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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素有“東方猶太人”之稱，善於經商、敢於闖蕩，聲名在外的如李嘉誠、馬化騰。
但其實，潮汕人在近現代文化藝術的發展進程上，也不乏先鋒人物、領頭翹楚，比如鄭正秋，張競生，再比如被譽為中國電影先驅者的蔡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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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上海徐家彙氣象站錄得超過35℃高溫日數達到了驚人的55天，是60年來的最高值。
酷暑中的6月14日，上海金城大戲院引爆了另一股熱潮——國產電影《漁光曲》首映，觀眾把戲院門口擠得水洩不通。
電影放映時間長達84日，放映時幾乎場場爆滿，同名電影主題曲《漁光曲》唱片十幾萬張一搶而空，創造了一個連歐洲人都為之驚訝的奇蹟。
同年，法國作家聯合會副會長買下《漁光曲》歐洲放映權。
次年2月，《漁光曲》在有31個國家參展的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 “榮譽獎”，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故事影片。
導演蔡楚生成為第一個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中國導演。
創造這一奇蹟的，是當時年僅28歲的潮籍導演蔡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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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做高級點心，我要做大餅和油條。
——蔡楚生
1906年，祖籍潮陽銅盂鎮的蔡楚生出生在上海一家洋雜貨店，乳名“阿通”，四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
6歲時，蔡楚生隨祖父母及父母一同回到潮陽銅盂。
童年的蔡楚生讀了四年私塾，但天性浪漫的他更鐘情於吹拉彈唱。據故里老人們說，蔡楚生每天私塾放學回家，總愛翻箱倒櫃拿出母親的長袖衣對鏡自舞。
12歲時，蔡楚生被父親帶到祖父在汕頭萬安街開辦的“綸章百貨批發店”當學徒。然而，有意栽花花不開，蔡楚生卻在汕頭這個跟電影似乎不太搭乾的地方邁出了走向藝術道路的第一步。
1925年19歲的蔡楚生在 “五卅運動” 影響下，參加 “汕頭店員工會”，並加入了“進業白話劇社”，自編自導自演，積極開展文藝宣傳活動。
1926年，蔡楚生，一家雜貨店的小夥計，打出了“汕頭進業電影製片公司”的招牌。
當時，潮汕地區彩票盛行，眾多想借此發財的人竹籃打水一場空。
蔡楚生以此為題材，編寫了滑稽短劇《呆運》，在“華劇”潮籍導演陳天的幫助下，拍成了影片並在汕頭上映。
這次參與的電影創作實踐，使他與電影藝術結下了終生不解之緣。
呆
運
夢想發財的修鞋匠省吃儉用買了張彩票，為防丟失貼在了門背後等待開獎，夢想成真交好運中了大獎彩票卻揭不下來，無奈之下只得扛著門板趕去兌獎處，欣喜若狂中撞倒行人碰翻賣攤，一長串索賠者緊追其後大呼小叫，所得的獎金連賠償還遠遠不夠呢。修鞋匠氣急敗壞呆若木雞兩眼淚汪汪。
1927年冬，蔡楚生奔赴上海，尋找電影夢。
到上海後，蔡楚生進入幾家小影片公司打雜，空閒時他便到影院看電影，一步一個腳印地開始了他的藝術人生。
蔡楚生曾經這樣談及這一階段埋頭自學的情況——“ 我所注意的並不限於某種範圍，而是屬於多方面的，如導演手法、佈景、光線、角度、演技、服裝、剪輯等等。遇到自己認為好的，就記下來，或者把輪廓勾下來；之後幾個月中，自己繼續不斷地加以研討，也就得到了比在攝影場中更豐富的進益。”
經過一番努力，蔡楚生在電影界嶄露頭角，並得到同鄉前輩、著名導演鄭正秋的賞識。
1931年蔡楚生告別恩師鄭正秋進入聯華公司正式擔任編劇和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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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30年代，中國內憂外患。左翼文藝家開始關注中國電影文化的發展前途，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左翼文藝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蔡楚生以進步影人的身份，把文藝創作和被壓迫的苦難民眾命運聯繫起來，確立了關注民生、反映時代精神的現實主義創作方向。拍攝出了旨在揭示社會問題的《漁光曲》。
東海漁民徐福、徐媽和一對孿生姐弟這樣一個勤勞、善良的漁民家庭，因軍閥混戰、盜匪橫行，以及漁業資本家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遭遇破產、流浪、甚至死亡。真實地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漁村的社會面貌。
導演蔡楚生從小在海邊長大，《漁光曲》講述的便是他所熟知的海邊漁民的生活。
拍攝手法上，《漁光曲》寫實，不乖張，卻又不失電影語言的張力。
影片前半段配合主題曲舒緩的旋律展示了千帆競渡、波光粼粼的海上風光，充滿了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意境美。
徐家姐弟為撿垃圾，無奈之下牆外互抹汙泥，而與此同時牆內屋裡富家太太濃妝豔抹。深得中國傳統美學意蘊的 “比興” 手法信手拈來，點到即止，言簡意賅地表現出深刻的思想意蘊，同時又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另外，何仁齋自殺前，三四面鏡子折射出其多重影像，傳達出何仁齋夢幻驚醒、意識分裂的精神現實等，也都可看出蔡楚生對現代電影語言的熟練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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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片中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
蔡楚生雖在影片裡設置了對立的階級，卻又打破了階級的對立，表現出了人性的光輝與人間的真善美。片中沒有某種政治概念的化身，也沒有妖魔化了的富人，而是讓進步青年何子英這個有良知、有血性的進步青年出現——他滿腔報國熱忱、重情重義卻又對這個世界茫然無措。
對此，在蔡楚生在《八十四日之後——給的觀眾們》一文裡如是寫道
“
“我所以用這樣改良主義者型的人物出場的緣故，是覺得自從1932年發生了電影內容的轉變以後，對於劇中的主人翁，是有過不少的僅由於劇作者幻想的強調，使這些莫名其妙的主人翁成為革命戰線中最前衛的人物，這種不合邏輯的蛻化，我以為是非常錯誤而不敢同意的。而我一貫的創作的態度，是把社會真實的情形不誇張也不矇蔽地暴露出來，至於怎樣解決的辦法，則不加可否，而何子英這樣的人物，在事實上是有這樣的人物的。”【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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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光曲》之後，1935年舊曆新年，蔡楚生完成了另一部轟動影壇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新女性》。電影以當時中國首位自殺的女演員艾霞的生活為素材，塑造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正直上進的中學教師韋明（阮玲玉），堅強樂觀的進步女工李阿英（殷虛），過著寄生蟲生活的校董太太張秀貞（吳茵）。
電影真實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某些黑暗勢力，以至於電影上映後立刻遭到黑暗勢力的打擊圍攻，尤其是觸痛了某些娛樂低俗記者的傷疤，記者們糾集起來大肆造謠誹謗，攻擊影片以及片中女主角。長篇累牘的汙衊報道成為壓倒女主角阮玲玉的最後一根稻草——1935年3月8日阮玲玉選擇了走上與劇中女主角韋明一樣服毒自殺的不歸路。
在蔡楚生的日記裡，也曾多次對年紀相當、又是廣東同鄉的阮玲玉的逝世表達了超出一般的憤怒和傷悼。
1961年11月13日，蔡楚生在廣州與同行一起觀看了上海寄來的《新女性》的新印拷貝。
於日記寫道：“此片攝於1934年，27年來我也還是第一次再看，看了不禁產生許多感想。最感意外的是此片在立場觀點上，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來，也並無錯誤；又次是阮玲玉的演技非常真實深刻，今天演員們的演技也還未能超過；再次就是想起當年此片因抨擊了黃色新聞記者而使我們受到全上海黃色報刊狂風暴雨般的攻擊，致使阮玲玉終於自殺等。”
1963年10月11日，蔡楚生跟時漢威談論《新女性》之“整理配音”工作，並告訴他：“阮玲玉因這作品而被舊社會逼死，在新社會我們有義務儘快把它整理出來，使阮玲玉‘復活’，所以這是一個政治任務，也就是歌頌新社會反對舊社會的工作。”
在蔡楚生日記中，最後一次出現阮玲玉，是在1965年3月8日，蔡楚生寫道：“今天是三八婦女節。偶又憶起，今天也是阮玲玉逝世的三十週年。時間過得真快呀！”
1936年8月，蔡楚生完成了中國第一部以流浪兒童為主題、由兒童演員主演，用人道主義愛心呼籲新世界的《迷途的羔羊》，影片最大的特點就是用兒童的眼光來觀察世界。《迷途的羔羊》的拍攝完成，是蔡楚生堅定地沿著現實主義道路前進的又一重大成果。
30年代以語言犀利、評價中肯著稱的左翼影評家王塵無將這部影片稱為高爾基式“在人間”的作品。
“
在中國電影界出品稍多，而且的確有他自己的風格的，費穆、孫瑜、沈西苓和蔡楚生君幾位而已……孫瑜君是以樂觀向上著稱的。但是我們看到的只是些海市蜃樓的幻覺，是夢裡的微笑，即使覺得快樂而歡暢，也是非常浮泛的。而蔡楚生君除了羅曼的作品《南國之春》外，每部影片都表示出他的強勁和剛健。他和孫瑜君不同，孫瑜君飛在天空，而他是 “在人間”【2】。
”
1937年，蔡楚生拍攝了兩部直接或間接反映民眾抗日要求的影片《小五義》、《王老五》。
七七事變爆發至抗戰勝利，蔡楚生本著 “為著我們是中國人，為著——我們還要做中國人，為著我們的子孫也要做中國人——做自由的中國人”【3】的信念，編寫了《血濺寶山城》、《遊擊進行曲》，編導了《孤島天堂》、《前程萬里》等抗戰主題的影片。
抗戰勝利後，1947年蔡楚生與鄭君裡聯合編導的史詩巨片《一江春水向東流》一上映，便出現了 “成千萬的人引頸翹望，成千萬的人湧進了戲院的大門” 的沸騰景象。繼《漁光曲》之後，蔡楚生執導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再次掀起社會熱潮，刷新了國產影片的賣座紀錄。
1948年底，蔡楚生離開上海到香港，提倡製作進步粵語電影，他監製的粵語影片《珠江淚》，公開揭露國民黨政權下鄉村惡霸的胡作非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蔡楚生先後擔任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等職位，並於195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蔡楚生受到衝擊，1968年7月15日逝世，終年63歲。
結語
在法國電影學家喬治•薩杜爾的名著《世界電影史》一書中，蔡楚生是唯一列入200名世界電影藝術家行列的中國人。
蔡楚生一生所拍攝的電影，在中國電影史上，幾乎都不算是純粹意義上的商業片，但是它們卻創造出了高於商業片的票房紀錄，是百年中國電影史的驕傲。
如果可以像郭小東先生在《銅缽盂》“題敘” 中深情寄望的那樣——“把銅缽盂這個郵票大的地方，把潮汕郵寄給世界”，那麼，從銅盂古鎮走向世界的蔡楚生——這個為中國電影的發展貢獻畢生精力且一次次創造票房奇蹟、自學成才的電影大師，便是 “銅盂古鎮” 這張郵票上閃著人性光輝的郵戳。
- 蔡楚生《八十四日之後——給〈漁光曲〉的觀眾們》,《影迷週報》第1卷第1期 1934年9月
- 王塵無《試評》，《大晚報》1936年8月16日
- 蔡楚生 《戰後的中國電影動態及目前的改進運動》，《文獻》雜誌卷之四，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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