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25日，69歲的道光帝旻寧駕崩，未滿19歲的四皇子奕詝繼位，是為咸豐帝。
即位不到一年，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太平天國一出生便是如日中天，大有鼎革之勢，儘管咸豐使出渾身解數來應對，奈何大清朝從軍隊戰鬥力到官員素質操行都全面下降，一直到咸豐1861年8月駕崩，太平天國起義仍沒鎮壓下去；太平天國一波未平，1856年10月英法聯軍又以修約為由出兵中國，1860年9月更是攻入北京，咸豐被迫“北狩”避暑山莊，從此再也沒回到北京，一年後駕崩於承德。
如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書中所言，“咸豐帝奕詝當了11年的皇帝，沒有過一天安生的日子……內憂外患，遍地硝煙”。
咸豐絕對算不上一個昏庸或暴虐的君主，只能算是一個才具平平且堅韌不足的庸人，在承平時代，或許還能像父親道光那樣做個蹩腳的裱糊匠得過且過，運氣好還能做個面目模糊的太平天子；但在咸豐所處的那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非審時度勢的一代英主不能力挽狂瀾，咸豐的在位，無論對大清朝還是他個人而言，都是一個悲劇：在天下糜爛而無力收拾的痛苦中，用醇酒美人麻醉自己的咸豐只活了31歲。
在咸豐政治人生中，以下的6個人，或是師徒，或是父子，或是君臣，或是兄弟，他們與咸豐的互動縱橫，共同定義了這個“苦命天子”。
道光皇帝畫像
道光：父與子
與兒子奕詝一樣，道光帝也是中人之資，不能再平庸的皇帝。道光朝經歷的最大沖擊無疑就是鴉片戰爭，坦白說，對於當時的中國人所掌握的思想資源而言，換一個皇帝也未必能比道光帝在鴉片戰爭中做得更好；而在英國人的堅船利炮面前，道光帝無論重用誰，主戰派林則徐也好，主和派琦善也好，對戰爭結果也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差別。
如果說道光帝對鴉片戰爭之敗不用擔負太多個人責任的話，那麼《南京條約》簽訂之後的8年，清帝國的不思進取和拒絕變革就全然是道光的個人之失了。也就是說，打敗了不是你的錯，打敗之後你還是苟安姑息就怎麼也無法圓過去了。試想，如果道光奮然躍起，就將把中國近代化改革時間整整提前20年，也不用到了1860年代之後再次被痛擊後才啟動變革。
可以說，少年奕詝對這政治敗壞的苟安8年也深惡痛絕，他繼位之後僅8個月，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罷黜了擔任首席軍機大臣長達十餘年的穆彰阿，以示和這個死氣沉沉的8年做一徹底切割。
可以說，咸豐對父皇當政後期的弊政是清楚的，也有決心勵精圖治，實現大清中興。
但是，除了共同的平庸之外，咸豐和道光在政治性格上其實有一點也是共通的，那就是面對失敗嚴重缺乏堅韌性，最終陷入得過且過。
這一點，咸豐在剛繼位時還看不出，相反，還是他堅決反對的。但是，在太平軍一路從廣西打到南京的過程中，原本還有些自命不凡的咸豐對自己越來越缺乏信心，逐漸從勤政變成怠政，特別是在被英法聯軍趕出北京之後，咸豐可以說是力挽狂瀾的意志徹底被擊垮，不理朝政，連帶也放棄了自己，用晚清筆記的說法就是，“咸豐季年，天下糜爛，幾於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美人自戕”。
可以說，活到最後，咸豐才發現，他其實終其一生都沒有走出傳承自父親的那些政治基因。
而這一點，你甚至可以說道光是有“預判力”的。道光之所以選中奕詝，除了奕詝師傅杜受田那些傳說中的奇計之外，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選擇“類己”的結果。在道光的政治認知中，孝道高於才識，仁義強於事功，才華橫溢的六子奕訢就這樣敗下陣來。
道光想為大清找一位守成之君，他認為一切的政治答案都在儒家經典和因循祖制之中，因此，他選中了咸豐，但他不知道的是，大清朝正經“千年未有之大變”，天下已無成可守，選中一個像自己這樣的平庸君主註定是一個代價巨大的錯誤。更何況，兒子的運氣比自己更差，內有長毛，外有洋夷，這又哪裡是“守成”可以守得住的。
所謂帝王的才具，不僅僅是說已有的學問、眼光和政治實務能力，更意味著，在面對不可逆的時代變遷時，你是否能夠主動擁抱變革，破除阻礙地推動變革，乃至穩妥地完成變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光和咸豐更都是再平庸不過的君主。
咸豐皇帝畫像
杜受田：早亡的帝師
19歲的咸豐接過了道光留下的爛攤子，老師杜受田是他最大的依靠。
杜受田是一位合格的老師。用茅海建在《苦命天子》中的說法就是，“奕詝登基後硃批硃諭的文字功力在清代諸帝中還屬中上，字也寫得不壞，對儒家禮教和清代制度均為熟悉。考慮到奕詝智商平平，杜受田的功績實不可沒”。
咸豐登基後，杜受田成了他的心腹大臣，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如罷黜穆彰阿這些重大決策之中，杜受田是除了咸豐之外最關鍵的人物。
從幫助咸豐奪嫡的步步為營就可以看出，杜受田的忠誠與才具都是上佳的，咸豐選中他做即位後的股肱之臣無疑是最適合的。
但杜受田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如《苦命天子》所說，“杜受田本人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實際經驗”，杜受田從未做過地方官，對具體政務非常陌生，就是在做京官生涯中，他也為在實際操作層面的司官一級工作過，更何況，他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教育奕詝上。
杜受田對儒家經典心得頗豐，而他的政綱也是讀史之人一點不陌生的，無非就是引經據典，在儒家經典和大清祖制中尋求解決辦法；政治的崩壞主要是朝中缺少忠臣，人主輕信奸臣的結果，只要積極提拔忠臣罷黜奸臣，按照儒家經典辦事，則天下大治可望。但正如茅海建所說，“只有做過具體工作的官員方能體會到儒家理論與實際工作有多麼遙遠的距離”。
於是乎，咸豐登基以後的幾個大動作，都洋溢著濃濃的儒家範，大義有餘操作性不足。比如，罷黜穆彰阿是“遠小人”；比如，下詔求言求賢，是廣開言路尋找忠臣；比如，在面對太平天國前線屢戰屢敗的危局，只知頻頻罷官換人。
任何政治經驗都是可以慢慢磨練出來的，以杜受田的人品和悟性而言，有理由相信，只要給予他充足的鍛鍊時間，杜受田會越幹越好的。
但問題是，1852年（咸豐二年）8月，杜受田在視察江蘇災區時染病去世，距離咸豐繼位剛兩年多。
現在，21歲的咸豐得獨自一個人來面對愈演愈烈的天下亂局了。恩師去世後，咸豐頒下諭旨稱，“倘能久在左右，餘時事艱虞，多有補救”。
不過，在幾年後即將爆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咸豐還有機會用老師教他的“儒家大義”來應對，最終，將咸豐朝引向了不可收拾的天下崩壞。
葉名琛：皇帝的代理人
在對外事務上，咸豐最信任的人是兩廣總督葉名琛。相比備受猜疑的曾國藩，咸豐對葉名琛的倚重和放權甚至已經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此種信任一直持續到1857年1月5日，這一天，葉名琛做了英法聯軍的俘虜，留下了所謂“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昏聵之名。
咸豐為何如此信任葉名琛？究其根本，是咸豐對西洋事務毫無瞭解，無法“朕躬獨斷”；而要求甚高：既不可以引發大規模戰爭，又不能對洋人做任何讓步。
偏偏葉名琛自命馭夷有術，又特別有責任心，就這樣舍他其誰的成為了咸豐朝的南天一柱。
坦白說，就咸豐基於無知而生出的不可理喻之要求，放眼整個大清朝，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葉名琛事敗之後三年多，英法聯軍才攻入北京，其間清廷使出渾身解數，和也和了，打也打了，最終還是一敗塗地，直至丟掉了北京，這總不會是葉名琛的責任了吧？
回頭檢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責任，其間自然有英法聯軍“欲加之罪”和“找茬”的因素，你只要不滿足他們的要求，這仗就很難不打，給點錢糊弄是糊弄不過去的；而只要打，就必然戰敗，這就很難說是葉名琛或者誰的責任了，此時雙方的裝備差距甚至還要高於1840年，清軍仍然是一支以冷兵器為主蹩腳熱兵器為輔的古代軍隊，還苦於兩線作戰，面對的是一支裝備比1840年還要精良的近代軍隊，尚武精神仍在的僧格林沁不能說不能打了吧，還不是一敗於大沽口二敗於張家灣三敗於八里橋，你讓文官出身的葉名琛“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葉名琛當然有自己的問題，自居熟悉洋務但卻又一知半解，以為英法聯軍不想真打，以為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靠堅忍可以“混”過去。但葉名琛最大的失誤卻是在於，盡力在滿足皇帝不可能完成的要求，讓咸豐和整個帝國認為事有可為，葉名琛可戰，葉名琛可和；而不是憑藉皇帝對自己的信任，慢慢說服咸豐早做適度的讓步。
但這樣對葉名琛，是不是要求過高了？咸豐雖然才具不足，但卻在對外事務上異常固執，他選擇葉名琛就可能就是因為他能夠充分滿足他的“不可理喻”，一旦葉名琛自行其事去主和，這種信任可能就轉瞬即失。
甚至可以這麼說，葉名琛在對外事務上的認知能力和咸豐是類似的保守固化，只是因為才具遠勝於咸豐，一線辦事經驗遠勝於咸豐，又勇於任事，在某種程度上被咸豐視作“代理人”，這才成就了咸豐和葉名琛這一段的“君臣相遇”。
而此種基於共同認知缺陷的“君臣相遇”，既毀了本有成為名臣潛力的葉名琛，也毀了昧於世界大勢卻又自以為是的咸豐帝。
肅順：湘軍的伯樂
肅順的上位過程有點像和珅，也是侍衛出身，在機緣巧合之下被皇帝看中。
如果說葉名琛是咸豐在“夷務”上最信任之人的話，那麼肅順則是咸豐在內政上最倚重之人，特別是在咸豐朝的後半期，肅順是無人可以爭鋒的權臣。
儘管肅順後來在“辛酉政變”中被殺，落得種種惡名，但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說，“不論肅順如何擅權弄勢，他都是清朝最好的‘宰相’之一”。
肅順對咸豐朝最大的功績在於，在作為大清朝基本武力的滿蒙八旗日益腐化，無法擔任平定太平天國主力軍的歷史時刻，肅順憑藉咸豐對他的寵幸，頂住了各種政治壓力，大力推動賦權曾國藩、左宗棠等漢臣，成為大清朝日後平定太平天國的“幕後英雄”。
如果不是肅順的力挺和一力保全，曾國藩在咸豐的打壓下可能始終大志難伸，而狂傲的左宗棠則早在內部的政治傾軋中被殺掉了，何談日後的“同治中興”和“中興名臣”。
其中最有趣的是，倚重滿人、防範乃至打壓漢臣其實是咸豐本人的聖意，肅順能迅速上位也部分要“歸功”於咸豐的這一國策，但肅順上位後，卻偏偏利用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竟可以做到在不讓咸豐感到不快的同時，重用湘軍和漢臣。雖說其中不無玩弄皇帝於鼓掌之中的意思，但我還是想以歷史的後見之明讚一句：“肅老六，幹得漂亮”。
權術用到了該用的地方，又有啥好批評的呢。再說，這也是肅順一貫的政治觀點，他最有名的話不就是那句“咱們旗人混蛋多，他們懂什麼？”
當然，肅順的才華和開明主要體現在內政上，在對外事務上，他的水平至少不比葉名琛更高，肅順的那些源於傳統思想資源的高超權術也悉數失靈了，聯軍進京，皇帝狼狽北狩，你作為帝國頭號權臣自然也是難脫責任。
據說肅順算是對外事務的強硬派，但這個身份總不能成為護身符吧？
曾國藩畫像
曾國藩：被猜忌的湘軍之父
咸豐與曾國藩，頗有些相互看不上，卻不得不合作的意思。
咸豐即位之初，曾國藩便給皇帝上了一道驚世駭俗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語調激烈的批評了咸豐的三個“流弊”：過於注重小節，有“瑣碎”之風；“徒尚文飾”，注重虛名；剛愎自用，驕矜自是。
咸豐為人脆弱敏感，自尊心特別強，看了曾國藩的這道奏摺之後大發雷霆一度準備治罪，後來雖然在群臣的勸告之後作罷，但卻從此與曾國藩結下了樑子，在日後的歲月裡不斷給他小鞋穿。
但正如張宏傑在《曾國藩傳》中所說，這次上疏也有某種正面效果，顯示了曾國藩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為他贏得了很高的政治聲望”。
被記仇的皇帝惦記上也就罷了，咸豐與曾國藩之間的更大矛盾還是來自咸豐對湘軍這支半官方軍隊的猜忌和打壓，說到底，咸豐還是不信任漢人。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咸豐與曾國藩這樣一種相處模式。咸豐為了對付太平天國，不得不用曾國藩和湘軍；但只要戰事一順利，就回過頭來打壓湘軍，儘量不給曾國藩太多實權，1857年，咸豐甚至還找茬徹底奪了曾國藩的權，打發他回鄉；等曾國藩下野了，前線戰事又失利了，實在無人可用的咸豐才發現對付太平軍不能沒有曾國藩，又要啟用他，但還是不願意授以全權，直到局勢進一步惡化，咸豐才被迫放下猜忌，授以曾國藩兩江總督，這才成就了湘軍的傳奇。
但凡咸豐手上還有可用之軍，他也不會去給湘軍機會。或者說，他只是在太平軍與湘軍，洪秀全與曾國藩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
在咸豐與曾國藩的暗戰中，咸豐固然是各種私心和算計，而本性過於剛強的曾國藩對咸豐也未必都是處處恭順，時時惹得咸豐大怒，進一步惡化了兩人的關係。從內心裡，曾國藩已經將這位皇帝的才具和胸襟看扁了，他對咸豐的忠誠，已經鮮少私人層面的君臣相遇，可能只是出於一個正統儒家士大夫對皇權體制的尊崇而已。如果不是肅順在兩人其間的調和，“見小不見大”的咸豐可能到最後也不會對曾國藩讓步，那就真的是大清之悲天國之幸了。
可以想見，如果咸豐不是“英年早逝”，後期和曾國藩還少不了各種掰手腕捅刀子，也會為最終平定太平天國增添各種不確定性。
對於曾國藩和湘軍而言，與像慈禧太后和恭親王這樣的聰明人合作，才是真正的君臣相遇吧。不然，太平天國能否在1864年平定，難說。
恭親王：皇兄的夜壺
在咸豐朝，恭親王奕訢在大多數時間是靠邊站的。這也很容易理解，咸豐怎麼會去給這位儲位競爭對手太多機會呢，更何況奕訢的資質是要強於咸豐的，對此咸豐雖然未必會承認，但由此產生的忌憚和防範之心是客觀存在的。
但在兩次危急時刻，無人可用的咸豐還是想到了奕訢。
第一次是1853年秋，太平天國的北伐軍逼近北京，咸豐不惜違反親王不入軍機處的祖制，啟用奕訢為軍機大臣，這自然不是因為咸豐有多麼器重奕訢，而是說明了當時局勢已經惡化到何種地步了，咸豐才想到了打虎親兄弟。
從1853年11月到1855年9月，奕訢在軍機處呆了近兩年。用茅海建先生的說法就是，“他雖然沒什麼政治經驗，但憑這他的幾分才華，加上兢兢業業和小心翼翼，竟然也幫著咸豐帝渡過了難關”。
但就在1855年秋，因為奕訢“強行”為病逝的生母（也是咸豐養母）爭皇太后的名分，被惹怒的咸豐革去了奕訢軍機大臣等職務，發回上書房讀書。
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鳥盡弓藏”。就在這一年5月，太平天國的北伐軍全軍覆沒，奕訢已經失去了“救急”的價值。
這一賦閒就是5年之久。
第二次是英法聯軍兵臨城下。1860年9月，咸豐逃離北京之時，任命奕訢留在北京處理這一大摞爛攤子。這樣看來，奕訢也就是被咸豐當作了自己的夜壺。
儘管奕訢後來以洋務和擅於和外國人打交道聞名天下，但他的這些能力和眼光部分也是被“逼”出來的，如果不是英法聯軍佔領了北京，清軍一敗塗地，恭親王也未必會變得身段如此柔和。
從與英法聯軍的談判來看，奕訢並沒有體現出什麼超越同時代大清官僚的高明之處。對外無知和保守是當時整個大清朝廷的共同特質，換成一開始也是主戰派的恭親王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奕訢的洋務能力是在戰爭慘敗之後才慢慢鍛煉出來的，他固然天資不錯，但你指望他超越時代，一開始就對洋人和洋務有超前的認識，也是不現實的。
如茅海建所說，奕訢的天資是體現在談判之後，“這一位年僅27歲的青年，表現出極高的悟性、好學精神和接受新事物的勇氣”。
在日後的“同治中興”中，奕訢才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了他的才華。
而此時身在避暑山莊的咸豐呢？寄情於酒色之中，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讓他不用去面對大清天下的糜爛。我相信，直到他駕崩前的那一刻，他仍然不知道自己錯在哪，仍然生活在天朝上國的華夷秩序幻夢中，而不知悔改。
從這一點來說，道光當然是選錯了接班人，而只活到30歲的咸豐可以說也是受害者之一。
延伸閱讀
《苦命天子》
茅海建著，三聯書店，2006年4月版
《重讀近代史》
朱維錚著，中西書局，2010年8月版
《曾國藩傳》
張宏傑著，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戰天京》
譚伯牛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11月版
《兩廣總督葉名琛》
［澳］黃宇和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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