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丽江的朋友一定亲眼目睹过丽江木府的巍峨壮丽，这座富有“北故宫、南木府”之称的庄园别墅其实就是“丽江军民府衙”的俗称，它坐落于丽江古城狮子山下，是丽江古城文化之“大观园”，而它原来的主人便是纳西木氏家族，它见证了这个土司政权几百年的辉煌与成就，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团结的有力印证。本文就以我国云南纳西族建立的木氏土司政权为线索，叙述其经元、明、清三朝，传袭22代，共470余年的光辉历史，从中剖析纳西族人民每逢历史变革时表现出的伟大智慧，并由此揭秘古代封建王朝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政策变革。

创业篇——恰到好处的归顺

根据我国学者的现有研究，纳西族起源于中国西北河黄河流域的古羌人，古羌人的一支南迁至岷江上游，继而向西南方向迁徙至雅砻江流域、金沙江上游。南迁的古羌人与迁徙地的土著融合杂居，便形成了纳西族。我国西南地区这种由羌人南迁形成的民族并不少见，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著名的古滇国便是由羌人南迁打下的基础，其与滇地濮人融合形成的白族、彝族组成了大型部落的国家机器，后由楚国大将庄硚入滇，正式进入酋长联合制的国家模式。纳西族形成大型部落还要追溯到南北朝至唐朝时期，我们熟知的南诏国有“六诏”之分，其中的“越析诏”（又称麽些诏）就是在7世纪末到8世纪初，由盐源地区南渡金沙江到洱海以东的纳西族群居部落，这很有可能就是木氏祖先。

南诏王皮罗阁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合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纳西越析诏政权被并入南诏，纳西族又回归到各松散部落的状态。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贵族势力灭掉割据的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在纳西族聚居地区设善巨郡管辖，纳西人得到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至宋朝时期，纳西族土酋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并快速发展，大理国疲于应付北边的吐蕃侵扰，因而对南边的纳西人属于一种放任的管理状态，这也是纳西人高度自治的一个历史渊源。

公元1253年，蒙古蒙哥汗令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为统帅，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国，大理国至段正兴时期已经由高氏控制，高氏致力于打击段氏势力，因此将军队布防分化的极为严重，因此在蒙古大军攻打大理时并没有受到顽强抵抗，西南少数民族也就更没有必要为段氏政权拼命抵抗，纷纷选择归顺。而蒙古军行至巨津州时受到阿塔剌的抵抗，此时的通安州纳西领袖麦良则带上犒军的钱财与酒肉前往迎接，并领族人配合蒙军打击抵抗者，忽必烈因此授予他“茶罕章管民官”，这便是木氏土司的雏形。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设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从此有了“丽江”之名。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改置“丽江军民宣抚司”，宣抚司皆由麦良子孙承袭，这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人事任命，这一政策改变了以往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进行拉拢式的羇縻政策，而是由中央政府加行政干预的土司制度，促进了纳西地区各部落的统一，纳西各部落再次有了紧凑的统治核心，这一核心也正式纳入元朝云南行省的行政区辖。

兴业篇——励精图治的太平

时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在肃清中原以北的蒙元势力后，派遣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平定西南地区，明军开进云南以后，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校方麦良的做法，率先归附明军，成为西南少数民族的表率，此举赢得朱元璋赏识，故将自己的姓去掉一撇一横，赐阿得姓“木”，这便是木氏家族首次得到汉族姓氏。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中央政府再授予纳西贵族代表木得为丽江府土知府，允以世袭，是为木氏土司之开端，今天所称的“云南木府”即木氏土司的治所。

“直隶府、州、司凡二十九，外夷府、州、司凡十七”——《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明朝建立之初是将元朝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府和直隶州，府以下再设县和属州，其中云南就是明朝13承宣布政使司之一，此时的云南要比当今的云南省范围更大，比如明朝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土司皆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由于西南地区和外邦征服地域较广，民族风俗以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故为适应西南地区及中南半岛的社会发展状况，明朝政府于西南地区建立起一套 “内边区”与 “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根据景泰年间的云南府志记载，直隶云南布政司的政区为12府、7军民府、3军民指挥使司、外加1州2长官司，属于 “外夷衙门”的政区有6军民宣慰司、2御夷府、3宣抚司、4御夷州、2御夷长官司，其中木府（丽江府）属于直隶军民府。

明朝的土司制度趋于完善，这种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有点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中央政府对土司政权具有官员任免权，并设立卫所驻军加以震慑，且对各地土官所属的军队有征调权；而土司政权具备高度自治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朝贡、缴纳赋税等义务。由此看来，军、政、财三大权力实际上还是中央掌控，特别是任命官员一事，虽土官具有世袭的特权，但至于人员选定要上奏朝廷请求诰命才行。此请首先由“三司会勘”进行初审，即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也就是省级政、财、军长官审批，所以土司长官一般都会讨好三司长官，从财政上的“协济” ，到平叛时的出兵出钱，都是讨好三司的关键，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称为“保勘袭职”。木氏土司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积极配合三司的典型，特别是地方平叛时的出兵协助，木氏为边疆平稳做出巨大贡献。关于世袭土知府的人选，木氏则完全按照长子继承制进行，元明18世皆为长子继承，从而也避免了“嫡庶不明，累年争袭”的弊端。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各土司在中央政权的帮助下，经济文化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其中丽江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木氏主政丽江以后，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积极引进中原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将中原的人才引进丽江，开展文化传播，培养本土人才，并引进开矿、冶炼、建筑等各领域技术型人才，用以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其中银矿、金矿、盐矿，水利、农牧、工商业均成为木氏土司的经济支柱，也使其与蒙化、元江并称为云南三大土府，而徐霞客到访丽江之后，称丽江为“

富冠诸土司”，可见其发展水平不同一般，这也是其协济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而在军事防御方面，地方土司为中央政府守备边疆、抵御外藩，中央政府又是地方土司最坚强的后盾。自蒙元开始，吐蕃武装就曾多次南下侵掠木氏土司的统治区域，而在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不仅击退吐蕃，且主动挥兵北上，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北部藏区，占据了吐蕃富饶的金矿产区。

“丽江遐荒之臣，闻讨贼之举，助饷至以万金，急公一念，良可嘉尝，宜加三品服，以示风劝。”——万历皇帝

木氏家族最著名的世袭土官名叫木增，他是木得的八世孙，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接任世职时年仅11岁他自幼聪慧过人，博览群书，执政以后亦将读书风气传染至官吏、司民。《明史.土司传》里记载的“云南诸土官知史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正是说木增时期的丽江府。文化修养的提高，带来的则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徐霞客也是在木增时期到达丽江，留下了“富冠诸土郡”的评价。木增的政治智慧过人，同时也铭记唐王朝扶持南诏吞并先祖部落越析诏的历史，因此他认识到依附中央王朝的重要性，每逢明政府对外用兵时，木增皆会献上重金以充军实，因此也多受明朝皇帝的褒奖。他在36岁便选择让政于子、归隐田园，专心文学创作，被司民尊称为丽江王、木天王，电视剧《木府风云》便是讲木增的故事。

衰落篇——审时度势的落幕

丽江木氏土司在最为鼎盛的时候不仅富冠云南，且在控制范围上盛极一时，除了丽江县域全境，现今的维西县、兰坪县全境，中甸县金沙江边河谷地区皆属于木氏掌控，木氏在明朝政府的撑腰下，向北扩张至藏区的昌都、九龙、稻城、康定等，向南则控制了缅甸境内的恩梅开江一带。但随着中央政府的逐渐衰落，无暇顾及西南地方态势，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发兵占领昌都、巴塘、理塘、中甸等地，结束了木氏土司在北部藏区的统治。

这种控制范围的萎缩正反映了地方土司与中央王朝的粘合度逐渐变弱，明末为了应付农民起义、辽东冦边，无暇顾及西南土司，地方土司暴动或者相互攻伐的现象层出不穷，更有不顾勘问之制，于族内互相攻杀争夺土官的现象。如播州世袭土官杨应龙，攻杀播州五司七姓的弱势小土司，将战火蔓延至贵州、四川，并大肆招募苗人壮丁入伍，史称“夺地养苗”。杨应龙公然反叛之后，对明朝廷的责骂与镇压进行报复，将綦江一城屠至“尸体闭江、綦江水为之不流”，按照《遵义府志》的记载，这件事带来“贵阳闻警，居民尽避入城，远近震动”的影响，明廷才下定决心剿灭杨应龙，也就是万历三大征的平播之战。

“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恪心，永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 ——《明史.刘铤传》

其实这种地方难以约束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土司制度本身的弊端上，这种元至明中期的行政体制确实是因地制宜的优良措施，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官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地方世袭土官将地区内的财富榨干榨尽，广大族群民众并不能享有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所以才有了如“苗人叛乱”的反抗斗争，这种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土官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世袭土官日益增长的野心又与中央王朝的控制形成矛盾，土官开始抵制中央王朝对它的管辖，使诸多国家层面的政策到达地方后成为一纸空文，明政府为了维护统一稳定的局面，便进行了 "改土归流"的尝试，当然这种由中央指派流官的形式触及了土司政权的核心利益，这便成为地方土司政权不断暴乱的导火索。

“凡我子孙者，受朝廷封赐，拓守边城，不可动叛，以致朝廷忧患”。——《木氏家训》

中央政府对待西南土司政权的改革同样是采用了武力镇压与和平过度两条路线，明末清初逐渐衰弱的木氏土司选择了配合中央政权。在失去北部藏区、滇缅边境的控制权后，木氏迎来了清朝的统治，随着吴三桂进入云南，木增之子木懿效仿祖先，再一次率先投诚，因而获准继续世袭丽江土知府。此时的木氏虽继续掌控丽江，但清朝中央权力已经日益渗入进来，吴三桂恰逢时机的投机行为迎合了清政府的意愿，他被清廷授以平西王之后，便以“私通吐蕃”为由收押木懿，这便开启了“藩王”打压土司的先例，或者说吴三桂若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将土司势力进行分化。此时的木氏家族再一次选择低调忍让，以钱粮进贡讨好平西王，但这一次的讨好让木氏政权成为那个时期的“软柿子”。

康熙五十六年（1717），新疆蒙古族准噶尔部东陵敦多布占领川滇西北部藏区。康熙帝于三年后命川、滇两省同时进征西藏。此时的木氏政权看准机会，在第十七世传人木兴的带领下，出兵500增援，虽然人数不多，但这是木氏家族维护中央政府的态度，这一次的积极态度也是欲乘朝廷用兵藏区之际，收复木氏对北部藏区的统治。木兴随后便请求云贵总督蒋陈锡向朝廷奏疏，要求将中甸等地归还木氏管辖。清廷本是念及木氏积极出兵的态度，便同意将中甸地方及巴塘、理塘恢复为丽江土知府管辖，但此时的四川总督年羹尧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巴塘、理塘等地早已被川军占领，年羹尧向朝廷上奏巴塘、理塘等地对于川军粮食补给的重要作用，因而从木氏嘴里抢走了此区域。

年羹尧的夺地行为确实是将木氏作为了软柿子，并由此延伸出川滇两省的明争暗斗，在年羹尧的强硬下，云贵总督蒋陈锡、云南巡抚甘国璧相继被弹劾革职，而后木兴督运粮草一事被年羹尧拿住把柄，被其弹劾为“联番谋逆”的罪名，以致木兴惊悸成疾，吓死在家里。木兴之子木崇接任后入藏作战，不幸染上寒湿症，回师调治不愈，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病逝，将世袭土官传给四弟木钟。雍正元年（1723年），纳西族大地主阿知立、阿仲苴等向中央政府请求“改土归流”，这个请求是基于木氏家族的衰落，以及长期以来忍受木氏家族利益分配不均的庄园地主们，对丽江地区重新进行利益划分的渴求。衔接段的“改土归流”之请既符合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浪潮，亦符合地方地主团体的利益需求，故而清廷当即同意改设流官知府，将木氏世袭的土知府降为土通判。

木钟闻知此消息后，深感祖宗基业毁于己手，一病不起，于两年后病逝，继任的儿子年仅九岁，经不起朝廷的打压，更难以控制和约束其余纳西地主，木氏政权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木氏族人主动交出地方权力，转入庄园从事经济生产，但清廷整治地方土司的洪流已势不可挡。雍正四年（1726年），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奉命于西南地区主持大规模改土归流，各地土司起兵反抗皆受残酷镇压。这种土司反抗更使清廷的惩治力度加大，如木氏这类主动“让权”的土官也受迁怒而被抄没家产，致使昔日辉煌的家族变得“室如悬磬，贫乏难堪”。这种抄没家产的行为，并不排除流官上任后，联合地方地主势力对土官家族“扫荡”的可能，有文献记载，木钟遗孀高氏面对清朝流官索要财产时说“仅有妆奁，并未见过木氏传留一物”，可见木氏一族在失势之后的过渡时期是多么窘困。

木氏家族在衰落之后向朝廷争取了一些土地，成为收租渡日的经济来源，在流官上任后的丽江，木氏土通判世袭了六代，辛亥革命以后后，云南都督蔡锷令木荫任“土通判所使”，木府嫡传第四十七代孙木琼，成为民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任命的最后一位丽江土通判。由宋末的聚居部落首领，至清改土归流的土通判，木氏治理丽江长达470余年，如果算上土通判的时间，木氏一族在丽江的政局中活跃了500多年。他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自治的典型代表，其恰到好处的归顺，以及顺应潮流的让权，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伟大智慧，也是木氏一族流芳百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史料：《新唐书》、《元史》、《明史》、《清史稿》、《资治通鉴》

参考文献：

• 《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陆韧著；2015-05-28；
• 《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 ；知网；2016-12-06；
• 《纳西族民俗--木氏土司》 ；丽江古城官网；2014-11-23；
• 《木氏土司统治区域及势力范围》 ；丽江古城官网；2018-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