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和道路,作為當代城市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符號,早已融入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更被大夥耳熟能詳、司空見慣。
今天的人們也許無法想象,離開了道路、交通和車輛,現代城市文明將會變成什麼模樣?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道路交通和車輛發展狀況,無疑是衡量文明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尺。
正是縱橫交錯的道路交通,構成了城市的血脈和骨架,它和推陳出新的出行工具(車輛)一樣,共同推動著人類大踏步邁向現代文明。
那麼,三四千年前的華夏先民們是怎麼出行的?他們居住的城市,有代步的車子和縱橫的道路網絡嗎?
在古老中原河洛大地的夏代都城——偃師二里頭,廣袤田野下面不僅隱藏著源遠流長華夏文明的一段輝煌歷史,而且給世人腦海中的疑問帶來了明確的答案。
二里頭遺址出現“中國最早車轍印的劃時代里程碑意義。
走進華夏文明發源地的二里頭遺址,兩條五米多長、間距一米的古老車轍印痕,猶如石破天驚、震古爍今、耀然出世,更折射出3800年前華夏文明初始的一縷炫麗曙光。
史書記載,在中原黃河流域的伊洛河平原,曾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城)所在。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間(《史記》)”。
“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古書《竹書紀年》)”。
21世紀之初,考古人員在對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南側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間,發現了兩道大體平行的車轍痕。車轍轍溝呈凹槽狀,其內可見下凹而呈現出層狀堆積的路土和灰土,兩轍間的距離約為1米。發掘區內車轍長5米多,且繼續向東西方向延伸。
偃師二里頭遺址驚現“夏代車轍”,一舉將我國用車的歷史上推至距今3800年左右,比此前公認為最古老的商代車轍還早數百年,具有非同小可的里程碑意義。
01 印證和明確了古代的城市規劃佈局。
無論是現代還是古代, 作為一個城市的骨架和動脈的道路,在承擔城市交通功能的同時,還無形間將城市劃分為不同的區域,起到了劃分城市功能區的重要職能。
經考古發現,在二里頭2號宮殿基址的東側探明瞭一條長約約700米的南北大道
接著東西向的大路也被找到,南北向和東西向的兩條大道垂直相交,形成主幹道上的十字路口。
這種“井字形”的大道,見證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大路最寬處20米左右,相當於現代公路的雙向四車道。
井字形道路發現以前,雖然二里頭夏代都城遺址的煊赫身份得到公認,然而遺址的各功能區分佈讓人感覺比較零散,難以發現城市佈局規律。
道路網絡發現以後,縝密規劃、佈局嚴整的大型都邑遺址,開始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二里頭夏都城市中心南北縱橫交織的路網,既是交通通道,又發揮著分割城市功能區的作用,無形間把二里頭遺址劃分成不同功能區,以宮城建築群為中心,墓葬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拱衛在周圍,呈現出宏大、莊嚴的“王者之都”氣勢。
二里頭“中國最早車轍”和 “古代最早井字形大道”的出現,雄辯地證明二里頭夏都遺址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城大邑,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先河。
02 二里頭夏都遺址發現的雙輪車轍,證明距今3800年左右華夏大地,已經有了雙輪車在往來穿梭,印證了古籍記載的真實性。
“禹治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史記·夏本紀》)”。
“川穀交錯,風化未通,九州隔絕,未有舟車之用,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賈誼《新書》)。
“前有車後有轍”,從二里頭的車轍印痕,來看中國古代的車子演變過程。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夏代車轍,一下子將我國用車的歷史上推至距今3800年左右,中國由此成了世界上最早發明車和使用車的國家之一。
史載,中國最早的車子是由夏代的車正奚仲發明創造的。《說文》訓詁“車”字:“車,輿輪之總名,夏後時奚仲所造。”
“當夏禹之時封為薛,為禹掌車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以木為車蓋仍纘車正舊職,故後人亦稱奚仲造車(《滕縣誌》)。”
到了商代,根據國內考古發現的多個商代雙軌車轍印,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證明早在遙遠商代,都城大邑中已普遍使用雙輪車。
商周時期車輛的形制,在《考工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考工記》對車的製作甚為重視,它提出只有把車輪製成正圓,才能使輪與地面的接觸面“微至”,從而減小阻力以保證車輛行駛“戚速”。它還規定製造行平地的“大車”和行山地的“柏車”的轂長(兩輪間橫木長度)和輻長(連接軸心和輪圈的木條長度),各有一定尺寸,說“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春秋時期車已經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作戰裝備,其生產亦成為十分重要的手工部門,《考工記》中記述“一器而聚工多焉,車為多”,並且詳細記載了車的分類以及製作規範和檢驗標準。
根據古書記載,我們可以得知,中國古代車子的基本結構是木製,從中國先秦的車看,主要由四部分組成——輪、軸、輈、輿。
其中,輪以技術含量高而成為核心部件。自秦後車經千百年演進,先後發明了數十種車型,雙輪、獨輪並行天下,然而不管什麼車,直到十九世紀,木輪的結構卻幾乎保持不變。
戰國時期,造車技術已經非常成熟。這一時期,諸侯之間頻繁交戰,動輒使用數百上千乘戰車進行“車站”,當時衡量各國軍事戰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戰車數量。
大國往往被稱為 “萬乘之國”,中等國家為“千乘之國”,小國往往只配叫 “百乘之國”。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論語·先進篇》)。”
“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劉向《戰國策》)”
戰國時期的“萬乘之國”指的是“戰國七雄”(秦楚齊趙魏韓燕),“千乘之國”一般是指宋、衛、中山、越、蜀五國。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人們出行車輛的豪華程度,必須與地位等級相匹配。
古代天子乘坐的車叫路車(輅車),有傘蓋、帷幔等豪華裝備,就來拉車的馬匹也有嚴格標準。
“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逸禮·王度記》)”。
據《周禮》記載,王有五路:玉路(祭祀用車)、金路(會同諸侯賓客)、象路(視朝用車)、革路(征伐用車)、木路(田獵用車),五路車都有12乘副車。
古代諸侯和周王室高級官員乘坐的車叫做軒車,兩側有障蔽,上面有傘蓋。
一般官吏乘的輕便小車叫做軺車,只有傘蓋,四周敞露,由一匹馬或者兩匹馬駕駛。
還有一種車叫做輜車,四周設有帷幔的較大的車子,多用於載物,也可以載人。
“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古代百姓常用的車輛為獨輪車,既可載人又能裝貨,輕巧靈活,非常實用。
最早的原始車轍印痕,拉開了不斷升級、進化的中國古代城市道路規劃和國家交通路網的龐大序幕。
道路(路網)無疑是體現城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車子的出現和發展,讓道路、交通規劃成了古代城市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
01 東周都城洛邑的先進交通規劃。
考工記記錄的東周都城——洛邑中就有縱橫發達的交通系統。都城中有九條南北大道、九條東西大道,每條大道可容九輛車並行。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周禮·考工記》)。”
那麼遠古時代道路的寬度有無限制呢?
(成周洛邑城內)南北大道寬九軌,環城大道寬七軌,野地大道寬五軌。用王都環城大道的寬度,作為諸侯都城中南北大道寬度的標準;用王畿野地大道的寬度,作為(諸侯王)大都城中南北大道寬度的標準。
“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環塗以為諸侯經塗,野塗以為都經塗(《周禮·考工記》)。”
02 馳名中外,影響深遠的秦馳道(古代驛道)。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統一六國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修築以咸陽為中心的、通往全國各地的馳道。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史記·秦始皇本紀》)。”
彼時,始皇修建連接國內主要戰略城市的著名“秦馳道”有9條:有出今高陵通上郡的上郡道,過黃河通山西的臨晉道,出函谷關通河南、河北、山東的東方道,出今商洛通東南的武關道,出秦嶺通四川的棧道,出今隴縣通寧夏、甘肅的西方道,出今淳化通九原的直道等,構成了四通八達的帝國交通系統。
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於南起陝西咸陽的甘泉宮,北至今內蒙古包頭九原郡,南北長達700多公里的軍事大通道“秦直道”。
公元前212,秦始皇命令大將蒙恬實施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國防工程,修築有“中國古代第一條軍事高速公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 “國道”等美譽的“秦直道”。
“三十五年,除道(修路),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籍文獻中記載了秦直道的宏大規模,除部分山路外,道寬五十步,相當於今天的70米左右;道路每隔三丈距離種植一棵青松,道旁設有排水溝。
據說全盛時期的秦直道可並排跑13輛馬車,堪稱人類道路交通建設發展史上一個奇蹟。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書·賈鄒枚路傳》)”。
二里頭的中國最早車轍印痕,與昭示中華古老文明的該遺址 “多項重大發現”,共同刷新了世人對華夏文明的全新認識。
二里頭夏代都城遺址的發現和確立,等於樹立起一座史前夏商文化發展的里程碑。
因為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
中國最早的宮城;
中國最早的車轍;
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井”字形大道;
中國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室建築群;
中國最早的官營手工作坊區;
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在東亞大地上構築起了3800年前古老東方文明的框架,二里頭文化也成為後人研究三代考古學文化的圭臬。
正如車輪產生車轍,車轍催生道路,道路劃分城市區域,形成城市規劃佈局,最終誕生古老的東方城市文明。
如果說華夏文明的宏偉大廈起於黃河流域的河洛平原大地,那麼毫不誇張地講,這一切都起步、歸功於的湮沒在黃土之下的、毫不起眼的兩道古老夏代車轍。
參考目錄:《考工記》、《史記》、《何以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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