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過麗江的朋友一定親眼目睹過麗江木府的巍峨壯麗，這座富有“北故宮、南木府”之稱的莊園別墅其實就是“麗江軍民府衙”的俗稱，它坐落於麗江古城獅子山下，是麗江古城文化之“大觀園”，而它原來的主人便是納西木氏家族，它見證了這個土司政權幾百年的輝煌與成就，是我國曆史上民族大團結的有力印證。本文就以我國雲南納西族建立的木氏土司政權為線索，敘述其經元、明、清三朝，傳襲22代，共470餘年的光輝歷史，從中剖析納西族人民每逢歷史變革時表現出的偉大智慧，並由此揭秘古代封建王朝對於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政策變革。

創業篇——恰到好處的歸順

根據我國學者的現有研究，納西族起源於中國西北河黃河流域的古羌人，古羌人的一支南遷至岷江上游，繼而向西南方向遷徙至雅礱江流域、金沙江上游。南遷的古羌人與遷徙地的土著融合雜居，便形成了納西族。我國西南地區這種由羌人南遷形成的民族並不少見，根據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著名的古滇國便是由羌人南遷打下的基礎，其與滇地濮人融合形成的白族、彝族組成了大型部落的國家機器，後由楚國大將莊礄入滇，正式進入酋長聯合制的國家模式。納西族形成大型部落還要追溯到南北朝至唐朝時期，我們熟知的南詔國有“六詔”之分，其中的“越析詔”（又稱麼些詔）就是在7世紀末到8世紀初，由鹽源地區南渡金沙江到洱海以東的納西族群居部落，這很有可能就是木氏祖先。

南詔王皮羅閣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至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合六詔為一”統一洱海地區，納西越析詔政權被併入南詔，納西族又迴歸到各鬆散部落的狀態。公元937年，後晉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聯合洱海地區貴族勢力滅掉割據的大義寧國，建立大理國，在納西族聚居地區設善巨郡管轄，納西人得到了一段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至宋朝時期，納西族土酋各自劃分勢力範圍並快速發展，大理國疲於應付北邊的吐蕃侵擾，因而對南邊的納西人屬於一種放任的管理狀態，這也是納西人高度自治的一個歷史淵源。

公元1253年，蒙古蒙哥汗令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臺為統帥，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國，大理國至段正興時期已經由高氏控制，高氏致力於打擊段氏勢力，因此將軍隊佈防分化的極為嚴重，因此在蒙古大軍攻打大理時並沒有受到頑強抵抗，西南少數民族也就更沒有必要為段氏政權拼命抵抗，紛紛選擇歸順。而蒙古軍行至巨津州時受到阿塔剌的抵抗，此時的通安州納西領袖麥良則帶上犒軍的錢財與酒肉前往迎接，並領族人配合蒙軍打擊抵抗者，忽必烈因此授予他“茶罕章管民官”，這便是木氏土司的雛形。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設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從此有了“麗江”之名。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改置“麗江軍民宣撫司”，宣撫司皆由麥良子孫承襲，這是由中央政府主導的人事任命，這一政策改變了以往歷朝歷代對少數民族進行拉攏式的羇縻政策，而是由中央政府加行政干預的土司制度，促進了納西地區各部落的統一，納西各部落再次有了緊湊的統治核心，這一核心也正式納入元朝雲南行省的行政區轄。

興業篇——勵精圖治的太平

時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在肅清中原以北的蒙元勢力後，派遣大將傅友德、藍玉、沐英平定西南地區，明軍開進雲南以後，納西族首領阿甲阿得校方麥良的做法，率先歸附明軍，成為西南少數民族的表率，此舉贏得朱元璋賞識，故將自己的姓去掉一撇一橫，賜阿得姓“木”，這便是木氏家族首次得到漢族姓氏。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中央政府再授予納西貴族代表木得為麗江府土知府，允以世襲，是為木氏土司之開端，今天所稱的“雲南木府”即木氏土司的治所。

“直隸府、州、司凡二十九，外夷府、州、司凡十七”——《景泰雲南圖經志書》

明朝建立之初是將元朝行省改為承宣布政使司，承宣布政使司下設府和直隸州，府以下再設縣和屬州，其中雲南就是明朝13承宣布政使司之一，此時的雲南要比當今的雲南省範圍更大，比如明朝在今緬甸境內設置的土司皆歸雲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轄。由於西南地區和外邦征服地域較廣，民族風俗以及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故為適應西南地區及中南半島的社會發展狀況，明朝政府於西南地區建立起一套 “內邊區”與 “外邊區”分層管理的政區體制。根據景泰年間的雲南府志記載，直隸雲南布政司的政區為12府、7軍民府、3軍民指揮使司、外加1州2長官司，屬於 “外夷衙門”的政區有6軍民宣慰司、2御夷府、3宣撫司、4御夷州、2御夷長官司，其中木府（麗江府）屬於直隸軍民府。

明朝的土司制度趨於完善，這種由中央政府主導的行政管理有點民族區域自治的特點。中央政府對土司政權具有官員任免權，並設立衛所駐軍加以震懾，且對各地土官所屬的軍隊有徵調權；而土司政權具備高度自治權利的同時，也要履行朝貢、繳納賦稅等義務。由此看來，軍、政、財三大權力實際上還是中央掌控，特別是任命官員一事，雖土官具有世襲的特權，但至於人員選定要上奏朝廷請求誥命才行。此請首先由“三司會勘”進行初審，即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司，也就是省級政、財、軍長官審批，所以土司長官一般都會討好三司長官，從財政上的“協濟” ，到平叛時的出兵出錢，都是討好三司的關鍵，這種現象在歷史上稱為“保勘襲職”。木氏土司就是一個安分守己、積極配合三司的典型，特別是地方平叛時的出兵協助，木氏為邊疆平穩做出巨大貢獻。關於世襲土知府的人選，木氏則完全按照長子繼承製進行，元明18世皆為長子繼承，從而也避免了“嫡庶不明，累年爭襲”的弊端。

與此同時，西南地區各土司在中央政權的幫助下，經濟文化都取得了飛躍式發展，其中麗江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木氏主政麗江以後，採取較為開明的政策，積極引進中原漢族地區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教育，將中原的人才引進麗江，開展文化傳播，培養本土人才，並引進開礦、冶煉、建築等各領域技術型人才，用以快速發展地區經濟，其中銀礦、金礦、鹽礦，水利、農牧、工商業均成為木氏土司的經濟支柱，也使其與蒙化、元江並稱為雲南三大土府，而徐霞客到訪麗江之後，稱麗江為“

富冠諸土司”，可見其發展水平不同一般，這也是其協濟地方財政的有力支撐。而在軍事防禦方面，地方土司為中央政府守備邊疆、抵禦外藩，中央政府又是地方土司最堅強的後盾。自蒙元開始，吐蕃武裝就曾多次南下侵掠木氏土司的統治區域，而在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不僅擊退吐蕃，且主動揮兵北上，將勢力範圍擴張至北部藏區，佔據了吐蕃富饒的金礦產區。

“麗江遐荒之臣，聞討賊之舉，助餉至以萬金，急公一念，良可嘉嘗，宜加三品服，以示風勸。”——萬曆皇帝

木氏家族最著名的世襲土官名叫木增，他是木得的八世孫，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接任世職時年僅11歲他自幼聰慧過人，博覽群書，執政以後亦將讀書風氣傳染至官吏、司民。《明史.土司傳》裡記載的“雲南諸土官知史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為首”，正是說木增時期的麗江府。文化修養的提高，帶來的則是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徐霞客也是在木增時期到達麗江，留下了“富冠諸土郡”的評價。木增的政治智慧過人，同時也銘記唐王朝扶持南詔吞併先祖部落越析詔的歷史，因此他認識到依附中央王朝的重要性，每逢明政府對外用兵時，木增皆會獻上重金以充軍實，因此也多受明朝皇帝的褒獎。他在36歲便選擇讓政於子、歸隱田園，專心文學創作，被司民尊稱為麗江王、木天王，電視劇《木府風雲》便是講木增的故事。

衰落篇——審時度勢的落幕

麗江木氏土司在最為鼎盛的時候不僅富冠雲南，且在控制範圍上盛極一時，除了麗江縣域全境，現今的維西縣、蘭坪縣全境，中甸縣金沙江邊河谷地區皆屬於木氏掌控，木氏在明朝政府的撐腰下，向北擴張至藏區的昌都、九龍、稻城、康定等，向南則控制了緬甸境內的恩梅開江一帶。但隨著中央政府的逐漸衰落，無暇顧及西南地方態勢，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蒙古族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發兵佔領昌都、巴塘、理塘、中甸等地，結束了木氏土司在北部藏區的統治。

這種控制範圍的萎縮正反映了地方土司與中央王朝的粘合度逐漸變弱，明末為了應付農民起義、遼東冦邊，無暇顧及西南土司，地方土司暴動或者相互攻伐的現象層出不窮，更有不顧勘問之制，於族內互相攻殺爭奪土官的現象。如播州世襲土官楊應龍，攻殺播州五司七姓的弱勢小土司，將戰火蔓延至貴州、四川，並大肆招募苗人壯丁入伍，史稱“奪地養苗”。楊應龍公然反叛之後，對明朝廷的責罵與鎮壓進行報復，將綦江一城屠至“屍體閉江、綦江水為之不流”，按照《遵義府志》的記載，這件事帶來“貴陽聞警，居民盡避入城，遠近震動”的影響，明廷才下定決心剿滅楊應龍，也就是萬曆三大徵的平播之戰。

“六慰拓開，三宣恢復，諸夷恪心，永遠貢賦，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縱不擒，南人自服。” ——《明史.劉鋌傳》

其實這種地方難以約束的根源還要追溯到土司制度本身的弊端上，這種元至明中期的行政體制確實是因地制宜的優良措施，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土官制度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需要，地方世襲土官將地區內的財富榨乾榨盡，廣大族群民眾並不能享有社會進步帶來的成果，所以才有瞭如“苗人叛亂”的反抗鬥爭，這種鬥爭也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土官制度的統治。與此同時，世襲土官日益增長的野心又與中央王朝的控制形成矛盾，土官開始抵制中央王朝對它的管轄，使諸多國家層面的政策到達地方後成為一紙空文，明政府為了維護統一穩定的局面，便進行了 "改土歸流"的嘗試，當然這種由中央指派流官的形式觸及了土司政權的核心利益，這便成為地方土司政權不斷暴亂的導火索。

“凡我子孫者，受朝廷封賜，拓守邊城，不可動叛，以致朝廷憂患”。——《木氏家訓》

中央政府對待西南土司政權的改革同樣是採用了武力鎮壓與和平過度兩條路線，明末清初逐漸衰弱的木氏土司選擇了配合中央政權。在失去北部藏區、滇緬邊境的控制權後，木氏迎來了清朝的統治，隨著吳三桂進入雲南，木增之子木懿效仿祖先，再一次率先投誠，因而獲准繼續世襲麗江土知府。此時的木氏雖繼續掌控麗江，但清朝中央權力已經日益滲入進來，吳三桂恰逢時機的投機行為迎合了清政府的意願，他被清廷授以平西王之後，便以“私通吐蕃”為由收押木懿，這便開啟了“藩王”打壓土司的先例，或者說吳三桂若要站穩腳跟，就必須將土司勢力進行分化。此時的木氏家族再一次選擇低調忍讓，以錢糧進貢討好平西王，但這一次的討好讓木氏政權成為那個時期的“軟柿子”。

康熙五十六年（1717），新疆蒙古族準噶爾部東陵敦多布佔領川滇西北部藏區。康熙帝於三年後命川、滇兩省同時進徵西藏。此時的木氏政權看準機會，在第十七世傳人木興的帶領下，出兵500增援，雖然人數不多，但這是木氏家族維護中央政府的態度，這一次的積極態度也是欲乘朝廷用兵藏區之際，收復木氏對北部藏區的統治。木興隨後便請求雲貴總督蔣陳錫向朝廷奏疏，要求將中甸等地歸還木氏管轄。清廷本是念及木氏積極出兵的態度，便同意將中甸地方及巴塘、理塘恢復為麗江土知府管轄，但此時的四川總督年羹堯提出了反對意見，因為巴塘、理塘等地早已被川軍佔領，年羹堯向朝廷上奏巴塘、理塘等地對於川軍糧食補給的重要作用，因而從木氏嘴裡搶走了此區域。

年羹堯的奪地行為確實是將木氏作為了軟柿子，並由此延伸出川滇兩省的明爭暗鬥，在年羹堯的強硬下，雲貴總督蔣陳錫、雲南巡撫甘國璧相繼被彈劾革職，而後木興督運糧草一事被年羹堯拿住把柄，被其彈劾為“聯番謀逆”的罪名，以致木興驚悸成疾，嚇死在家裡。木興之子木崇接任後入藏作戰，不幸染上寒溼症，回師調治不愈，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病逝，將世襲土官傳給四弟木鐘。雍正元年（1723年），納西族大地主阿知立、阿仲苴等向中央政府請求“改土歸流”，這個請求是基於木氏家族的衰落，以及長期以來忍受木氏家族利益分配不均的莊園地主們，對麗江地區重新進行利益劃分的渴求。銜接段的“改土歸流”之請既符合朝廷加強中央集權的歷史浪潮，亦符合地方地主團體的利益需求，故而清廷當即同意改設流官知府，將木氏世襲的土知府降為土通判。

木鐘聞知此消息後，深感祖宗基業毀於己手，一病不起，於兩年後病逝，繼任的兒子年僅九歲，經不起朝廷的打壓，更難以控制和約束其餘納西地主，木氏政權的影響力進一步削弱，木氏族人主動交出地方權力，轉入莊園從事經濟生產，但清廷整治地方土司的洪流已勢不可擋。雍正四年（1726年），時任雲貴總督的鄂爾泰奉命於西南地區主持大規模改土歸流，各地土司起兵反抗皆受殘酷鎮壓。這種土司反抗更使清廷的懲治力度加大，如木氏這類主動“讓權”的土官也受遷怒而被抄沒家產，致使昔日輝煌的家族變得“室如懸磬，貧乏難堪”。這種抄沒家產的行為，並不排除流官上任後，聯合地方地主勢力對土官家族“掃蕩”的可能，有文獻記載，木鐘遺孀高氏面對清朝流官索要財產時說“僅有妝奩，並未見過木氏傳留一物”，可見木氏一族在失勢之後的過渡時期是多麼窘困。

木氏家族在衰落之後向朝廷爭取了一些土地，成為收租渡日的經濟來源，在流官上任後的麗江，木氏土通判世襲了六代，辛亥革命以後後，雲南都督蔡鍔令木蔭任“土通判所使”，木府嫡傳第四十七代孫木瓊，成為民國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任命的最後一位麗江土通判。由宋末的聚居部落首領，至清改土歸流的土通判，木氏治理麗江長達470餘年，如果算上土通判的時間，木氏一族在麗江的政局中活躍了500多年。他成為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自治的典型代表，其恰到好處的歸順，以及順應潮流的讓權，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偉大智慧，也是木氏一族流芳百世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史料：《新唐書》、《元史》、《明史》、《清史稿》、《資治通鑑》

參考文獻：

• 《元明時期的西南邊疆與邊疆軍政管控》；陸韌著；2015-05-28；
• 《論明朝西南邊疆的軍管羈縻政區》 ；知網；2016-12-06；
• 《納西族民俗--木氏土司》 ；麗江古城官網；2014-11-23；
• 《木氏土司統治區域及勢力範圍》 ；麗江古城官網；2018-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