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崎岖坎坷的历史车轮声日行日远，21世纪的人们进入了对一个令人忧喜参半的全球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展望，似乎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似乎有可能将20世纪的遗留问题如芯片一样更换不计。可是，尽管创造了诸多新概念、新术语，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却始终缺少适当的话语来谈论恶的问题。人们时而出于历史进步的启蒙信念而相信，恶是有可能随社会与人性改良而得到治愈的阶段性丑恶现象；时而通过列举卷轶浩繁的数字、资料与图表，大张旗鼓地庆祝二战后的“长期和平”“武装冲突越来越有节制”与“权利革命”，证明“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已经随文化与物质环境，诸如技术、政府、商业或认知等的变化，而占据上风，压倒暴力倾向。
然而，回顾20世纪，恶不但规模浩大，还同时具有一种人们毫不陌生的庸常性。20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福利和便利之时，也成为了恶滋长繁茂的催化剂。现代社会的恶不但从未绝缘于当代科层制与技术化的生存方式，甚至借助这种方式推广扩张。人们经由自己的生活经验保留了关于恶的词汇与感受，然而，若要求助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或道德哲学，“善”和“恶”就成了主观性的语焉不详的词汇，需要经由显得更为客观、严谨、科学的数字与图表来讨论，为“对错”“好坏”以及“公正与不公”等词汇取代。这种生活经验与学术话语的反差在令人困惑之时，亦显出恶在现代社会的特殊面相。这一方面体现为恶的隐匿——隐藏于理性和科学的外表之下，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恶之能量经由理性和科学化处理后的倍增效应。这并不是说现代理性是恶的根源，而是说，恶既拥有了现代理性的面貌，也拥有其巨大的能量。在此意义上，阿伦特、帕托什卡和列维纳斯留下的思想遗产，对今天仍深具启发性。
原文 ：《道德崩溃缘于现代理性对生活意义的殖民》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文瑾
图片 |网络
道德“真理”成为一种“神话/迷思”
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和帕托什卡(Jan Pato ka 1907-1977）属于三位“后奥斯维辛”思想家，这不仅就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而言，更主要是指他们的思想所处理的问题。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对即将逝去的灾难世纪的反思，以及对后现代潮流徘徊于或激进道德化，或消极非道德化倾向的不满，这三位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写作的思想家，由于他们对现代性及其道德问题的反思，而开始（或再次）受到思想界的重视。
奥斯维辛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现代性危机的象征。正如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的，焚尸炉的烟囱意味着，通过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就连人类的死亡都不再是个体性的：“留给个人最后的、最可怜的财产也被剥夺了。在集中营中，死掉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样品”。“奥斯维辛”显示人类的理性陷入荒谬境地，道德和判断力似乎已被一个新出现的恶的深渊颠覆。这个恶的深渊通过将意识形态与恐怖手段相结合，把个体生命化约为一个历史进程中的部件，从而剥夺了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独特性。技术统治以合理甚至神圣的名义来让生活变得荒芜：理性失去了“认识你自己”的节制，沦为计算，背后隐藏着人类无度的强力意志和贪欲；生活以功利为目的，不再能够追问“为什么”；自由被缩减为人类自保的动物本能；个体意识、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成为多余的，甚至他人的生命也是多余的，应该从肉体上被“消灭”。如果说在19世纪，恶尽管属于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部分，但从常识上还被视为“例外”状态——恶即便被哲学家合理化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黑格尔），毕竟属于有待在历史进步中消失的事物，而到20世纪，恶——根本恶与恶的平庸的联合——却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占据显位。这种联合如帕托什卡所说，在19世纪酝酿，让20世纪从维护“日”的价值——生命、劳动等基本权利——开始，而成为一个充满战争的“夜”的世纪。“后奥斯维辛”便意味着承认，在奥斯维辛之后，哲学同以前不一样，需要反思自己是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理性主义，反思纳粹政治是如何把人变为“多余的”，或者说，变为“样品”，以致人不再具有“人性”和人的生命经验。
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
这三位做出卓著贡献的思想家，其问题的出发点，不约而同都是对于他们曾亲历的20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灾难的反思。如阿伦特的著名文集《责任与判断》一书编者杰罗姆·科恩在“编者导言”中所说：“对于20世纪的这些政治危机……这些‘如历史的尼亚加拉瀑布般涌泻而来’的事件，没有人比阿伦特更明白，可以从一种道德崩溃的视角理解它们。”列维纳斯则在自传中说，他的一生，“是被关于纳粹之恐怖的预感和记忆充满的一生”。罗曼·雅可布森在介绍帕托什卡生平时，开篇便写到：“所有民族的精神生活都是一场同道德崩溃的斗争，这是帕托什卡在一篇发表于黑暗的1939年的文章中的宣告。”将他们三位并置，固然是由于对20世纪欧洲历史灾难的反思成为了他们思想共同的出发点，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三人对于传统的道德“真理”，都有一种颠覆性省思，都指出了20世纪在道德“真理”与“神话/迷思（Myth）”之间的暧昧性质。科恩指出：“就阿伦特所见而言，其富有争议和挑战性且难以理解的核心是，这种道德崩溃的原因不在于那些不能辨别道德‘真理’的人的无知或邪恶，而在于道德‘真理’根本不足以作为判断人类有能力做的事情的标准。”列维纳斯则在他《总体与无限》的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道：“弄清是否没上道德的当，是极其重要的，人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而帕托什卡则提出：“在真理中生活”并非在“这种”或“那种”真理中生活，而是保持在问题处境之中。他们都深刻意识到，在20世纪，谈论道德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现代社会最大的不道德，正是以道德的名义开展的；现代社会的危机处境，就在于道德合理性成为了不道德的陷阱和恶的帮凶，由此道德“真理”成为一种“神话/迷思”。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
缘于现代个体与社会道德的崩溃
如何反思这个曾在道德迷思中沉沦的世纪？如何走出这如黑夜般无边无际地笼罩的“恶之平庸”？三位不仅出生年份十分接近，且都同德国现象学有着非同寻常之渊源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精神资源和视角出发，对此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他们都指出，现代性危机与技术理性的统治有关，这种统治排挤了留给生活意义的空间，使人类沦为赤裸的、自我中心的利益人；但唯有生活意义能够提供给人抵制意识形态和现代政治暴力的内在抵抗力量。阿伦特既批评现代社会对古希腊城邦政治“Polis”之伦理——拥有行动（action）能力的人的对话性和复多性——的遗忘，指出这种政治维度的丧失是造成纳粹主义之“根本恶”的重要原因，也批评了现代人的 “无思（Thoughtlessness）”——不同于“inability to think”——是“恶之平庸”的症结。
如何面对“根本恶”和“恶的平庸”在20世纪的联合，这是帕托什卡思想的出发点。在此意义上，他关于哲学、政治和历史的思考同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人的境况》中的思考有诸多契合。他的贡献在于深刻地指出，极权主义的实质根源于现代人性的危机：人类遗忘了帮助他们抵抗日常生活利益之“统治”的灵魂深度，沦落为被力量（Force）法则掌管的世界中的一个“角色”，失去了“我”的存在之根。他强调，现代人不应忘记，作为“呵护灵魂”的生活方式，哲学是欧洲精神的源头，是现代性不误入歧途的保障。
列维纳斯则借助犹太思想资源提出：唯有来自“他人面容”的启示，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自我中心和智识主义的心魔，获得超越存在、朝向无限之途。虽然三位思想家提供的途径各不相同，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他们共同具有的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强调，正是这种道德责任赋予生活意义和个体存在的独一性。
帕托什卡(Jan Pato ka 1907-1977）
三位思想家揭示：批判现代性不是仅仅将现代性危机归结为技术时代的问题，因而像海德格尔那样要求返回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否定或修正理性；不是像哈耶克与伯林，将危机归结为积极自由的过错，因此需要重建消极自由、真优越于善的正当性；也不必如同解构的大师们那样，发展种种对理性的消极颠覆；更不必如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启蒙，而返回前现代的保守。
他们指出：现代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现代个体与社会道德的崩溃；现代理性对生活意义的殖民是导致虚无主义和道德崩溃的直接原因；唯有基于道德责任感来反思现代自我，才可能克服虚无主义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奥斯维辛”之后，不只是理性和启蒙信念受到质疑，以往对“道德”“伦理”“意义”的说法都受到了质疑。三位思想家都是以和传统道德主义完全不同的论述来讨论道德伦理和意义问题。在他们那里，道德伦理和意义不再是某种既定的现成观念，而来自人的行动以及同他人的相遇。意义建立在既有意义的悬搁，建立在“深渊”和针对自我的“斗争”之上，是对“我”之担当和“见证”的强调。
在对现代性危机的讨论中，各种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主体的反思已十分丰富，然而大多是在社会学或思想史层面的考察，还缺乏对现代主体与道德责任之关系的洞烛幽微。这三位思想家的思考各自超越了传统的概念框架，力图“回到事情本身”。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看到，现代性危机与其说源于社会理论或社会建构技术的失误，不如说是由于现代主体失去了使自我浮出虚无之深渊的超越之途。他们的思考是要在充分理解现代性道路的曲折与艰难之后，重思主体的自由与道德责任之关系，重新考量现代自我的根基，如此方能让社会历史灾难终止无人负责的命运。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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