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武，字子卿，西漢代郡太守蘇建之子。天漢元年，為緩解西漢和匈奴的矛盾，奉命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被扣留達19年之久。至始元六年，才僥倖獲釋回漢。蘇武去世後，漢宣帝將其列為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彰顯其節操。

《漢書•蘇武傳》裡“蘇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國人感動，蘇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著對後來很多封建王朝對待“北狄”蠻族的垂範作用——對單于和酋長們“以禮諭之”、“以節斥之”，這樣的大漢使者們雖然不一定能夠完成外交使命，但在“聲名”上總會有加分，至少可以達到“立言”的效果。《蘇武傳》裡，大漢的使節蘇武、張勝、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邊都是惡棍和姦賊。這是讀課文《蘇武傳》很容易達到的感情效果。《漢書》的編纂者班固，也正是帶著這個目的而對關於蘇武、匈奴的史料加以處理的。

現代人看歷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與偏見，因為讀史的目的，即在於加深對世界與現實的認識，並增益智能。但是，大家捫心自問，當提到“匈奴”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是不是已經將他們放在了“反面角色”呢？對，歷史上確實經常會記錄下匈奴人的無知、狂妄、和殘暴，他們甚至會毫無信用地處決別國的使者，這些史料中的大部分都是事實，可是，中原的“天朝大國”就沒有用過類似的手段嗎？不，只不過史書是由勝利者譜寫的，這些“見不得人”的手段才不會出現在史書中。如果能夠用公正的眼光來審視歷史，再回首“蘇武被扣”的時候，我們就會多幾分理性

漢朝和匈奴的恩怨

蘇武到匈奴出使時，正值漢匈戰爭最激烈的第一階段剛剛結束。新即位的匈奴單于想用緩兵之計改善與漢朝的關係，爭取時間鞏固內部，所以，主動提出雙方互相釋放扣押在己處的外交使節(間諜)。當時，漢武帝很痛快地就答應了。為什麼呢？這裡面就有玄機。而且，這個派蘇武出使的時機，從後來的結果看，是非常險惡的，也是蘇武被扣押在匈奴長達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為，漢武帝當時正在策劃一次對於匈奴的攻擊，而且是規模空前的一次攻擊，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徹底消滅。 而這次攻擊的大的背景，則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戰爭——漢匈百年戰爭。

匈奴是漠北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戰國時代，匈奴還沒有成大氣候，與中原國家也沒有大的交手紀錄。那時，北方的晉(後來是趙)、燕等國，主要對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國，面對的西戎也呈一盤散沙的狀態。這時的匈奴根本算不上一個“國家”，對中原政權也形不成任何威脅，但是在古代、在驍勇的鐵騎面前，這一切都不能成為自保的理由

在秦朝統一天下後，著力擴張，四面出擊。其中，對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帶精兵30萬，攜當時最先進的複合兵器——弩機，把匈奴的部落驅趕出了其世代棲息的河套-鄂爾多斯地區，並在那裡設郡築城鎮守。

逼出來的強大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園，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裡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後來，匈奴出現了輕騎兵大軍團戰術，這種戰術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馬(速度)、弓箭(遠程殺傷)合一，呈現出強大的機動性和殺傷力。

本來，那時候沒有馬鐙，騎手很難長時間駕馭馬匹，但匈奴乘用的戰馬很特別，這種馬身量矮、耐力強、跑起來非常平穩。匈奴騎兵使用的戰弓，大多數還是骨質箭頭，對冶煉技術依賴不大。至於匈奴人的戰術，更是非常狠惡：利用旗號和誘擊，牽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擊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們的遊騎騷擾得心煩意亂的時候，他們利用天氣、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擠進一個預先設置好的“窩子”(屠宰場)，然後就是匈奴主力的出擊和宰殺。注意，此戰術的精髓，不只是騎射，而是成千上萬人組成的騎射兵團的組合運用，和與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這套戰術和裝備，從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漢軍的車騎混合部隊玩得找不著北，讓歐洲的重甲騎士有勁使不出。漢族人索性修築長城，步步為營蠶食土地，就是針對這一戰術的。

後來，在一本當代人寫的暢銷書裡，發現了這種戰法的靈感來源：原來，北方的戰士們是從一種狡猾、強悍、而且十分有組織性的食肉動物身上得到靈感的，那本書名叫《狼圖騰》。

靠著這一當時世上最強的戰術，匈奴的大英雄冒頓單于統一了北方所有的騎射民族，並組建了多達30萬人騎箭的主力兵團。就此，匈奴迅速重新佔據了河套故地，並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國，將當時佔據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趕到中亞養駱駝去了；伸出“左臂”，消滅東胡，一直打到興安嶺以南。然後，匈奴雙臂合攏，準備擁抱中原，卻發現新興的漢朝十分棘手

出使的背景

漢初，因為打楚漢戰爭而民窮財盡，所以，高、呂、文、景四朝，都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滿足匈奴上層，延緩戰端，同時，在國內不斷積極備戰。匈奴多次犯邊擄掠，漢軍都只是嚴防要塞，堅壁清野而已。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到漢武帝時，漢朝已經完全又能力與強大的匈奴一較高低，兩國迅速進入戰爭狀態。

本來，因為多年的和親，匈奴已經開始逐漸習慣了和平的局面(當然，這種和平是以漢朝的憋屈為代價的)。當時很多名將，如韓安國、李廣等人，也都不主張以徹底消滅匈奴為戰略目標，而主張佔據其南下中原、威脅長安的跳板——河套地區就行了。可是，漢武帝是一個性格很極端的人，他力排眾議，乾脆任用了自己的國舅和家奴，像衛青、霍去病這樣的人為統帥，給他們最精銳的軍隊和無限制補給（就像有錢人玩網絡遊戲，用重金買最好的裝備，以“無敵模式”進入遊戲界面）。

衛青、霍去病連續對匈奴發動了不計成本和傷亡的攻擊。衛青奪取河套-鄂爾多斯，霍去病佔據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門。而且，從霍去病開始，漢軍開始對匈奴境內的人口採取了“犁庭掃穴”式的攻擊，也就是開始了對非戰鬥人員的滅絕式殺掠。匈奴沒有辦法在漠南立足，於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撲時機。

用“一仗回到解放前”來形容匈奴最合適不過：長期的戰爭使匈奴人口銳減，戰敗的結果導致西域各部族紛紛倒向漢朝，最重要的是失去了立足之地，河套地區和河西走廊又被漢朝掌控。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再看看漢朝，其實比匈奴強不了多少，不計成本的連年征戰已經使國力衰竭、國庫空虛，國家急需要進行休養生息。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對匈奴窮追猛打嗎？西安撇開把幾十萬軍隊開到漠北的代價，即使到了漠北，即使滅了匈奴，然後呢？你不還得退回來嗎？而且，漢武帝多次派兵到漠北，可惜，連匈奴的人影都沒見到，勞民傷財而已！

匈奴想打，可是打不過漢朝；漢朝想打，可是連目標在哪都不知道！在這樣的形勢下，漢武帝決定拋出“和評論”，希望能用派遣使節的方式找到匈奴、安撫匈奴，一旦時機成熟，再殲滅匈奴。匈奴沒有考慮這麼多，欣然接受。一來二往，到蘇武出使匈奴前，漢武帝已經掌握了匈奴的虛實和位置，準備做最後一擊了。

當然，還有一個微觀的背景不能忽視，就是雙方的交融。漢朝對匈奴的打擊，促使匈奴人大批來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後來漢武帝的託孤重臣金日磾；同時，大批的漢人也融入到匈奴中去。漢初，北方几個諸侯作亂，失敗後逃入匈奴。漢使到匈奴，被扣押後投降成了“漢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將趙信，投降匈奴後非常受寵信；衛律投降後成為單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說被強迫做了文帝朝和親公主的陪嫁奴僕，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為單于的作戰高參。

禍起蕭牆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蘇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他的副使張勝等人還要策劃綁架單于的母親，導致兩國外交形勢急劇惡化。在屠刀面前，張勝投降，蘇武不屈被扣。兩國就此事件展開激烈交涉。偏偏在這時，不按套路出牌的漢武帝，卻突然發動了對匈奴的新一輪攻勢。當時，霍去病已經去世，漢武帝就任命了新統帥李廣利。此人是武帝新寵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勢的國舅。衛青當時還健在，但因為衛子夫已經失寵，大將軍衛青只能負責對東、西、南三面的戰線，不再參與對匈奴的作戰了。

其實，李廣利的軍事水平並不次於衛青，但為什麼他的戰績不如後者呢？因為衛青打匈奴時，漢武帝是“舉全國之力”，當時所有的運轉樞紐都是為前線、為衛青服務的，可如今，單是後勤保障就多次中斷，這樣的情形，讓衛青去，也未必有勝算。

新的一輪攻勢兵分兩路：

主力由李廣利率領西進，出河西走廊，直撲匈奴與西域的結合地帶，意圖要掃清匈奴對漢朝準備佔據的西域地區的威脅；

李廣之孫李陵，率領一支步兵(所有好馬都已經撥李廣利使用)，北上進入匈奴境內牽制單于主力；

然而，這一戰，漢朝敗了，李廣利損失慘重，李陵基本上全軍覆沒，最可氣的是，李陵還投降了，成了匈奴的大將。這麼一來，匈奴就更不可能放蘇武回去了。

漢朝接下來連年進攻失利，匈奴也經不起這麼折騰，開始感到疲憊。於是，兩國較量的核心環節開始從直接軍事對抗，改為主要在西域各國做外交對抗。漢武帝晚年，國內民窮財盡，上層勾心鬥角，國家陷入深重危機。主帥李廣利的家眷，因為國內的“巫蠱之禍”被滅，李廣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單于當作了祭天的犧牲品。而匈奴也同樣天災人禍不斷，並沒有因為李廣利作了“犧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災更劇烈。

被扣19年的原因

古人云：大戰之後，必有凶年。窮兵黷武的漢匈雙方，也逃不脫這個規律，戰爭的慾望被暫時掩埋，但雙方並沒有進行實質性接觸。直到漢武帝駕崩，昭帝即位後，漢朝才改善了與匈奴的關係，兩國開始外交談判，但匈奴一直拒絕承認蘇武還活著。要知道，當時匈奴的單于已經換了好幾茬，兩國和議也已經達成了，為什麼匈奴還不願釋放蘇武呢？

因為，蘇武在北海(貝加爾湖地區)牧羊，那裡正是匈奴與丁令(即後來的鐵勒)的邊界。我們慣常的認識，是蘇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涼、人煙稀少。其實不然，那裡有包括丁令在內的很多遊牧民族，水草肥美，鳥語花香，草原上歌來歌往，熱鬧得很。後來，蒙古的數次西征，出發點都離那裡不遠。

蘇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對於匈奴的生態、氣候、乃至內部的虛實都瞭如指掌。匈奴還給蘇武娶了媳婦(當然是匈奴人)，蘇武在那裡還有了小孩，其中有個孩子名叫蘇通國，後來隨漢使回國，為蘇武延續了香火。在匈奴看來，男丁就是戰士，生育人口當然也就是國防建設的一部分，從這一角度上說，也算是蘇武變相給匈奴做出了“貢獻”。

這時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虛實與規律的漢使們，回到漢朝，再帶著漢軍來攻打他們。尤其是蘇武這樣的傑出人物，回到漢朝，他就是又一個博望侯張騫了。但是，蘇武的部下小常惠，偷偷把蘇武的情況通報給了漢使(這次會面竟然能實現，說明了漢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內鬼”)，這樣單于不得不放歸了蘇武。

蘇武、常惠回國以後，理所當然成為漢制定對匈戰略的高參。常惠後來搞了一個“匈奴包圍網”，包括匈奴西邊的烏孫、東邊的鮮卑、北面的丁令、南邊的漢朝，都趁一次匈奴內部衰落而發起了對匈聯合軍事動作。其中，常惠本人作為烏孫軍的參謀長，指揮烏孫軍重創匈奴。這一戰直接導致匈奴內亂分裂，呼韓邪單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為右將軍，厲害吧。

​可能有些人會出現一個問題：漢武帝去世後，雙方不是已經議和了嗎？為什麼就不能真正和解呢？

西漢與匈奴和議達成後，兩國間實現了多年的和平。曾經的殺場變成了共同開發的樂土，直到王莽篡漢。王莽機械地依照儒家經典中的“華夷之別”，錯誤地在外交上打壓匈奴(將人家的國名改為“降奴”)，而且因為匈奴是親漢室的，所以匈奴與莽新政權的關係也全面破裂，直到東漢中後期才開始修復。

到東漢末期，匈奴衰敗，一分為二，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入塞投漢。霍去病曾聲稱“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按照霍生的理念，這應該算是匈奴的“滅”了。可是，結果又如何呢？內遷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內地與當地人混居，漢人始終將其列為“劣等人”。壓迫、奴役、歧視、販賣，這些苦難都落在了內遷胡人的頭上。而霍去病這個階層的後人們，卻過起了驕奢淫逸的生活。當時執政的司馬氏，內戰不斷，西晉王朝從內部崩潰。原先被壓迫的各種異族紛紜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亂華”、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亂局。

那麼，北方呢？匈奴之後還有鮮卑，鮮卑之後還有柔然，柔然之後還有突厥，突厥之後還有回鶻，回鶻之後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著“華夷之別”的文化成見，不能平等對待之，不能與之同存，而始終以敵視、蔑視的套路來對立北方，那麼北方的所謂“邊患”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直到清朝建立，統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彌合“長城裂痕”，才真正構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國家鞏固的基礎。

給蘇武差評

這就是匈奴堅持19年不放蘇武的原因，因為放的這個人可能會給匈奴整個國家帶來厄運。這樣的人如果到了漢武帝手裡，估計早沒了，而匈奴非但沒有殺蘇武，為了留住他，還為他建立了一個家庭。劉備“三顧茅廬”是求賢，這難道就不是求賢嗎？要是漢武帝這樣厚待一個匈奴人，那絕對會成為“禮賢下士”的楷模，而到了匈奴單于這，成了“扣留”，公平嗎？另外還有一點，蘇武在歷史上的名聲很好，之所以很好，一部分是因為他19年沒有投降匈奴，還有一部分就是歸來後迅速投入到對匈奴的圍剿。對於漢朝來說，蘇武夠意思，但是對於匈奴來說呢？19年的真心相待竟換來了這樣的結局？匈奴冤啊，如果匈奴有史書，蘇武絕對是“忘恩負義”的代表

同一件事，站在不同位置，就會出現不同的理解和觀點！

匈奴扣留蘇武的原因，不是私怨、不是報復，只不過是出於生存的需要而採取的不得已手段而已。都說“日久生情”，蘇武在匈奴的19年，我們認為是“被扣”，但是匈奴給予他的照顧絲毫不遜於一個貴族。作為回報，蘇武應該盡全力緩和漢朝和匈奴之間的矛盾、竭力促成和平才對，可他回去之後就立即制定了攻打匈奴的計劃，在漢朝留下“美名”的同時，也在匈奴中留下“罵名”。

我們的歷史是基於在“漢朝正統”的基礎上，但如果理性看待蘇武的話，他還真配不上歷史的讚譽！我要給他——差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