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闽西一片红
1928年冬，蒋介石任命朱培德为总指挥，湘敌十九师师长何健为代总指挥，赣敌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18个团约3万人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并加紧进行经济封锁。
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在白露村召开会议，决定用“围魏救赵”的办法，由红五军及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及军直属队于1929年1月14日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朱毛红军原计划向赣南进军的目的，是把敌人引向赣南，保住井冈山。赣南受大革命的影响，群众基础较好，可是还没有建立根据地，只好且战且走。当时天寒地冻，给养困难，毛泽东、朱德希望找到合适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队伍进到于都项山，接到福建省委及闽西特委来信，谓福建闽西于1928年举行“四大暴动”，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要求红四军到闽西休整帮助建立革命根据地。朱、毛接报大喜，部队向南前进，原计划攻下瑞金过农历新年，因刘士毅部尾追而来，遂转向瑞金西北山区大柏地。朱德看到大柏地两边高山，中间呈狭长地带，与毛泽东商量把敌人引到此地打一场伏击战，毛泽东同意这一计划。当天下午，朱德向指战员说：“我们原计划攻下瑞金过新年，可是刘士毅不让我们过年，这里地形很好，准备引出敌人打一场伏击战。打仗要死人，我朱德为革命死得过，希望同志们听指挥打胜仗。”全体指战员听到朱德坚定的战斗决心，高呼听从指挥，勇敢杀敌。在军民紧密合作下，第二天凌晨开始总攻，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追敌刘士毅部800多人，缴枪800多支，这就是有名的大柏地伏击战。
结束战斗的红军战士饥肠辘辘，老百姓用白米饭、年糕等慰问红军，战士们用高于市面的价格付给银毫，群众十分高兴，认识到红军才是真正为人民求解放的队伍。
大柏地战斗后，红四军在宁都一带休整，期间，接到中共福建省委来信说，福建省内没有蒋介石嫡系部队，闽西长汀的郭凤鸣和龙岩的陈国辉部，战斗力都不很强，非常有利于红四军的发展和突破。红四军见机行事，转向了守敌空虚，群众基础较好的闽西。
3月11日，红四军从瑞金壬田出发，首次进入闽西，3月14日长岭寨战斗歼灭郭凤鸣混成旅2000多人，旅长郭凤鸣被击毙。长汀解放，万众欢腾，红军雄壮威武地进入汀州城，群众用梯子把郭凤鸣的尸体抬到汀州城示众三天。战士们得到休息，红军在长汀筹款五万光洋，赶制军装4000套，战士穿上新军装，军容整齐，精神焕发，街市上秩序井然，军民一家。
3月20日，红四军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革命形势，研究了红军的行动问题，提出了国民党混战初期，在赣南、闽西20个县的范围内，以游击战术，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割据相连的战略方针。并强调将来的计划如何变化发展，唯闽西赣南一区之内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必须确立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红四军在长汀休整期间，将部队改编为三个纵队，休整十多天后返回赣南瑞金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1929年5月，蒋桂战争爆发，龙岩军阀陈国辉旅主要兵力开往广东参加蒋桂战争，仅留少数兵力驻龙岩，红四军趁此有利时机于5月22日越过汀江攻打龙岩，先后两度轻易占据岩城。为吸引陈国辉回岩，6月上旬，红四军撤离龙岩，经上杭白砂到新泉休整，并将闽西红军扩编为第四纵队，由胡少海任司令员，傅柏翠任党代表（后改为张鼎丞）。新泉有温泉，征战疲劳的战士都去泡温泉，为了不影响民风，前委决定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上，加上“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6月中旬，前委获悉陈国辉主力返回龙岩。6月17日，红四军向龙岩进发，18日，在小池对作战问题作出精密部署，19日凌晨战斗打响，经过半天多激烈的战斗，全歼陈国辉旅，缴枪2000多支，陈国辉带了几个卫士从东门桥逃走。
古田会议（油画）
四军“七大”是非争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工作，以古田为中心的龙岩、上杭、武平、永定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红军队伍扩大了。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有党员1329名，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76.6%，工人出身的党员仅占23.4%。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在党内反映出来，加之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这就使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滋生和发展起来。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
当时，红四军党内除存在错误思想亟待解决外，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党的机构设置问题。
从井冈山下来，到赣南、闽西开辟新区工作，战斗频繁，前委直接领导军队与地方工作，简便快捷。可4月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就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一上任就提出前委只管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问题。刘安恭轻而易举地成为居于陈毅之上的红四军的第三号人物。刘安恭以“钦差大臣”自居，自视甚高，对现有红四军领导班子体制和战略战术不以为然，机械地搬用苏联的那一套做法，还不负责任地散布个人观点：“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派是拥护中央派，一派是反对中央派。”显然他所指的拥护中央派是以朱德为代表的，而反对中央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上述观点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
刘安恭以上的说法，显然是下级对上级做出命令式的决议，目的是要限制前委的权力，实际上是架空前委。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决议？叫他怎么工作？毛泽东对临时军委的决议表示强烈的不满。据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江华回忆，在龙岩小池部署三打龙岩城的作战计划时，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太过分了。
1929年5月底，红四军进驻永定湖雷，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他说：“大家都知道，根据目前的状况，我们前委工作的重心仍然在军队，军队又处于频繁作战和经常转移的境地，这就是要前委给予集中而敏捷的指挥，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但现在在前委之下硬生生地插进来一个临时军委，人还是这些人，事还是这些事，不仅机构重叠了，而且还居然限制前委的权力，这不是明显的分权思想，我想可以称为分权主义。依我看，前委之下暂时还不必要设立军委，现有的临时军委也可以取消。”“毛党代表说得有道理”，谭震林、蔡协民、林彪等人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刘安恭以盛气凌人的样子说：“我不同意老毛的意见，就我了解，前委在四军管得太多了，权力也太集中了，你老毛简直是书记专政，搞的是家长制。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设立军委来约束前委，健全四军党组织制度。”刘安恭的发言竟然得到不少人的赞许，议论纷纷、慷慨激昂，朱德也表示同意。
究竟要不要成立红四军军委，双方争论没有结果，有人提出投票解决，大家同意。投票结果，同意撤销临时军委的占大多数，这样，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不再存在了，调到二纵队当司令员。他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同时落选，改由陈毅担任。但这一决定并没有消除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为公开化和激烈化。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安定的环境，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主要内容仍然是关于前委的领导问题，会上争论不休。陈毅为了打破僵局，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50大板的调和折中方法，并宣布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警告处分。大会最后选举前委委员，陈毅取代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仍为前委委员。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
《古田会议》各时期版本
二次出击论短长
7月29日，红四军得到比较确切的情况汇报：蒋介石调动闽粤赣三省兵力13个团2个营2万多人，由赣敌金汉鼎指挥，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陈毅与朱德从新泉赶到蛟洋文昌阁向毛泽东汇报国民党三省“会剿”的敌情，并与参加中共闽西“一大”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傅柏翠等人一起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陈毅汇报敌情严重，要求提前结束中共闽西“一大”，举全力应对反动派三省“会剿”的到来。会上详细分析各方面的情况，朱德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解敌人对闽西之围，即以一部分部队留守闽西，一部分离开闽西打出外围。毛泽东同意了朱德的建议。决定二、三纵队离开闽西向闽中大田、德化等地进发，一、四纵队留在闽西。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这一策略。
会后，毛泽东前往上杭大洋坝转到永定合溪、陈东一带，边养病边搞调查，陈毅到上海汇报，一、四纵队深入上杭农村发动群众搞好革命根据地建设，朱德率领二、三纵队到闽中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卢兴邦部及民团土匪。出发前，朱德动员教育干部战士，要大力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出击闽中的部队通过宣传，得到群众的理解，军民关系密切，如：部队到各地张贴朱德、毛泽东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四言体布告，刷写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标语，打下宁洋城，沉重打击当地臭名昭著的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财产分给群众，把从连城带去的两个土豪在宁洋枪决，放火烧了宁洋县政府的衙门。群众看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十分振奋。在漳平官田杨美村，群众因受白军宣传不了解红军情况都躲到山上去了，一战士在一农户家找到2６斤粮食，欲付款购买却找不到主人，只好把大洋二元交给卖香烟的观泗老板手里并在墙壁上留言：“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红军”。红军走了群众归，该农民发现墙壁上的留言，收到大洋二元，心情无比激动，喜讯传遍全村，众人都夸红军与白军根本不同。白军到来烧杀抢，红军到来秋毫无犯；在漳平官田乡，群众不了解红军状况，一个村子的农民都躲在一个三层高的土楼里，战士喊话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请群众把粮食用竹筐吊下来，红军把粮款放在竹筐里吊上去，如此反复三次后，群众把楼门打开，请红军进去喝茶水休息，帮助红军带路和解决给养问题，等等。
红四军突进闽中后，打击闽敌张贞部，张贞率部龟缩漳州，粤、赣两敌看到闽敌撤退，也无心留在闽西，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敌人部署的三省“会剿”遂告结束。由于闽中地形险阻，缺乏群众基础，且天气炎热，病员增多，根据前委来信，部队退回闽西，收复龙岩，攻克上杭。在上杭，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陈毅、毛泽东不在，故未参加，会议继续争论“七大”提出的问题，未果而终。
10月上旬，福建省委转来中央对闽西特委和红四军的指示信，谓两广军阀混战爆发期间，粤东风云紧迫，敌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的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起来作剧烈斗争，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转给红四军前委，要朱毛红军全部开往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中旬，红四军奉命由朱德率领出击东江。在进到大埔石下坝时，刘安恭战斗阵亡。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敌人反包围，突出梅县后，红四军损失三分之一。究其原因，两广军阀的混战已结束，白军集中兵力对付红军；红军中有不少是收编来的兵员，他们没得到很好的教育改造，战斗形势对我不利时，不少人离队开小差，以上两点教训值得引起注意。朱德只好率领部队返回闽西。
中央来信促“九大”
且说，陈毅到上海后，详细如实地向周恩来、李立三汇报闽赣两省的斗争形势，红四军党的“七大”情况和毛泽东、朱德等人争论的意见。周恩来听后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指示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并授意陈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写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陈毅起草后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阅后表示同意，将该信交陈毅带回，签发日期为1929.9.28，从陈毅向中央汇报并起草九月来信，可看出陈毅是胸怀坦荡的好同志。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广东梅县松源与朱德会合，详细交流别后的情况，一致同意，写信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书记岗位主持工作。11月23日，红四军回师汀州。在汀州，朱德、陈毅研究决定，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当时，毛泽东已从永定回到上杭城，住一段时间后到苏家坡，帮助闽西特委机关工作。朱德请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到苏家坡，陪同毛泽东回长汀红四军驻地，担任前委书记主持工作。
在长汀，毛泽东和朱德、陈毅见面，彼此都很客气。陈毅介绍了自己上海之行，又一次诚恳地作出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了自己在“八大”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经过一段波折，毛、朱、陈显得格外团结。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对红军的整顿训练。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口头指示，决定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新泉，开展了举世闻名的新泉整训。按照前委分工，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训。朱德把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都编入连队，纵队司令员下去当连长，由黄埔军校出身的支队长当教官，对干部进行严格的步操，每天早晨军号嘹亮，刺杀声在新泉河畔响起。朱德讲授“新游击战术和射击要领”，训练结束后由这些干部对连排班长和单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从而使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部队，在军事素质上有很大的提高。
毛泽东和陈毅在望云草室主持了许多次的调查会，调查的对象有各纵队、支队、大队的负责同志及连队的支部书记，政治部还派两位文化较高的同志前去做记录。调查会启发战士们反映日常所见所闻的官兵思想情况和工作作风。罗荣桓和赖传珠发言很积极，罗荣桓反映：红四军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有人笑政工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的说是“吃闲饭的”，在这些人眼里，认为政工人员是累赘。红四军中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还是比较严重的，持有这种论点的人，不愿留在农村做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喜欢到大城市去，可以大吃大喝。第三纵队副官赖毅向毛泽东反映：有一个副大队长郭天民打仗勇敢，但喜欢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个绰号叫“铁匠”。毛泽东找郭天民谈话，指出他打人是旧军阀的作风，应纠正，郭天民还振振有词地辩护：“带兵嘛，就是要严。不打不骂不成兵，和尚庙里的鼓三天不打就会蒙上灰尘。”毛泽东耐心地对郭天民说，红军战士都是打土豪分田地后出来的阶级兄弟，有缺点应耐心地启发教育，使他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就行了。郭天民觉得有理，表示以后再也不打人了，此后官兵关系更加融洽。除搞好连队调查外，毛泽东还在寒风凛冽的晚上提着马灯到离新泉5公里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毛泽东逐个询问农民，租种地主多少田，每年交多少租，红军来后生活有什么变化，红军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农民都如实反映，毛泽东披星戴月满载而归。
通过新泉整训，结合南昌起义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望云草室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12月上旬，蒋介石又纠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形势十分严峻，前委研究决定，选择比较安全的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2月17至20日，红四军4000多人从新泉开往古田。
红四军到古田的第二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司令部住地中兴堂一连数天召开各纵队、支队的党代表，部分大队的党代表联席会议，征求各代表对召开“九大”的意见。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召开联席会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彻底肃清我们四军党内存在着的不正确倾向，把我们四军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到底四军党内存在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提纲挈领地说：“四军党内存在的不正确倾向不少，比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等等。当然，说得不全面，大家可以发表意见，一定要打消顾虑。可以肯定地说，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一种销蚀剂，对红军起腐蚀破坏作用，要靠我们去总结它，排除它，消灭它。”毛泽东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他一面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并随时向与会者解答一些问题。联席会议开得很好，大家的思想上了个新台阶。
红四军在古田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军事训练依然由朱德主持，毛泽东和陈毅主持政治整训。
毛泽东对在新泉起草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初稿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和补充。
所有这一切工作，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作了准备。
古田会议放光芒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廖氏祠堂召开，120多人济济一堂。这些人中有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士兵代表，也有闽西地方的干部代表和妇女代表。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会议的核心是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报告，具体分为八个问题：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残余。每个问题都举出具体事例，分析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和纠正的办法。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报告，与会人员受到深刻的教育，经过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同时改选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会议于29日结束，这次会议开得很庄重很顺利，是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决议着重规定：一、加强党的建设。支部建在连上，营、团设党委，班排有小组，发扬民主，健全组织生活，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二、明确红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红军执行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以及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等工作；三、要加强指导员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教育，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斗争策略；四，要认真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和优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结束后，为冲破闽粤赣三省敌人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会剿”，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回师赣南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在返回赣南途中，边行军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赣南、闽西20多个县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中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造，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和宣传，强调要做好古田会议会址的维修和保护，1964年国务院评定古田会议会址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田会议会址开放以来，前往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九十周年，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发扬古田会议精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赵惠，原闽粤赣边老同志、曾参与古田会议纪念馆、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傅柒生著《军魂——古田会议纪实》；陈幼荣、廖金龙著《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来源：闽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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