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閩西一片紅
1928年冬，蔣介石任命朱培德為總指揮，湘敵十九師師長何健為代總指揮，贛敵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為副總指揮，糾集湘贛兩省18個團約3萬人的兵力，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圍剿”，並加緊進行經濟封鎖。
為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紅四軍前委在白露村召開會議，決定用“圍魏救趙”的辦法，由紅五軍及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第三十團及軍直屬隊於1929年1月14日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
朱毛紅軍原計劃向贛南進軍的目的，是把敵人引向贛南，保住井岡山。贛南受大革命的影響，群眾基礎較好，可是還沒有建立根據地，只好且戰且走。當時天寒地凍，給養困難，毛澤東、朱德希望找到合適地方，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隊伍進到于都項山，接到福建省委及閩西特委來信，謂福建閩西於1928年舉行“四大暴動”，有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基礎，要求紅四軍到閩西休整幫助建立革命根據地。朱、毛接報大喜，部隊向南前進，原計劃攻下瑞金過農曆新年，因劉士毅部尾追而來，遂轉向瑞金西北山區大柏地。朱德看到大柏地兩邊高山，中間呈狹長地帶，與毛澤東商量把敵人引到此地打一場伏擊戰，毛澤東同意這一計劃。當天下午，朱德向指戰員說：“我們原計劃攻下瑞金過新年，可是劉士毅不讓我們過年，這裡地形很好，準備引出敵人打一場伏擊戰。打仗要死人，我朱德為革命死得過，希望同志們聽指揮打勝仗。”全體指戰員聽到朱德堅定的戰鬥決心，高呼聽從指揮，勇敢殺敵。在軍民緊密合作下，第二天凌晨開始總攻，打了一個大勝仗。全殲追敵劉士毅部800多人，繳槍800多支，這就是有名的大柏地伏擊戰。
結束戰鬥的紅軍戰士飢腸轆轆，老百姓用白米飯、年糕等慰問紅軍，戰士們用高於市面的價格付給銀毫，群眾十分高興，認識到紅軍才是真正為人民求解放的隊伍。
大柏地戰鬥後，紅四軍在寧都一帶休整，期間，接到中共福建省委來信說，福建省內沒有蔣介石嫡系部隊，閩西長汀的郭鳳鳴和龍巖的陳國輝部，戰鬥力都不很強，非常有利於紅四軍的發展和突破。紅四軍見機行事，轉向了守敵空虛，群眾基礎較好的閩西。
3月11日，紅四軍從瑞金壬田出發，首次進入閩西，3月14日長嶺寨戰鬥殲滅郭鳳鳴混成旅2000多人，旅長郭鳳鳴被擊斃。長汀解放，萬眾歡騰，紅軍雄壯威武地進入汀州城，群眾用梯子把郭鳳鳴的屍體抬到汀州城示眾三天。戰士們得到休息，紅軍在長汀籌款五萬光洋，趕製軍裝4000套，戰士穿上新軍裝，軍容整齊，精神煥發，街市上秩序井然，軍民一家。
3月20日，紅四軍在長汀辛耕別墅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和革命形勢，研究了紅軍的行動問題，提出了國民黨混戰初期，在贛南、閩西20個縣的範圍內，以游擊戰術，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割據相連的戰略方針。並強調將來的計劃如何變化發展，唯閩西贛南一區之內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這一計劃是必須確立的，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
紅四軍在長汀休整期間，將部隊改編為三個縱隊，休整十多天後返回贛南瑞金一帶，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根據地。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1929年5月，蔣桂戰爭爆發，龍巖軍閥陳國輝旅主要兵力開往廣東參加蔣桂戰爭，僅留少數兵力駐龍巖，紅四軍趁此有利時機於5月22日越過汀江攻打龍巖，先後兩度輕易佔據巖城。為吸引陳國輝回巖，6月上旬，紅四軍撤離龍巖，經上杭白砂到新泉休整，並將閩西紅軍擴編為第四縱隊，由胡少海任司令員，傅柏翠任黨代表（後改為張鼎丞）。新泉有溫泉，征戰疲勞的戰士都去泡溫泉，為了不影響民風，前委決定在“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規定上，加上“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廁所”，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6月中旬，前委獲悉陳國輝主力返回龍巖。6月17日，紅四軍向龍巖進發，18日，在小池對作戰問題作出精密部署，19日凌晨戰鬥打響，經過半天多激烈的戰鬥，全殲陳國輝旅，繳槍2000多支，陳國輝帶了幾個衛士從東門橋逃走。
古田會議（油畫）
四軍“七大”是非爭
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和工作，以古田為中心的龍巖、上杭、武平、永定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紅軍隊伍擴大了。據1929年5月統計，紅四軍有黨員1329名，其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佔了76.6%，工人出身的黨員僅佔23.4%。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必然會在黨內反映出來，加之尚處在幼年時期的紅軍領導機關，對黨內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的路線教育，這就使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不斷地滋生和發展起來。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表現為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餘等。
當時，紅四軍黨內除存在錯誤思想亟待解決外，還有一個更為突出的問題就是黨的機構設置問題。
從井岡山下來，到贛南、閩西開闢新區工作，戰鬥頻繁，前委直接領導軍隊與地方工作，簡便快捷。可4月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劉安恭一到紅四軍就擔任了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劉安恭一上任就提出前委只管紅四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問題。劉安恭輕而易舉地成為居於陳毅之上的紅四軍的第三號人物。劉安恭以“欽差大臣”自居，自視甚高，對現有紅四軍領導班子體制和戰略戰術不以為然，機械地搬用蘇聯的那一套做法，還不負責任地散佈個人觀點：“紅四軍領導人中有兩派，一派是擁護中央派，一派是反對中央派。”顯然他所指的擁護中央派是以朱德為代表的，而反對中央派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上述觀點完全不是事實，是憑空臆斷的。
劉安恭以上的說法，顯然是下級對上級做出命令式的決議，目的是要限制前委的權力，實際上是架空前委。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怎麼能夠接受這樣的決議？叫他怎麼工作？毛澤東對臨時軍委的決議表示強烈的不滿。據時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江華回憶，在龍巖小池部署三打龍巖城的作戰計劃時，沒有通知毛澤東參加，太過分了。
1929年5月底，紅四軍進駐永定湖雷，毛澤東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首先闡述自己的意見，他說：“大家都知道，根據目前的狀況，我們前委工作的重心仍然在軍隊，軍隊又處於頻繁作戰和經常轉移的境地，這就是要前委給予集中而敏捷的指揮，以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但現在在前委之下硬生生地插進來一個臨時軍委，人還是這些人，事還是這些事，不僅機構重疊了，而且還居然限制前委的權力，這不是明顯的分權思想，我想可以稱為分權主義。依我看，前委之下暫時還不必要設立軍委，現有的臨時軍委也可以取消。”“毛黨代表說得有道理”，譚震林、蔡協民、林彪等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劉安恭以盛氣凌人的樣子說：“我不同意老毛的意見，就我瞭解，前委在四軍管得太多了，權力也太集中了，你老毛簡直是書記專政，搞的是家長制。因此，我認為很有必要設立軍委來約束前委，健全四軍黨組織制度。”劉安恭的發言竟然得到不少人的讚許，議論紛紛、慷慨激昂，朱德也表示同意。
究竟要不要成立紅四軍軍委，雙方爭論沒有結果，有人提出投票解決，大家同意。投票結果，同意撤銷臨時軍委的佔大多數，這樣，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不再存在了，調到二縱隊當司令員。他的政治部主任一職同時落選，改由陳毅擔任。但這一決定並沒有消除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反而使爭論更為公開化和激烈化。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前委利用“三克龍巖城”後安定的環境，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由紅四軍代理前委書記陳毅主持，主要內容仍然是關於前委的領導問題，會上爭論不休。陳毅為了打破僵局，採取了對毛澤東和朱德各打50大板的調和折中方法，並宣佈給予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警告處分。大會最後選舉前委委員，陳毅取代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朱德仍為前委委員。
紅四軍黨的“七大”後，毛澤東到閩西特委指導召開中共閩西“一大”。
《古田會議》各時期版本
二次出擊論短長
7月29日，紅四軍得到比較確切的情況彙報：蔣介石調動閩粵贛三省兵力13個團2個營2萬多人，由贛敵金漢鼎指揮，對閩西革命根據地進行“會剿”。陳毅與朱德從新泉趕到蛟洋文昌閣向毛澤東彙報國民黨三省“會剿”的敵情，並與參加中共閩西“一大”的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傅柏翠等人一起召開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陳毅彙報敵情嚴重，要求提前結束中共閩西“一大”，舉全力應對反動派三省“會剿”的到來。會上詳細分析各方面的情況，朱德建議採取內外結合，“圍魏救趙”的辦法，以解敵人對閩西之圍，即以一部分部隊留守閩西，一部分離開閩西打出外圍。毛澤東同意了朱德的建議。決定二、三縱隊離開閩西向閩中大田、德化等地進發，一、四縱隊留在閩西。與會人員一致同意這一策略。
會後，毛澤東前往上杭大洋壩轉到永定合溪、陳東一帶，邊養病邊搞調查，陳毅到上海彙報，一、四縱隊深入上杭農村發動群眾搞好革命根據地建設，朱德率領二、三縱隊到閩中開展游擊戰爭，打擊盧興邦部及民團土匪。出發前，朱德動員教育幹部戰士，要大力宣傳紅軍的宗旨任務，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出擊閩中的部隊通過宣傳，得到群眾的理解，軍民關係密切，如：部隊到各地張貼朱德、毛澤東署名的紅四軍司令部四言體佈告，刷寫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標語，打下寧洋城，沉重打擊當地臭名昭著的三個土豪，沒收了他們的糧食和財產分給群眾，把從連城帶去的兩個土豪在寧洋槍決，放火燒了寧洋縣政府的衙門。群眾看到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軍隊，十分振奮。在漳平官田楊美村，群眾因受白軍宣傳不瞭解紅軍情況都躲到山上去了，一戰士在一農戶家找到2６斤糧食，欲付款購買卻找不到主人，只好把大洋二元交給賣香菸的觀泗老闆手裡並在牆壁上留言：“老闆，你不在家，你的米我買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觀泗老闆手，禮！紅軍”。紅軍走了群眾歸，該農民發現牆壁上的留言，收到大洋二元，心情無比激動，喜訊傳遍全村，眾人都誇紅軍與白軍根本不同。白軍到來燒殺搶，紅軍到來秋毫無犯；在漳平官田鄉，群眾不瞭解紅軍狀況，一個村子的農民都躲在一個三層高的土樓裡，戰士喊話宣傳紅軍的宗旨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請群眾把糧食用竹筐吊下來，紅軍把糧款放在竹筐裡吊上去，如此反覆三次後，群眾把樓門打開，請紅軍進去喝茶水休息，幫助紅軍帶路和解決給養問題，等等。
紅四軍突進閩中後，打擊閩敵張貞部，張貞率部龜縮漳州，粵、贛兩敵看到閩敵撤退，也無心留在閩西，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盤，敵人部署的三省“會剿”遂告結束。由於閩中地形險阻，缺乏群眾基礎，且天氣炎熱，病員增多，根據前委來信，部隊退回閩西，收復龍巖，攻克上杭。在上杭，紅四軍召開黨的“八大”，陳毅、毛澤東不在，故未參加，會議繼續爭論“七大”提出的問題，未果而終。
10月上旬，福建省委轉來中央對閩西特委和紅四軍的指示信，謂兩廣軍閥混戰爆發期間，粵東風雲緊迫，敵東江防地較弱，同時東江的豐順、大埔、五華、興寧、海陸豐等地廣大工農起來作劇烈鬥爭，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轉給紅四軍前委，要朱毛紅軍全部開往東江，幫助東江廣大群眾的鬥爭。中旬，紅四軍奉命由朱德率領出擊東江。在進到大埔石下壩時，劉安恭戰鬥陣亡。紅四軍攻入梅縣後，敵人反包圍，突出梅縣後，紅四軍損失三分之一。究其原因，兩廣軍閥的混戰已結束，白軍集中兵力對付紅軍；紅軍中有不少是收編來的兵員，他們沒得到很好的教育改造，戰鬥形勢對我不利時，不少人離隊開小差，以上兩點教訓值得引起注意。朱德只好率領部隊返回閩西。
中央來信促“九大”
且說，陳毅到上海後，詳細如實地向周恩來、李立三彙報閩贛兩省的鬥爭形勢，紅四軍黨的“七大”情況和毛澤東、朱德等人爭論的意見。周恩來聽後認為毛澤東的意見是對的，指示毛澤東任前委書記，並授意陳毅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前委寫指示信（史稱“中央九月來信”）。陳毅起草後交周恩來審閱，周恩來閱後表示同意，將該信交陳毅帶回，簽發日期為1929.9.28，從陳毅向中央彙報並起草九月來信，可看出陳毅是胸懷坦蕩的好同志。
陳毅帶著“中央九月來信”回到廣東梅縣松源與朱德會合，詳細交流別後的情況，一致同意，寫信請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前委書記崗位主持工作。11月23日，紅四軍回師汀州。在汀州，朱德、陳毅研究決定，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當時，毛澤東已從永定回到上杭城，住一段時間後到蘇家坡，幫助閩西特委機關工作。朱德請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到蘇家坡，陪同毛澤東回長汀紅四軍駐地，擔任前委書記主持工作。
在長汀，毛澤東和朱德、陳毅見面，彼此都很客氣。陳毅介紹了自己上海之行，又一次誠懇地作出自我批評，毛澤東也承認了自己在“八大”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請朱德、陳毅多多包涵。經過一段波折，毛、朱、陳顯得格外團結。
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加緊對紅軍的整頓訓練。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周恩來口頭指示，決定籌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
12月3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進駐新泉，開展了舉世聞名的新泉整訓。按照前委分工，朱德負責軍事整訓，毛澤東和陳毅負責政治整訓。朱德把支隊長、大隊長、中隊長都編入連隊，縱隊司令員下去當連長，由黃埔軍校出身的支隊長當教官，對幹部進行嚴格的步操，每天早晨軍號嘹亮，刺殺聲在新泉河畔響起。朱德講授“新游擊戰術和射擊要領”，訓練結束後由這些幹部對連排班長和單兵進行針對性的訓練，從而使這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紅軍部隊，在軍事素質上有很大的提高。
毛澤東和陳毅在望雲草室主持了許多次的調查會，調查的對象有各縱隊、支隊、大隊的負責同志及連隊的支部書記，政治部還派兩位文化較高的同志前去做記錄。調查會啟發戰士們反映日常所見所聞的官兵思想情況和工作作風。羅榮桓和賴傳珠發言很積極，羅榮桓反映：紅四軍內存在單純軍事觀點，有人笑政工人員是“賣狗皮膏藥的”，也有的說是“吃閒飯的”，在這些人眼裡，認為政工人員是累贅。紅四軍中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還是比較嚴重的，持有這種論點的人，不願留在農村做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喜歡到大城市去，可以大吃大喝。第三縱隊副官賴毅向毛澤東反映：有一個副大隊長郭天民打仗勇敢，但喜歡打罵士兵，士兵給他起個綽號叫“鐵匠”。毛澤東找郭天民談話，指出他打人是舊軍閥的作風，應糾正，郭天民還振振有詞地辯護：“帶兵嘛，就是要嚴。不打不罵不成兵，和尚廟裡的鼓三天不打就會蒙上灰塵。”毛澤東耐心地對郭天民說，紅軍戰士都是打土豪分田地後出來的階級兄弟，有缺點應耐心地啟發教育，使他提高覺悟，改正錯誤就行了。郭天民覺得有理，表示以後再也不打人了，此後官兵關係更加融洽。除搞好連隊調查外，毛澤東還在寒風凜冽的晚上提著馬燈到離新泉5公里的官莊召開農民座談會，毛澤東逐個詢問農民，租種地主多少田，每年交多少租，紅軍來後生活有什麼變化，紅軍有哪些做得不夠的地方，農民都如實反映，毛澤東披星戴月滿載而歸。
通過新泉整訓，結合南昌起義兩年來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望雲草室開始起草《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
12月上旬，蔣介石又糾集閩粵贛三省兵力“會剿”閩西革命根據地，形勢十分嚴峻，前委研究決定，選擇比較安全的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12月17至20日，紅四軍4000多人從新泉開往古田。
紅四軍到古田的第二天，毛澤東在紅四軍司令部住地中興堂一連數天召開各縱隊、支隊的黨代表，部分大隊的黨代表聯席會議，徵求各代表對召開“九大”的意見。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這次召開聯席會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徹底肅清我們四軍黨內存在著的不正確傾向，把我們四軍建設成為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到底四軍黨內存在哪些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提綱挈領地說：“四軍黨內存在的不正確傾向不少，比如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絕對平均主義等等。當然，說得不全面，大家可以發表意見，一定要打消顧慮。可以肯定地說，非無產階級思想是一種銷蝕劑，對紅軍起腐蝕破壞作用，要靠我們去總結它，排除它，消滅它。”毛澤東到各個小組參加討論，他一面聽大家發言，一面認真做筆記，並隨時向與會者解答一些問題。聯席會議開得很好，大家的思想上了個新臺階。
紅四軍在古田繼續開展政治、軍事訓練，軍事訓練依然由朱德主持，毛澤東和陳毅主持政治整訓。
毛澤東對在新泉起草的紅四軍黨的“九大”決議案初稿的基礎上，作了修改和補充。
所有這一切工作，為紅四軍黨的“九大”召開作了準備。
古田會議放光芒
1929年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廖氏祠堂召開，120多人濟濟一堂。這些人中有紅四軍的各級黨代表、幹部代表、士兵代表，也有閩西地方的幹部代表和婦女代表。會議由陳毅主持，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精神，並作了關於廢止肉刑和反對槍斃逃兵的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會議的核心是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報告，具體分為八個問題：關於單純軍事觀點；關於極端民主化；關於非組織觀點；關於絕對平均主義；關於主觀主義；關於個人主義；關於流寇思想；關於盲動主義殘餘。每個問題都舉出具體事例，分析產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和糾正的辦法。代表們聚精會神地聽報告，與會人員受到深刻的教育，經過認真的討論，一致通過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同時改選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同志任前委書記。會議於29日結束，這次會議開得很莊重很順利，是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古田會議決議使紅軍在黨的絕對領導下，肅清了舊式軍隊的影響，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決議著重規定：一、加強黨的建設。支部建在連上，營、團設黨委，班排有小組，發揚民主，健全組織生活，不斷提高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二、明確紅軍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規定紅軍執行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以及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等工作；三、要加強指導員對馬列主義的學習教育，理論聯繫實際，領導機關根據實際情況，制訂出切實可行的戰略方針、鬥爭策略；四，要認真貫徹“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政一致、軍民一致和優待俘虜的政策。
古田會議結束後，為衝破閩粵贛三省敵人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的“會剿”，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回師贛南鞏固發展革命根據地。在返回贛南途中，邊行軍邊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精神，部隊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認真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密切軍民關係，部隊的戰鬥力得到很大提高，革命根據地進一步發展，贛南、閩西20多個縣連成一片，成為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
古田會議決議不但在紅四軍中實行了，後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後不等地照此做了，這樣就使整個中國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中國人民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後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創造，古田會議決議成為建黨建軍的偉大綱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十分重視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和宣傳，強調要做好古田會議會址的維修和保護，1964年國務院評定古田會議會址為國家級文保單位。古田會議會址開放以來，前往參觀的群眾絡繹不絕。今年是古田會議召開九十週年，讓我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繼承發揚古田會議精神，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簡介：趙惠，原閩粵贛邊老同志、曾參與古田會議紀念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建工作。本文主要參考資料：傅柒生著《軍魂——古田會議紀實》；陳幼榮、廖金龍著《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會師》。（來源：閩西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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