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書是古代圖書分類中的大宗之一，《漢書·藝文志》中，不僅將其與六藝、諸子、詩賦、數術、方技並列，而且將其細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共五十三家。很遺憾的是，傳世文獻中，這些兵家之書多亡佚不傳，故歷史上記載的孫子、孫臏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都爭論不定，隨著上世紀70年代初期臨沂銀雀山西漢簡的出土，大大彌補了傳世文獻中古代兵書缺失的不足。
1972年4月，山東省博物館與臨沂的文物工作隊一起，對銀雀山的兩座漢墓進行了發掘，其隨葬品除陶器、銅器、錢幣、漆器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數千枚竹簡，其中一號墓出土了4942枚竹簡和數千殘片，合計有7500多個編號，其形制有長短兩種，長者27.5cm，寬0.5—0.7cm，短者長18cm，寬0.5cm，內容主要是兵書文獻，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另外還有5枚木牘。二號墓出土的竹簡只有32枚，但形制和內容都比較特別，其簡長是一號墓簡的2倍多，長達69cm，寬1cm，其內容則是一編《漢元光元年曆譜》。
銀雀山漢簡
墓葬的年代可以根據所出土的錢幣和歷譜來斷定，其中一號墓出土了西漢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至西漢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鑄造的三銖錢，而二號墓出土了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歷譜，由此可以推知墓葬的年代在漢武帝元光元年之後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間，而竹簡的抄寫年代當更早一些，因為簡文不避漢文帝的名諱，故其抄寫的年代可能在漢文帝即位之前，也就是說，簡文的抄寫年代當與張家山漢簡（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基本同期。銀雀山漢簡中的兵書，經整理，大致可以分成如下這些篇章：
1.《孫子兵法》
2.《孫臏兵法》
3.《尉繚子》
4.《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5.《六韜》
6.《地典》
7.《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8.《兵書叢殘》
這些兵書，大部分是久已失傳的古代兵學文獻，是中國古代軍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其中簡數最多的是《孫臏兵法》，現存440餘枚簡，原無標題。《漢書·藝文志》的兵權謀下著錄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顏師古注作者是“孫臏”，但《隋書·經籍志》中沒有著錄，故後人多懷疑孫臏其人和其兵法的存在，銀雀山一號漢墓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這就澄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孫武、孫臏問題上的迷霧。經整理，簡本《孫臏兵法》現存有《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八陣》《勢備》《強兵》等16篇，其中除有3篇篇名為整理者所加之外，其他均為原書篇題。
《六韜》（一）
《六韜》（二）
《六韜》篇出土時殘斷嚴重，現存殘簡226枚，共有4000多字，可分作3類14組簡。第一類是第1組至第7組，其內容多見於今本《六韜》的《文師》《六守》《守土》《守國》《發啟》《三疑》之中，第二類是第8組至第13組，其內容多是今本《六韜》中所無的佚文，第三類是第14組，多為殘文。原簡併無篇題，但同墓出土的篇題木牘上有《上篇》《下篇》二題，故原整理小組認為，這篇題就是指簡本《六韜》。由於其內容與今本出入很大，當時的書名是否就是《六韜》也許並不一定，但其與今本《六韜》的淵源關係則是顯而易見的。
這批兵書的內容眾多，書手不少。如果粗略地分類，大致可將其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其書體多橫向取勢，書風厚重闊達，整齊雅緻。與馬王堆帛書中的《老子》乙本、《周易》《相馬經》等漢隸的書風基本相同。另一類則以《六韜》為代表，是較為古拙恣肆的古隸體，其筆畫和構型都向右下傾斜，形成一種字形縱長、右肩下垂、用筆輕靈、間有章草的用筆構型萌芽的書體，有一種自然隨意、渾然天成的書法趣味。這種書體特徵，我們曾在湖北雲夢龍崗秦簡和嶽麓秦簡中見過，因此，這也是一種直承秦簡書風的代表性書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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