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飈回憶錄(十七)

耿飈回憶錄(十七)

耿飈回憶錄(十七)

縣委同志對我們這個小隊很滿意。我乘機要求說:

“讓我們出去打一仗吧,鍛鍊一下隊伍。”

上級很快就給了答覆,指定我們到文家市、王仙、上慄市一帶,自己找敵人打。

第一次指揮戰鬥,我心裡又激動,又沒底。隊員們都眼巴巴地望著我。我就盡力做出沉著老練的樣子,讓大家堅定信心。其實,我也不過剛剛十八歲,說起來還是個毛孩子,心裡頭也直打鼓呢。

我跑到別的游擊隊,見人就問:

“同志哥,你有兵書嗎?”

那時當然沒有這種教材。幸好,在老家時我父親講過一些孫子兵法,其中“知己知彼”一條,我記得很深。於是,我讓大家分頭去偵察敵情,先摸清哪裡有敵人,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什麼地形。

情況很快就回來了。我選中了上慄市附近的一家土豪。這家土豪住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山凹裡,有七八個人的“團防”,除了些馬刀、梭鏢外,只有三隻快搶。兵力、火力都與我們相仿。

我突擊了一下戰前練兵,選兩個精壯的後生跟我學會了攀登。天黑之後,我們按照看好的地形向那個小村摸去,在那家土豪的土圍子外面潛伏下來。

那天晚上土豪家不知有什麼事,院子裡人來人往,燈籠火把照得通明,總也不肯安寧。我身邊有個隊員不知由於天冷還是緊張,身體抖個不停。我鼓勵他說:

“莫怕!”

“曉得。”他一面說,一面連牙齒也“得得”地響起來了。

雞叫了,土豪家裡安靜下來。我帶領兩個隊員,拿著兩長一短、上了頂門火的鋼槍,縱身翻進圍牆。其他的隊員帶著梭鏢、砍刀,同時在外面向大門運動。按原定的計劃,我們翻進圍牆後,應立即打開大門,把大家放進來,然後直撲西廂房,把團丁全部堵住。可是當我們三人摸到大門口時,發現一個團丁,正抱著槍依在門上打盹呢。

這個原先沒有料到的情況,使我的腦子裡“轟”的一下,什麼計謀呀,方案呀,統統不存在了。那兩個隊員大概也差不多。我們愣了一會兒,忽然不約而同地撲上去,我從背後出手,一下就用胳膊鎖住了團丁的喉嚨,掐的那“喪門星”(後來我們都這樣稱呼那個團丁)當時就背過氣。兩個隊員奪槍的奪槍,搜子彈的搜子彈。我一看得手,把胳膊一鬆,那團丁“咕咚”一聲就倒在地下了。

我的心狂跳不已,打開大門就往外跑,那兩個隊員也跟著飛奔出來。門外的人一看,也跟著跑起來,等一口氣跑出來二三里地,還能聽見那村裡的狗子叫成了一鍋粥。

這一次我們得了一支漢陽造,二十發尖頭子彈。槍是嶄新的,大概那土豪剛買不久,連槍栓上的密封油還沒消失呢。

迎著朝陽走回駐地的路上,隊員們把那支槍你扛一陣,我摸一下,歡喜的不得了。可我卻激動不起來,心裡直後悔沒按原計劃衝進去,把另外兩支槍也奪過來。

隊員們勸我:

“隊長,莫惱嘛,下次再幹,就有經驗嘍!”

我說:“對!再搞幾次,爭取每人一支槍。”

幾天後,我們又用同樣的方法,到縣城東郊打了一支清鄉隊。我們不但奪得了兩支步槍,還仔細地搜索了俘虜,把槍彈、梭鏢、馬刀、匕首統統繳獲回來。

縣委對我們的工作很滿意,指示我擴大隊伍。後來,上級給我們派來了黨代表。黨代表叫李菊生,是瀏陽人,比我大幾歲。他很健談,我們兩人在一起十分談得來。黨代表在我們的心目中是上級黨派來的領路人,所以威望很高。

有了黨代表,游擊隊的各項工作更加活躍起來。我們出擊的次數增加,活動範圍也逐漸擴大,除了瀏醴附近外,有時還出動銅鼓、修水一帶活動。我們的隊伍逐漸擴大到三十多人,分為三個班。槍也發展到二十多支。力量大了,就開始組織一些較大的戰鬥。

文家市北面十餘里有一家姓潘的大地主,大革命時期跑到長沙,“馬日事變”後又返回鄉下,並帶回了十幾支長短槍,領頭組織起挨戶團,修上了土圍子,仗著他在反動軍閥裡有一個親戚的勢力,搞起了封建割據。他有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裝,擠垮了當地的蘇維埃政權,並威脅農民補交已經罷免了的租息。他這一帶頭,附近的一些土豪劣紳也妄圖與他串聯勾結,在我們的紅色區域裡擴大地盤,與共產黨的力量抗衡。

瀏醴縣委決定拔掉這顆釘子。當時瀏醴地區的游擊隊已有四、五支。縣委把我們幾隻游擊隊彙集在一起,以絕對優勢兵力包圍了這個土圍子。

我們仍然使用夜間突襲戰術,由我帶領十幾個人悄悄潛入地主的莊院,控制“挨戶團”的住房。那些團丁都是受騙被臨時僱用來的老百姓,未經過任何軍事訓練,直到我們下了哨兵的槍,打開了大門,大隊人馬開了進來,他們還在呼呼地睡大覺。

按照預定計劃,各遊擊分隊向地主的住房、各個出口佈置好了兵力,突然亮起火把,我們這個分隊就破門而入,首先佔領團丁的宿舍。在一陣“繳槍不殺!”“我們是紅軍!”“窮人不打窮人!”的喊話聲中,團丁們才驚醒過來。他們有的嚇得縮成一團,有的赤條條地跪在地上討饒。還有得趕緊表白:

“紅軍老總,我是被抓來的,沒幹壞事。”

隊員們收繳了俘虜的槍支彈藥,讓他們穿上衣服到院子裡集合。我最後一個往外走,覺得腳下被絆了一下,拿火把一照,原來是一個團丁,躺在地下裝死。土豪劣紳到處宣傳,汙衊紅軍個個青面獠牙,被紅軍抓住要挖心肝、點天燈,因此這個團丁誤以為我們讓他們出去集合,是要殺他們,就裝死矇混過關。

我又好氣又好笑,把這個團丁提溜出去。這時,地主的家眷、傭人、長工也都被集中起來,指導員李菊生同志正在給他們講話。他歷數了這個土豪的罪行,還沒講到一半,那老土豪就嚇得尿溼了褲子,癱倒在地了,嘴裡直叫:“饒命,饒命。”

作為反動派“寧肯錯殺一千,絕不放走一個”的對策,當時我們的口號是“殺地主,斬劣紳,一個不留”。實際上我們並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那麼做。對這次抓到的地主,由於他還沒有血債,就沒有殺他,而是罰他交出反攻倒算地的財物,退還農民已經分得的地契,把他放債、出租等剝削人民的契約燒掉,警告他不許再與紅色政權作對,立即解散反動武裝。最後,令他交出一部分光洋、穀米、衣物,供游擊隊使用。

至於那些團丁、長工,我們則給予教育,講明我們的主張和政策,一律放掉,用事實粉碎了反動派對紅軍的汙衊宣傳。

這次行動對群眾影響很大,使他們真正瞭解了共產黨,許多人主動找上門來,要求參加我們這支窮人的隊伍。

(未完待續)

耿飈回憶錄(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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