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世紀崎嶇坎坷的歷史車輪聲日行日遠，21世紀的人們進入了對一個令人憂喜參半的全球化人工智能時代的展望，似乎全新的時代即將到來，似乎有可能將20世紀的遺留問題如芯片一樣更換不計。可是，儘管創造了諸多新概念、新術語，當代人文社科領域卻始終缺少適當的話語來談論惡的問題。人們時而出於歷史進步的啟蒙信念而相信，惡是有可能隨社會與人性改良而得到治癒的階段性醜惡現象；時而通過列舉卷軼浩繁的數字、資料與圖表，大張旗鼓地慶祝二戰後的“長期和平”“武裝衝突越來越有節制”與“權利革命”，證明“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已經隨文化與物質環境，諸如技術、政府、商業或認知等的變化，而佔據上風，壓倒暴力傾向。
然而，回顧20世紀，惡不但規模浩大，還同時具有一種人們毫不陌生的庸常性。20世紀科技的高速發展在給人類生活帶來諸多福利和便利之時，也成為了惡滋長繁茂的催化劑。現代社會的惡不但從未絕緣於當代科層制與技術化的生存方式，甚至藉助這種方式推廣擴張。人們經由自己的生活經驗保留了關於惡的詞彙與感受，然而，若要求助於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或道德哲學，“善”和“惡”就成了主觀性的語焉不詳的詞彙，需要經由顯得更為客觀、嚴謹、科學的數字與圖表來討論，為“對錯”“好壞”以及“公正與不公”等詞彙取代。這種生活經驗與學術話語的反差在令人困惑之時，亦顯出惡在現代社會的特殊面相。這一方面體現為惡的隱匿——隱藏於理性和科學的外表之下，另一方面則體現為惡之能量經由理性和科學化處理後的倍增效應。這並不是說現代理性是惡的根源，而是說，惡既擁有了現代理性的面貌，也擁有其巨大的能量。在此意義上，阿倫特、帕託什卡和列維納斯留下的思想遺產，對今天仍深具啟發性。
原文 ：《道德崩潰緣於現代理性對生活意義的殖民》
作者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劉文瑾
圖片 |網絡
道德“真理”成為一種“神話/迷思”
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和帕託什卡(Jan Pato ka 1907-1977）屬於三位“後奧斯維辛”思想家，這不僅就他們生活的時代背景而言，更主要是指他們的思想所處理的問題。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世界對即將逝去的災難世紀的反思，以及對後現代潮流徘徊於或激進道德化，或消極非道德化傾向的不滿，這三位來自不同國家、使用不同語言寫作的思想家，由於他們對現代性及其道德問題的反思，而開始（或再次）受到思想界的重視。
奧斯維辛不只是一個歷史事件，更是現代性危機的象徵。正如阿多諾在《否定辯證法》一書中指出的，焚屍爐的煙囪意味著，通過現代科技和管理手段，就連人類的死亡都不再是個體性的：“留給個人最後的、最可憐的財產也被剝奪了。在集中營中，死掉的不再是個人而是樣品”。“奧斯維辛”顯示人類的理性陷入荒謬境地，道德和判斷力似乎已被一個新出現的惡的深淵顛覆。這個惡的深淵通過將意識形態與恐怖手段相結合，把個體生命化約為一個歷史進程中的部件，從而剝奪了個體生命的自由和獨特性。技術統治以合理甚至神聖的名義來讓生活變得荒蕪：理性失去了“認識你自己”的節制，淪為計算，背後隱藏著人類無度的強力意志和貪慾；生活以功利為目的，不再能夠追問“為什麼”；自由被縮減為人類自保的動物本能；個體意識、政治意識和道德意識成為多餘的，甚至他人的生命也是多餘的，應該從肉體上被“消滅”。如果說在19世紀，惡儘管屬於人類生活無法避免的部分，但從常識上還被視為“例外”狀態——惡即便被哲學家合理化為“歷史發展的動力”（黑格爾），畢竟屬於有待在歷史進步中消失的事物，而到20世紀，惡——根本惡與惡的平庸的聯合——卻在人類日常生活中佔據顯位。這種聯合如帕託什卡所說，在19世紀醞釀，讓20世紀從維護“日”的價值——生命、勞動等基本權利——開始，而成為一個充滿戰爭的“夜”的世紀。“後奧斯維辛”便意味著承認，在奧斯維辛之後，哲學同以前不一樣，需要反思自己是如何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式的理性主義，反思納粹政治是如何把人變為“多餘的”，或者說，變為“樣品”，以致人不再具有“人性”和人的生命經驗。
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
這三位做出卓著貢獻的思想家，其問題的出發點，不約而同都是對於他們曾親歷的20世紀歐洲社會歷史災難的反思。如阿倫特的著名文集《責任與判斷》一書編者傑羅姆·科恩在“編者導言”中所說：“對於20世紀的這些政治危機……這些‘如歷史的尼亞加拉瀑布般湧瀉而來’的事件，沒有人比阿倫特更明白，可以從一種道德崩潰的視角理解它們。”列維納斯則在自傳中說，他的一生，“是被關於納粹之恐怖的預感和記憶充滿的一生”。羅曼·雅可布森在介紹帕託什卡生平時，開篇便寫到：“所有民族的精神生活都是一場同道德崩潰的鬥爭，這是帕託什卡在一篇發表於黑暗的1939年的文章中的宣告。”將他們三位並置，固然是由於對20世紀歐洲歷史災難的反思成為了他們思想共同的出發點，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三人對於傳統的道德“真理”，都有一種顛覆性省思，都指出了20世紀在道德“真理”與“神話/迷思（Myth）”之間的曖昧性質。科恩指出：“就阿倫特所見而言，其富有爭議和挑戰性且難以理解的核心是，這種道德崩潰的原因不在於那些不能辨別道德‘真理’的人的無知或邪惡，而在於道德‘真理’根本不足以作為判斷人類有能力做的事情的標準。”列維納斯則在他《總體與無限》的前言中，第一句話就說道：“弄清是否沒上道德的當，是極其重要的，人們很容易理解這一點。”而帕託什卡則提出：“在真理中生活”並非在“這種”或“那種”真理中生活，而是保持在問題處境之中。他們都深刻意識到，在20世紀，談論道德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現代社會最大的不道德，正是以道德的名義開展的；現代社會的危機處境，就在於道德合理性成為了不道德的陷阱和惡的幫兇，由此道德“真理”成為一種“神話/迷思”。
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
緣於現代個體與社會道德的崩潰
如何反思這個曾在道德迷思中沉淪的世紀？如何走出這如黑夜般無邊無際地籠罩的“惡之平庸”？三位不僅出生年份十分接近，且都同德國現象學有著非同尋常之淵源的思想家，從各自的精神資源和視角出發，對此問題進行了不懈地探索。他們都指出，現代性危機與技術理性的統治有關，這種統治排擠了留給生活意義的空間，使人類淪為赤裸的、自我中心的利益人；但唯有生活意義能夠提供給人抵制意識形態和現代政治暴力的內在抵抗力量。阿倫特既批評現代社會對古希臘城邦政治“Polis”之倫理——擁有行動（action）能力的人的對話性和復多性——的遺忘，指出這種政治維度的喪失是造成納粹主義之“根本惡”的重要原因，也批評了現代人的 “無思（Thoughtlessness）”——不同於“inability to think”——是“惡之平庸”的癥結。
如何面對“根本惡”和“惡的平庸”在20世紀的聯合，這是帕託什卡思想的出發點。在此意義上，他關於哲學、政治和歷史的思考同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以及《人的境況》中的思考有諸多契合。他的貢獻在於深刻地指出，極權主義的實質根源於現代人性的危機：人類遺忘了幫助他們抵抗日常生活利益之“統治”的靈魂深度，淪落為被力量（Force）法則掌管的世界中的一個“角色”，失去了“我”的存在之根。他強調，現代人不應忘記，作為“呵護靈魂”的生活方式，哲學是歐洲精神的源頭，是現代性不誤入歧途的保障。
列維納斯則藉助猶太思想資源提出：唯有來自“他人面容”的啟示，能夠幫助現代人擺脫自我中心和智識主義的心魔，獲得超越存在、朝向無限之途。雖然三位思想家提供的途徑各不相同，但我們卻可以從中發現他們共同具有的對個體道德責任的強調，正是這種道德責任賦予生活意義和個體存在的獨一性。
帕託什卡(Jan Pato ka 1907-1977）
三位思想家揭示：批判現代性不是僅僅將現代性危機歸結為技術時代的問題，因而像海德格爾那樣要求返回前蘇格拉底的自然哲學；不是像法蘭克福學派那樣否定或修正理性；不是像哈耶克與伯林，將危機歸結為積極自由的過錯，因此需要重建消極自由、真優越於善的正當性；也不必如同解構的大師們那樣，發展種種對理性的消極顛覆；更不必如同某些前現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那樣，徹底否定啟蒙，而返回前現代的保守。
他們指出：現代性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緣於現代個體與社會道德的崩潰；現代理性對生活意義的殖民是導致虛無主義和道德崩潰的直接原因；唯有基於道德責任感來反思現代自我，才可能克服虛無主義所造成的現代性危機。“奧斯維辛”之後，不只是理性和啟蒙信念受到質疑，以往對“道德”“倫理”“意義”的說法都受到了質疑。三位思想家都是以和傳統道德主義完全不同的論述來討論道德倫理和意義問題。在他們那裡，道德倫理和意義不再是某種既定的現成觀念，而來自人的行動以及同他人的相遇。意義建立在既有意義的懸擱，建立在“深淵”和針對自我的“鬥爭”之上，是對“我”之擔當和“見證”的強調。
在對現代性危機的討論中，各種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和對現代主體的反思已十分豐富，然而大多是在社會學或思想史層面的考察，還缺乏對現代主體與道德責任之關係的洞燭幽微。這三位思想家的思考各自超越了傳統的概念框架，力圖“回到事情本身”。他們的努力使我們看到，現代性危機與其說源於社會理論或社會建構技術的失誤，不如說是由於現代主體失去了使自我浮出虛無之深淵的超越之途。他們的思考是要在充分理解現代性道路的曲折與艱難之後，重思主體的自由與道德責任之關係，重新考量現代自我的根基，如此方能讓社會歷史災難終止無人負責的命運。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9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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