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天坤
寫在前面的話：
毋庸置疑，每個職場人都會面臨種種選擇，也將經受舉棋不定、四顧茫然的痛苦。
收入低的痛苦，收入高的也痛苦；工作太累的痛苦，工作太閒的也痛苦。
只不過天性使得我們更關注自我的喜怒哀樂、柴米油鹽，很難體會到他人的痛苦罷了。
然而，他人走過的路，他人正在遭遇的苦樂悲喜，能夠讓我們從中借鑑，受到啟發。
本文故事中的主人公大N就是一個典型。
PS：本文旨在通過剖析這一典型諮詢個案帶給大家一些啟發，所涉人物及其關鍵信息均已進行了加工處理。
一、
今年38歲的大N聲音洪亮，講起事情來邏輯清晰、結構嚴謹。
他本科在安徽的一所普通大學讀工商管理，四年生活普普通通，沒有留下多少回憶。
大學畢業後，他輾轉在幾家小公司，做過四年多基層銷售，卻很難適應完全無序的競爭環境，整個人越來越失去自信和動力；他不想再渾渾噩噩地度日，於是下定決心考研，終於順利考到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讀企業管理。
有了以前的教訓，這次他目的明確：順利畢業，力爭進到知名的大公司，給未來一個高起點。
三年裡，他高度自律，學習、寫論文、找實習，一切井井有條又富有成效，畢業時順利入職了上海的一家世界500強的快消品公司從事市場營銷，並在短短兩年內兩次晉升；入職第五年時，他已經成為了公司新成立的部門總監，年薪50萬以上，還不包括年終獎，可謂事業順風順水。
不過有一件麻煩事：在他讀研期間，家人和他自己都感到年齡不小了，於是他就在研二那一年在合肥買房成家了，為了不影響學業，他把父母從農村接到了合肥，一家人在一起也好相互照應。
在他剛入職500強公司時，打算先做個兩三年再考慮是舉家遷到外地還是返回合肥，就這樣他跟家人兩地分離，每月回家兩次，平日裡就是視頻通話，以解相思之苦，一干就是八年。
雖然他的職位和薪水都不斷上升，可是兩地分居的痛苦讓他越來越難以承受。
他跟我說，現在他最大的困惑是：現年38歲的他，由於要孩子較晚，老大今年開始上小學一年級，感覺整個家庭都在盼著團聚。
舉家遷到上海嗎？
老人和妻子都不願意搬遷，再說以他的收入想在上海買房依然有很大壓力；
另外當初買的房子學區很好，老大將要上小學了，這時再變動對孩子教育不利。
反覆權衡之下，最現實的方案就是他返回合肥。
可是當他打聽合肥的職業機會時，發現並沒有多少機會。
他也尋找過獵頭，得到的反饋並不如意：要麼給的職位不高，年薪也就20萬左右，跟他現在的收入相比落差太大，他難以接受；要麼年薪達到40萬左右的職位（如副總經理、總經理）他也夠不著，他的行業資歷、經驗和能力上並不匹配。
他自己也試著往一些高端職位投過簡歷，可是卻全部石沉大海，這讓他心裡越來越慌。
還有一點很無奈：他今年已經38歲了，是一個結結實實的職場老人了，再想跳槽轉型就不像大學剛畢業那會兒那麼容易了。
怎麼辦？
難道回合肥生活，就真的要無奈接受大幅降薪、屈就一些低級職位嗎？
二、
大N遇到的難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想要家庭團員和美，又想要事業興旺發達（關鍵是要能賺到高薪），可是在種種現實約束之下他卻很難平衡。
這是我們第一眼能得出的判斷。
我問他：一定要會合肥嗎？
他說：是的，我父母、妻子、孩子都在合肥，我必須得回合肥。
——這一步很關鍵，我們必須逐一明確一些硬性約束，才能更高效地達成決策目標。
當然，從他的回答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家庭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為後面的職業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標準。
我再問：大概什麼時候就必須要回到合肥了呢？
答：大概一年內吧！
——這是為了明確決策的時間底限，作用在於能夠聚焦原先零散的思考，增強緊迫感，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尋找最為滿意的解決方案。
我問：既然這樣，那麼您期待的理想職業是哪些呢？它必須滿足什麼標準和條件呢？
在諮詢過程中，這個問題我問了三次，我發現每一次他都會有意無意地提及薪酬，“我希望年薪能夠不低於50萬，這樣能夠讓我們全家的生活質量不受影響。”
我問：還有其他標準嗎？他說：只要能夠拿到高薪，自己勝任的就行，什麼行業無所謂。
聽著微信那一端的他如此堅持要高薪，我知道或許應該幫他打開一些思路了。
三、
從本質上來說，薪酬是員工為企業提供所需的勞動、作出企業要求的貢獻所獲得的物質回報，服從“多勞多得”的基本公正法則。
作為剛開始參加工作三五年的職場新人，抱著上班掙錢的“打工心態”沒有問題，它會讓我們將關注點放在工作上（準確地說，是放在可能帶給我們想要的薪酬回報的工作職位與職責任務上），於是，怎樣尋找到更能帶來想要價值回報的工作機會，並憑藉著自身的學歷、知識、技能、經驗等條件入職並順利地留下來，就成了職場新人的重中之重。
這一階段一般會持續十年八年甚至更久，有時候甚至會持續一生，直到有一天我們可能會發現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
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呢？
就是當我們忽然有一天意識到自己所得僅僅是自己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小部分時，我們的頭腦會開一個縫：憑什麼我貢獻這麼大，卻只能拿這麼一點回報呢？
於是，順著這個思路走，就會從關注交易型勞動轉變為關注生意型勞動。
所謂交易型勞動就是員工通過付出智力和體力，在某個企業的整體分工協作體系中的一個崗位上從事的相對單純的勞動。
這種勞動由於工作過程、工作要求、結果產出、績效薪酬等都相對明確，所以往往很容易把控，比如一般企業裡的大多數崗位：因為交易性質明確，所以員工的期待也不會很高；做到什麼崗位，能拿到多高的薪資待遇，員工和企業雙方都有著比較穩定而明確的預期。
所謂生意型勞動就是老闆們、合夥人、股東們從事的勞動，這種勞動的本質是基於機會和風險的冒險活動：如果對市場上隱藏著的商業機會看得準，運營和管理系統搭建得快速而高效，外加風險把控得好，就可能獲得鉅額回報；反之，也有可能虧本。
不難理解，這種“生意心態”完全不同於前面的“打工心態”，想要從事生意型勞動並取得成功，對一個人的綜合素質與能力的要求也跟交易型勞動不可相提並論。
通俗地說，咱不能僅看著老闆們每年的鉅額利潤眼饞，也得明白利潤背後的邏輯與道理，認真想想自己願不願、能不能從從事交易型勞動的打工仔過渡到從事生意型勞動的老闆。
生意型勞動卻與交易型勞動有著質的區別，可以用一個類比加以理解：交易型勞動過程中，老闆們高高在上，而從事交易型勞動的員工們則只需要也只能夠被動響應老闆們的要求；而生意型勞動過程中，大家彼此心態平等，琢磨的是未來，看重的是可能。
四、
當我把這兩個概念解釋給他聽時，大N卻滿滿的無奈：儘管工作這麼多年來他的職位和薪酬都在不斷上漲，目前的工作也是他感興趣的，但是他也發現了這份工作最大的弊端——由於公司實力強大，所以往往只跟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家大客戶合作，這對於公司是好事，可對他就不一定了。
在這種環境裡工作了八年多，他仔細想了又想，意識到自己認識的基本都是本行業裡的人，且大都在上海周邊，致使他的人際交往面單一且狹窄，合肥這邊幾乎就不認識什麼人，更別提什麼有能量的貴人了；而如果自己做生意，又不知道能做什麼項目，因為以前這方面就從來沒考慮過。
如果他要回到合肥重新開始職業生涯，且想要從交易型勞動轉到生意型勞動，我建議他需要進行一系列的轉變：
首先，需要從觀念上深刻地認識到職場的一條基本規律。
那就是隨著年齡越來越大，一個打工的人的價值創造能力並不一定如己所願地不斷增長，反倒是可能受限於公司老闆的用人理念和經營理念、複雜的公司政治和明暗規則約束，使得越幹越沒勁，錢賺不到多少，心情也搞得很不好。
想要維持高收入的想法沒問題，但是與其在現在打工的坑裡掙扎（哪怕是做高管拿年薪），不如早日跳出“打工心態”，邁向“生意心態”、“投資心態”，早早為自己的未來事業（不是職業）打算，早日開闢第二戰場，綻放事業第二春。
其次，與其想著應聘到哪家公司裡接著打工，我更建議他通過瞅準並抓住一些商業機會。
比如，加入一個未來大有希望的創業團隊，成為創始成員，與合夥人們一起肩並肩面向市場，在未來賺股份的錢而不是賺那份工資的錢。
最後，交易型勞動更多的是做好自己的分內事，而生意型勞動則必須有見識、有眼光、有資源、有人脈，這些從哪裡來？
如果經過審慎地自我剖析，發現自己尚不具備這些要素，但卻想要往這條路上走，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想辦法加入到相關的圈子，如職業經理人、老闆們的一些非正式組織，甚至是藉由一些商會、同學會（比如MBA、EMBA同學會），甚至投資人俱樂部等等，藉助他人的眼光和見識來打開自己原先封閉的世界。
以上。
作者簡介：徐天坤，男，1979年生人，職業生涯諮詢師，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職業資格，高校管理學資深講師，“璃語職美人”戰略合作伙伴和原創作者。2017年取得新精英生涯規劃師認證，並參加了金樹人老師職業生涯工作坊、郭昭良老師認知行為療法工作坊、賈傑老師職業生涯綜合技能工作坊等學習。個人積累諮詢個案近160例，擅長結合個人情況、從行業、社會、家庭、心理等多維度進行綜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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