多是教授國文，姚永概更是擔任了文科教務長，一時間北大成了桐城派文人自由、盡情舒展的天堂。儘管嚴復僅任職八個月，但離職後又先後被袁世凱聘為大總府政府顧問、參議院參議、約法會議議員，參與各種政治活動。同時，一些桐城派學人依舊留在北京大學或是在北京其他高校任教，繼續宣揚桐城派古文，並以此享譽京師，如姚永樸1914年在北大講課人滿為患，其講義《文學研究法》出版也是產生不小的影響。

1914年春，袁世凱決定開設清史館修清史“以與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鑑於無窮”，“由大總統延聘專員，分任編纂”。桐城派文人被紛紛聘用。1914年8月22日的《新聞報》上有《清史館聘定各員名單》一文，記載了開館之初所擬聘請的編纂人員。其中桐城派的嚴修、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李景濂、吳闓生均在被聘之列，嚴修、馬其昶為纂修，姚永樸、吳闓生、李景濂為協修。1916年清史館再次聘請修史人員，直隸大儒王樹楠及吳汝綸女婿柯劭忞作為總纂進入史館，柯劭忞後期代理館長職務。戴逸先生曾說：“《清史稿》寫作者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桐城派，另一部分是滿洲的才子。”桐城派對《清史稿》的編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馬其昶、姚永概、姚永樸、王樹楠、柯劭忞等都是久居史館，時間長者多達十餘年，只是很可惜《清史稿》後被金梁篡改，今已難見桐城派所編史稿的原貌。繼吳汝綸之後，桐城派進北大、入史館，似又恢復了往昔風光，一時呈現出耀眼的光芒。

三、袁世凱任用桐城派以助施政

袁世凱因署理直隸總督而進一步結交桐城派，之後便一直有意拉攏桐城派為其所用，被袁世凱網羅入其幕府的便有如嚴修、嚴復、張謇、周學熙、傅增湘、吳闓生、王振堯、劉春霖、吳笈孫等人，他們認為袁世凱有著過人的才能，並對袁世凱寄予厚望，“非有環絕中外，曠代不世出之才，曷克臻此”。袁世凱身邊的桐城派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不參與具體政治的文人學者，如劉春霖、王振堯、吳闓生，他們或是袁世凱的家庭教師，與袁世凱及其後輩建有較深厚的私人情感，或是擔任袁世凱總統府的內史，做文字和秘書類的工作，吳闓生還曾與另一位幕僚合撰了袁世凱的傳記《容庵弟子記》；二是熱心時務、積極參與政事的桐城派，如嚴修、周學熙、嚴復等人，紛紛被位高權重的袁世凱重用，他們聚集在袁世凱周圍，成為輔佐袁施政的得力助手，對中國近代的教育、經濟、政治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袁世凱在直隸大力鋪展、堅定落實，積極推進教育近代化的改革，而他所依仗的幕僚便是嚴修。嚴修（1860—1929），天津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是吳汝綸的弟子。吳汝綸1880年任天津府知府，將嚴修收入門下，“六年起，復守天津府，嚴範孫侍郎修始甄錄在門”。嚴修在吳汝綸逝世後建議吳闓生編輯《吳門弟子集》，吳闓生聽取建議編輯成書，將嚴修列入其中。郭立志著《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末附“門弟子表”，嚴修位列首位。嚴修早年通過徐世昌結識袁世凱。袁世凱督直後，嚴修在家鄉天津辦學已頗有聲名。袁世凱聘嚴修為直隸省學校司（後更名直隸學務處）督辦，掌管直隸的教育工作。袁世凱曾將練兵、興學作為治直隸之兩大法寶，“兵事自任之，學則聽嚴先生所為，予供指揮而已”，給予嚴修最大的施展空間。嚴修在任，注意招攬桐城派文人，高步、李景濂、吳闓生、李剛己、王振堯、劉登、劉培極、馬鑑瀅、齊福丕、吳鼎昌等都曾任職於學校司、學務處，他們或在編譯處從事纂書、譯書工作，如高步瀛編纂的《國民必讀課本》《國民鏡》《民教相安》，李景濂、王振堯共同編纂的《中國地理》，李景濂編譯的《東亞史要》《心理學教科書》等。此外亦或充當省、府查學人員以指導、監督地方上的教學。嚴修督學直隸時，各種公辦的新式學堂紛紛創立，不少桐城派學人被任命為這些學堂的領導者，如王振堯任北洋師範學校提調，邢贊亭為直隸優級師範學堂監督，鄧毓怡為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齋務長等，而桐城派學人充任教員的人數更是不在少數。在袁世凱的支持及嚴修的精心籌劃下，直隸教育事業蒸蒸日上，執全國新學之牛耳。1905年清政府設學部，袁世凱力薦嚴修，認為嚴修是教育方面的特別人才，要求清政府不拘成例，破格重用。清政府最後接受了袁世凱的建議，任命嚴修為學部右侍郎，後擢升左侍郎，為二品官員。桐城派一些文人也先後被調入學部任職，如高步瀛、李景濂、馬其昶、姚永樸等。嚴修執掌學部，將其督學直隸的一些經驗開始在各地推行，為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貢獻。

經濟方面，袁世凱任用周學熙推動實業發展。袁世凱在直隸總督及後期民國大總統任上，財政上一直多得力於幕下干將周學熙。周學熙（1866—1947），安徽建德（今東至）人。其父周馥與袁世凱關係交好，同為李鴻章幕僚，在李鴻章逝世後曾短暫代理過直隸總督一職直到袁世凱接任。周學熙是近代著名的實業家，但他並不純粹是一位實業家。周學熙與袁世凱一樣，年少時都曾一心熱衷舉業。“從李蓴客研習掌故，從邵班卿研求輿地，從阮仲勉、姚仲實講習經學、理學，師友過叢，皆一時俊彥”，“從阮仲勉先生問學……阮篤信程朱，餘聞其說，頗有所悟。自是始服膺聖賢語言，時時省察剋制涵養，後數十年持身涉世，稍有把握，實得力於此”。姚仲實即姚永樸，阮、姚二人皆是桐城籍的桐城派名家，阮仲勉為周馥的家庭教師。1921年周馥去世，周學熙乞桐城派學人陳澹然撰墓表，馬其昶撰神道碑銘。1922年周學熙在家鄉創辦秋浦弘毅學舍，以中國舊道德舊文學為根本，聘姚永樸主講。1924年在天津家中設立師古堂教育子孫，所授文課分詩、文、字三種，聘請桐城派殿軍馬其昶侄子馬振彪為師。《吳門弟子集》《桐城吳先生年譜·門弟子表》都將周學熙納入吳汝綸弟子之列，周學熙的長子周明泰師從吳汝綸之子吳闓生。周學熙因屢次會試不第，後以異路功名而發達，政商之間遊走多年，兩任袁世凱政府的財政總長。“其在北洋辦理啟新洋灰、開灤煤礦公司，成績卓著，根據實業而言財政，自較踏實，故項城信任之……終項城之世，財政巨大計劃皆出於周。”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周學熙創辦銀元局、直隸工藝總局、北洋工藝學堂等，以各種方式引導和支持民間振興實業，他自己也投身到創辦實業的大潮中。在周學熙的大力倡導下，直隸地區實業發展取得長足的進步。賀葆真在日記中記載“今既大舉興辦新創事業，人亦敢從事矣”，“一二年來，稍識時務，莫不斤斤言生計、論實業”。其日記中還記載了不少桐城派文人於當時以極大熱情創辦各種實業。賀葆真本人成立阜康砟店、制襪肆，為天津商會會員；賈恩紱與尚秉和組織阜平銀礦公司，閻風閣、王振堯於奉天洮南府組織墾殖公司，賈恩紱與邢贊亭領辦力田公司。賈恩紱的孫子賈肇謙在《懷念先祖父》的文章裡提到“為振興實業，先祖父還集資開礦，惜用人不當，幾乎傾家蕩產。先祖父還投資於開灤煤礦和耀華玻璃廠”。直隸大城人的梁建章於1913年任直隸省實業司司長，在天津首創內河行輪，並借鑑日本經驗，參與創辦恆源紡紗廠和天津鍊鋼廠，促進直隸省工業的振興。這些學人辦實業雖然大都影響不大，成果不佳，甚至有的經營不下去，卻是實業救國思想的具體實踐與開拓精神的體現，有著積極的意義。

政治方面，民國成立袁世凱利用嚴復等人，推動尊孔復古。桐城派對袁世凱執政時期政治方面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支持並促進民初的尊孔讀經的復古運動。嚴復在這場尊孔復古狂潮中表現得積極主動，與袁世凱一唱一和。1912年年底，嚴復與陳煥章、康有為等人一起，成了鼓吹孔孟之道新的發起人。1913年6月，嚴復領銜北京知識界名流二百餘人發起成立孔教公會。1913年8月，嚴復又與陳煥章、夏曾佑、梁啟超等聯名上書參眾兩院，提出“請定孔教為國教”的請願書，將尊孔讀經的鼓吹推向高潮。1914年嚴復在《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中詳細列出六個條例，提出以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之特性，為中國自古以來的立國精神。袁世凱將嚴復的建議以總統令的形式通令各省“飭屬曉諭人民，一面懸掛各校講堂，刊登各課本簡端，以資儆惕，務期家喻戶曉，俾人人激發其天良”。由於嚴復的社會影響，他的言行客觀上對尊孔復古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其他一些桐城派學人也是積極支持並參與到運動中來，如當時參加北京孔教公會的桐城派名家非常多，如林紓、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陳澹然、李景濂、吳闓生、吳芝瑛、陳衍，等等。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參政的馬其昶兼任安徽孔教分會會長，林紓是孔教會的講經大師。總統府參議陳澹然在1913年曾上書袁世凱力爭定孔教為國教，並自稱要進行“死諫”。同年，周學熙與徐世昌等還在山東成立了“尊孔文社”。1914年王振堯撰四千餘言的《上袁大總統書》，盡述尊孔讀經之用處，“凡一國之存立必有共同信仰者以隱攝乎人心，此隱攝乎人心之勢力較政令威權尤為博大。西洋之所謂宗教，吾國之所謂六經是也”。這些無疑都促進了尊孔運動的發展。桐城派對於尊孔讀經的復古運動顯然是熱情高漲的。面對混亂、動盪的社會環境，面對社會上道德墮落、人心衰敗、風紀陵夷等種種現象，他們認為重提儒家倫理是治國之必要途徑。但這不代表他們支持袁世凱進行復闢，尊孔讀經運動與復辟二者之間一開始並沒有直接的聯繫。

當袁世凱稱帝的意圖逐漸暴露出來時，很多桐城派學人是不贊成的，且極力勸阻。袁世凱曾表示希望馬其昶支持其復辟，並許諾復辟後的高官厚祿，但馬其昶不為所動，其《抱潤軒文集》裡有收錄乙卯年（1915）的《上大總統書》，非常直接地勸袁世凱不要稱帝，併力述稱帝之危害：“近者都中忽有籌安會之設，大旨以共和政體不適於中國。共和之不宜於中國，固不待討論而知，然今既以共和為名，建立未久，國基未固，無端而動搖之，則其事所關厲害甚巨。其昶雖愚，不敢漫然附和。”見袁世凱不聽勸言，便辭去參政院參政偷偷離開北京回到桐城。陳澹然也同樣竭力反對袁世凱的稱帝之舉，直面諫言：“望我公切不可輕動，關係實非小可。憶我公就大總統時，曾宣告全球，定國體為共和，今若突改國體為帝制，各國以前照會質公，公將何以對之？再則外人勾結宵小，鼓煽人心，假護國之名揭竿而起，是內外交困矣。今尚萌芽之際，制止非難，請速決！”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後，陳澹然仰天長嘆道：“國必大亂，吾將歸歟！”憤然離京南下，寄寓安慶。最受世人詬病的嚴復，其實也是不支持袁世凱復闢的。嚴復位列於“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實非本願。綜觀嚴復在袁世凱稱帝時期的活動，一直是消極的，持不合作態度，“由是籌安開會，以至請願，繼而勸進慶賀，僕身未嘗一與其中”。還有面對袁世凱種種獨裁行為時，直接豎起反袁大旗的谷鍾秀，民國成立谷曾任眾議院議員併兼憲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在袁世凱解散國會後，便到上海創辦《正誼》雜誌，反對袁世凱專制，支持共和。桐城派提倡、參與的尊孔復古運動是單純地在宣揚傳統中國的禮教文明，更多的是關心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以及他們所看重的傳統儒家文明背後的治國之價值。

四、結語

桐城派綿延兩百餘年，期間經歷諸多變化，“有所變而後大”是桐城派一直所提倡的。他們因時而變，以適應變化中的時代需要。從曾國藩之後，桐城派已不再僅僅是純粹、傳統意義上的學人團體，“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於一途”是他們追求的目標。他們在內憂外患、民族危機深重的清末民初時期，選擇積極入世，奔走呼號，希冀有補於國事。“或任官有聲績，或客遊各省佐行新政，或用新學開導鄉里，或遊學外國歸而提倡風氣，或以鴻儒碩顏為後生所依歸……顛覆帝制，建立民國，多與有力焉。國體既更，諸君大氐居議院，為代議士，或綢繆政學，馳騁用力於上下。”所以這一時期的桐城派較之從前與政要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

袁世凱以他顯赫的政要身份扶持和促進桐城派的發展，擴大了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影響力。而袁世凱作為中國近代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他的身上也曾被寄託了引領中國走出困境、實現民族獨立富強的美好願望，得到了很多人的擁護，桐城派也不例外。他們依靠袁世凱踐行著自己的各種理想和抱負，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但當袁世凱不聽勸告一步步實施違背歷史潮流的復辟行動時，他也正在走向從被人仰慕到被人唾棄的深淵，很多原先歸附他支持他的桐城派開始離他而去。

作者為安徽大學歷史系講師；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9年第9期，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