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在莫礪鋒看來是“時代的誤會”——“學術是一個薪盡火傳的過程，前面都是很好的柴火，燒到我們這時，只有幾根稻草，但好在火還沒滅，還能把它延續下去，燒到後面又是熊熊大火”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28期
文 | 特約撰稿 朱圓 發自南京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約4707字，細讀大約需要12分鐘
莫礪鋒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大人文社會學科資深教授。他是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師從文史大家程千帆。代表作《江西詩派研究》《朱熹文學研究》等。2019 年出版《莫礪鋒文集》，是其作品首次結集出版 圖/牛華新
1978年夏，時任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葉子銘受校長匡亞明委託，到武漢大學接洽程千帆的調動事宜。到武漢後，他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在一間小漁村邊的破屋裡找到程千帆。這位文史大家當時65歲，已辦完退休手續，是一名普通的街道居民。
1979年9月18日上午，莫礪鋒與徐有富、張三夕第一次叩開程千帆的家門。年齡差達到10歲的三人，是程千帆重掌教壇的第一屆研究生。
程千帆告訴他們，今年有四十多人報考他的研究生，許多考生事先寫信，寄來各種文章、學習筆記，甚至有人帶了禮物上門求見，可他們三人連一封信也沒給他寫過。莫礪鋒以為這下要被責怪了，沒想到老先生微笑起來，說，“這很好！”
往後，莫礪鋒聞得程千帆的教誨不可勝數，卻是這句並無深意的話，最為長久地鐫於他的腦海。
這幅兩代學人交集圖，映照了一個年代的開始，成為中國學術史與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
錯位
常有人把莫礪鋒名字的含義和“寶劍鋒從磨礪出”聯繫在一起，其實恰好相違。“當年先父為我起名‘礪鋒’，是連同‘莫’這個姓氏一起考慮的。先父一心希望我愚鈍得福，故囑我切勿砥礪鋒芒。”
1949年4月，搖晃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倏然坍塌。莫礪鋒於同一個月在無錫出生。不久後，他隨父母到了蘇州小鎮。自幼受母親影響，他如今還帶著點無錫口音。唸完初中，他順利考入蘇州高級中學——這所“明星學府”早莫礪鋒一年畢業的1965屆光一個高三（5）班就有五人考取清華。貧寒的莫家對溫飽生活的憧憬都寄託在長子莫礪鋒身上。他在草表上把志願填好了：第一是清華的電機系，第二數力系。
“現在宣讀中共中央關於改革高考制度的通知——”1966年6月中旬的一個傍晚，高音喇叭中傳出的高亢男聲，粉碎了大大小小的冀望。莫礪鋒在江南和淮北的鄉下度過了19到28歲的年華。下鄉最初的日子裡，他未忘情於數理化，但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說讀進去了那是自欺。他只好將相關書籍一股腦兒送進了廢品收購站。
農閒時分，不少知青下棋打牌，或抽菸喝酒，莫礪鋒只將手頭的幾十本書翻來覆去地讀，王力的《古代漢語》、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胡云翼的《宋詞選》……上千首古典詩詞和幾百篇古文，悄無聲息地填補起當時的空虛，也將他的未來引向了一條全新的軌跡。
恢復高考後，莫礪鋒在安徽大學英文系讀了三個學期，便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跟隨程千帆攻讀唐宋文學。他分別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了碩士、博士學習。
上世紀30年代，民國政府開展學位教育，因抗戰、內戰、院系調整及後來的各種運動而延遲，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位制度才真正步入正軌。入學典禮上，匡亞明說，“國家正在考慮設立學位制度，接下來我們就要培養碩士博士了，希望在座的研究生們爭取成為第一批碩士博士。”
彼時，莫礪鋒和其他同學一樣，在臺下聽得懵懵的，弄不清怎麼回事，也全然沒料到五年後自己會成為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莫礪鋒認為，這完全是一個“時代的誤會”，由於先天不足，他們這輩人很難出大學者；他們的使命，毋寧說是繼往開來，“學術是一個薪盡火傳的過程，前面都是很好的柴火，燒到我們這時，只有幾根稻草，但好在火還沒滅，還能把它延續下去，燒到後面又是熊熊大火。”
2008年10月12日，莫礪鋒教授（左）正在為同學簽名留念
薪傳
在莫礪鋒畢業前，中文系沒有招第二個博士。程千帆便不再專門開課，只請他到家裡談話。莫礪鋒帶博士生，也很看重和學生每兩週一次的討論。還未制度化的研究生培養，頗像手藝人帶徒弟，洋溢著個性。雖不可複製，莫礪鋒還是希望能留取其中的精髓，畢竟文學研究者更不應千人一面。
程千帆還請來周勳初、郭維森、吳新雷三位學者當助手，組成了指導小組，四人管莫礪鋒一個。雖然唐宋詩歌是研究對象，程千帆開出的書單裡卻全是唐宋前的典籍。每一本書讀完，需寫成讀書札記或論文，交由負責的老師批閱。那些讀書札記，莫礪鋒依然保存著，上面有程千帆的批語，有的則是其他三位老師寫了批語，然後程寫一個“閱”字，再簽上名。
讓莫礪鋒感喟不已的是，自“反右”起，程千帆在養雞喂牛中蹉跎歲月20年，晚年復出後卻將培養學生置於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上，對學生的教導，也始終包含學術與教學兩個方面。幾年後莫礪鋒接過程千帆的班開講“杜詩研究”課，數次更換較大的教室以容納更多聽講的學生，程聽說後特地召他前去，慰勉有加。莫礪鋒在老師身上領悟到，從孔子開始，優秀的學者與優秀的教師便是一身二任的，正是這種特徵使中華傳統文化得以生生不息。
由博士生導師到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莫礪鋒近年來多了一個比較特殊的身份：唐詩宋詞的導遊。忙於鑽故紙堆，他總感到心裡有點遺憾，又有幾分愧疚。遺憾在於論文的學術規範容不下讀詩時所受的感動，愧疚的是自己的成果與大學圍牆外的人們毫無關係。現在，他花去差不多一半的時間走出書齋，為他愛的詩詞、詩人寫普及性文章、演講、參加群眾讀書活動。
他曾三次走上“百家講壇”，向大眾講述“詩歌唐朝”、“白居易”、“杜甫草堂”，講稿後被整理出版。讀者們熱情的來信觸動了莫礪鋒，“古典文學的作品如果沒有讓現代的普通讀者感到有意義，沒有讓大家都來接受，我們的研究工作從根本上說價值不大。”他深信，閱讀第一等襟抱的詩人的第一等真詩，會使現代人從渾渾噩噩的昏沉心境中驀然醒悟，從紫陌紅塵的俗境中掙脫。
2005年，《莫礪鋒詩話》寫成，可看作他對普及讀物寫作的初次自覺嘗試。這不比寫論文輕鬆。後來在寫“非戲說，非專著”的《漫話東坡》時，為了弄清到底是誰最早把“韓海蘇潮”這句話變成“蘇海韓潮”，莫礪鋒在香港浸會大學的圖書館裡鑽了整整三天。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傅傑認為，“現在常見的古典普及工作有兩種：一種是專家做，但不少專家做普及時，相對是敷衍的。還有一種更糟糕的是非專家來做，他本來不是研究這個的，因為市場行情看漲，什麼東西紅了，他就講什麼東西，講得好的也就限於常識，講得不好的就會有很多似是而非甚至錯謬百出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特別需要莫老師這樣真正的專家，來從事古典普及工作。”
涵詠
“我基本上只讀自己感興趣的書，只願意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對象，所以從未想過要對唐宋詩歌有整體的把握。”秉持這種理念，莫礪鋒的著作鮮有宏觀論述的“大部頭”，研究心得往往以單篇論文形式呈現。
他也感到過困惑，“看別人都有大部頭的書出來了，很熱鬧，我好像沒做什麼，好像很落伍，但後來我想想，我的個性就是這樣，我也寫不好那些東西，又何必為此痛苦？我覺得學術研究不應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既然痛苦，那何必做這件事呢，我還是想順遂自己的個性，這樣就比較愉快了。”
孫立堯1998年跟隨莫礪鋒讀博，是莫單獨指導的第一屆學生。他評價老師的為學，是很正大、傳統的一種學問。“看它（《〈唐詩三百首〉中有宋詩嗎》）標題很新奇，但實際上文章裡面是很平實的考證。他追求一種比較深厚的積澱，從裡面生髮出一些內容出來。”
“正大”蘊含的另一層意思是，莫礪鋒關注的研究對象基本是大家，如杜甫、蘇軾、黃庭堅、陸游、朱熹等。“我研究的對象大多是我感興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賞乃至熱愛的，這樣，當我研究他們時，我就會帶著幾分感情。帶著感情來寫學術論文，有人認為這會影響論斷的客觀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認為如果是考證方面的研究，當然不應該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對作家作品做根本意義上的價值評判，那麼帶著感情並不是一件壞事。”
此番研究精神師承有自。若論程千帆的治學方法，“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應屬技的層面，“感字當頭”則涉及古代文學研究的“道”。他曾說，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要有感動的能力，有了這種熱愛以後，才能潛得下心來研究。
莫礪鋒在談到讀書與治學方法時，愛引用朱熹《朱子語類》中的一段話，“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他對此語加以引申，提出讀書第一步要廣讀、快讀，第二步對最重要的作品再細讀，仔細涵詠。
在莫礪鋒看來，古代文學研究實際上主要就是做翻案文章，因為所有的觀點都有人說過了，新觀點就是做翻案文章。南京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徐濤指出，如何做到創新而不刻意標新立異，其秘訣就在“涵詠”二字裡。比如韓愈詩的創作風格是以雄奇險怪最為人矚目與熟知的，而莫礪鋒通過對韓詩的反覆品讀，繼而論證其詩的另一個重要傾向，即平易質樸，寫成《論韓愈詩的平易傾向》一文。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葛曉音，與莫礪鋒的專業方向在唐代交叉，她透過莫礪鋒所著的《杜甫評傳》歸納其治學風格：從不追求標新立異的驚人論點，也從不使用時尚花哨的表達方式，他只是努力地去讀懂杜甫的每一句詩，儘可能貼近這位偉大詩人的內心世界。
憂思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莫礪鋒參與了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工作，負責宋代卷。袁行霈判斷，一部優秀的文學史，代表著一代人的知識趣味、價值觀念和敘述方式，其理想壽命大概是30年。
莫礪鋒回憶他當初接觸學術時，文學史讀本很少，卻各有特點和個性，讓人印象深刻。如今，中國文學史著作早已超過400種，可謂洋洋大觀。但試把幾十部通史瀏覽一過，便可發現許多文學史教材其實都是遊國恩版和文學所版的改編本。真正有資格成為討論對象的中國文學史，寥寥無幾。
這種現象並非文學史領域獨有。清人批評明人，有兩句話，“學風空疏”和“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目前海量的出版物，包括文獻整理成果和論著，雖然不乏精品，但也存在著粗製濫造的缺點，這是學術評價只看成果數量的體制缺陷造成的惡果。”莫礪鋒擔心，許多年後，後人評價我們這一代，會像清人評價明人一樣。
在說到如何建設端正的學風時，莫礪鋒提出亟需改進的兩點：要改變目前流行的以課題申報的形式分配科研經費的管理模式；評價學術優劣的工作要由學術共同體而不是行政部門來承擔。學術原創是不能“催生”的，但不利於產生原創成果的風氣可以改變。
在西方理論呼聲最高的80年代，有人提出用“新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工程技術理論解析文學作品。1986年，莫礪鋒受邀去哈佛大學訪學，程千帆讓他這一年什麼也不要幹，好好了解美國學者是怎樣使用“新三論”的。
到美國的第一個月，莫礪鋒結識了在美國唐詩學界首屈一指的漢學家宇文所安。有一次兩人同乘一輛車去開會，莫礪鋒感覺提問的機會來了。當他興致勃勃地問“怎麼用‘新三論’分析中國古典文學”時，宇文所安反問他，“什麼是‘新三論’？”莫礪鋒第二天就寫信向程千帆報告，說你交給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美國根本沒人用“新三論”研究文學。
這個有些荒誕的早年印象，或許已使莫礪鋒生出了反思。他也關注西方的理論，但反對當下為了出新而將傳統的研究手段束之高閣，熱衷於套用現代西方理論的做法。更深一層的原因在於，這樣做背離了與古代文學共生共長的學術傳統，也會導致對傳統失去敬畏。
那麼古代文學研究應如何尋求突破？面對這個40年來討論不斷的問題，莫礪鋒給出的回答很乾脆：研究對象的轉移擴大是一個方向，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還是在原有對象上提高水平。歷代傳下來的古代文學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早已經典化，如果沒有對經典更新的闡釋、更高水平的分析，整個學術界不會有多大起色。這一類的研究，就像英國人研究莎士比亞，永遠有得研究，永遠有新的觀點。難度增加了，但是還是要做。
（主要參考文獻：《莫礪鋒文集》。感謝《名作欣賞》雜誌社的杜碧媛女士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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