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平 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成員，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常委。民進第十屆中央副主席。國家一級作曲。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終身榮譽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7年11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王立平：好的作曲家不能自恃清高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隗延章
發於《與共和國同行——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70年紀念專刊》
新版《紅樓夢》重拍時，有人問王立平，“你會為新版《紅樓夢》寫音樂嗎？”王立平回答，”我不會再寫《紅樓夢》的音樂，不是不想，不是不愛，而是我在創作中已經傾盡所有，如果不能寫得更好，那為什麼我還要寫？”
王立平是著名影視音樂作曲家，由他譜曲的影視作品，有很多都成為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比如87版的電視劇《紅樓夢》、電影《少林寺》。 在他還是一個音樂學院的學生時，便立下這樣的志向，“一個好的作曲家不能老自恃清高，關在象牙塔裡坐而論道，而要給老百姓留下點他們聽得懂、能理解的曲子。”
87版《紅樓夢》
1982年，王立平從音樂編輯王芝芙口中得知，王扶林正在籌備電視劇《紅樓夢》。王芝芙問他，“你有興趣譜曲嗎？”“極有興趣”王立平說。事實上，王立平十年前讀完《紅樓夢》時，便有了給它譜曲的念頭，只是一直沒有機會。
王立平和導演王扶林見面談他對紅樓夢的理解。不久，劇組邀請他加入。加入前，王立平提了一個要求，一是曲子全部由他創作，不能另找別人；二是歌詞都用曹雪芹的原詞，“誰也別太歲頭上動土”。
確定主題歌時，有人建議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也有人說《好了歌》也很合適，但都被王立平否決了。“乍一聽《好了歌》似乎有點主題歌的意思，但仔細一琢磨，“好便是了、了便是好”是一種出世的思想，《紅樓夢》是入世的”。
最終，他將《枉凝眉》確定為主題曲的歌詞。
著手譜曲之後，王立平的壓力陡然上升。《紅樓夢》中，曹雪芹將人物、服裝、道具都寫得很清楚，唯有音符，一個都沒有。
反覆考慮，他決定寫成一種“十三不靠”的曲風：不靠戲曲、不靠民歌、不靠說唱、不靠流行歌，也不靠藝術歌曲，創造一種只屬於《紅樓夢》的音樂“方言”。
其中，王立平給《葬花吟》譜曲耗時最長。起初，他一直寫不出來。幾乎每天都在想，“曹雪芹為什麼要這麼寫？”過去，人們對葬花吟的理解，都是悽慘悲啼。但王立平一遍一遍讀，總覺得這種理解不太對。
直到有一天，王立平突然想到，“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是在昂首問天，內核是向命運的抗爭與呼喊，有屈原《天問》的味道。他將幾位紅學家請到家裡請教，紅學家很認同他的觀點，一個理由是：曹雪芹受屈原影響很深。
那時，演唱影視劇的歌手，大多是名家、專業音樂人。但王立平卻覺得，由於《紅樓夢》音樂風格獨特，那些成熟的歌唱家，因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反而難以去唱好《紅樓夢》中的歌曲。
他打算找一個普通人來演唱。一次，他在家鄉長春參加聯歡晚會，聽到臺上的女歌手唱歌，覺得“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聲音”。那位女歌手是陳力，彼時，她只是長春一汽製造廠的一名化驗員。不久，陳力從一汽進入《紅樓夢》劇組，一待就是三年，演唱了劇中所有的歌曲。
“給老百姓留下點他們聽得懂、能理解的曲子”
如今，王立平已經78歲，早已滿頭白髮。他的一生幾乎從未和音樂分離，他的父親是吉林長春的一名音樂教師，酷愛民族音樂。王立平小時候常聽父親吹笛子。“從開始認識這個世界，話也聽不懂，什麼都不明白的時候，就有這種薰陶。”他回憶說。
12歲那年，他決定以音樂為主業。那是1954年夏天，團中央決定從全國選拔十幾名少先隊員，去蘇聯、匈牙利等國家，參加國際夏令營。王立平是被選上的少先隊員之一。
回國後，他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面試時，監考老師問他，“你想做什麼？”他說想作曲。“我從心底裡覺得演奏者也很可憐，李斯特寫個曲子他們就得一遍一遍照著練，我為什麼不能寫個曲子讓別人去練呢？”多年之後，王立平這樣回憶當初的選擇。
在音樂學院，王立平一度很困惑。那時，校園的風氣是追尋新潮，將德彪西、拉威爾等印象派作曲家視為偶像，而不太注重傳統性。每年培養了很多學生，他們創作的歌曲大多曲高和寡。
一次他的父親給他講了這樣一段經歷：在一列火車上，他的父親碰到了作曲家李劫夫。李劫夫說，他自己寫完新歌教工友們唱時，工友們有些地方唱錯了，他不會要求他們改，而是自己悄悄把曲調改成工人們能唱對的。
這對王立平啟發很大，“一個好的作曲家不能老自恃清高，關在象牙塔裡坐而論道，而要給老百姓留下點他們聽得懂、能理解的曲子。”
他對生活的態度開始轉變。而他真正體驗到生活的艱辛、苦辣，則是在“文革”。“我的父親被逼死了，我的母親被送回農村老家，我也被送進了農場。”曾經，他覺得《紅樓夢》囉嗦、瑣碎。“文革”後，他重讀《紅樓夢》，想起自己所經歷了悲歡離合，第一次萌生了給該劇作曲的想法。
影視音樂
改革開放後的第二年，王立平調入中國電影樂團，工作主要是給電影作曲。
1979年9月下旬的一天，王立平接到電話，得知紀錄片《哈爾濱的夏天》即將在國慶黃金時段播出，但是原有的歌曲沒過審，要他在一天之內，趕出幾首詞曲。王立平提了一個要求，寫可以，但最好不要署名，“這麼匆忙趕出來的歌曲，別人看了，沒人找我寫歌了。”
王立平將自己關在家，星期一交了稿。對方說，“你這還少交一首呢？”王立平才想起，自己少寫了一首。於是，他又臨時趕出一首，便是《太陽島上》。
這首王立平不想署名的曲子，卻影響力巨大。其實，王立平也從未去過太陽島。日後他回憶說，當時是想用這個曲子，表達一種“懷著希望面對明天的心態”。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彼時，“文革”剛結束三年，人們需要用帶有希望的曲調，告別尚未遠去的苦痛。
時代在變化。在“文革”期間，在內地公映的香港電影，幾乎都是左派出品的電影。“文革”後，香港電影公司想改變這種狀況，開始想在內地拍攝新的題材，拍攝《少林寺》的選題，就是在這段時間確定的。
由於少林寺在河南，香港電影公司想找一位既會寫電影音樂，又懂河南音樂的作曲家。此前，王立平曾為《紅旗渠》寫過音樂。一些河南音樂界的人，便將他推薦給了香港電影公司。
他花了一兩天的工夫，寫了兩首歌詞。一個《牧羊曲》，還有《少林少林》。他很快又用河南地方戲的一些素材譜了曲，拿給導演聽，導演很滿意。
但他卻提出要重新寫一版。多年之後，他回憶說，當時他問過導演，導演說該片不一定在河南上映，甚至不一定能在內地上映。於是，他擔心用豫劇曲風寫作的歌，會限制作品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傳播，他打算寫一首，即便在世界公映，也能被廣泛關注的歌曲。
於是，他將民族音樂和西方音樂結合在一起，重新寫作了《少林少林》和《牧羊曲》，最終成為電影《少林寺》中的插曲。
也正是在為《少林寺》創作插曲時，他使用了日後稱為“用西洋樂器的托盤托起民族音樂的精華”的方式，這成為了他日後創作《紅樓夢》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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