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梅贻琦就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第17任校长梅贻琦，曾被学生们称为“永远的校长”。
一、寡言不寡断
对于梅贻琦的性格，叶公超用精准的三字概括——“慢，稳，刚”。
因此，梅贻琦也被人称之为“寡言君子”。
按理说，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学校长的。然而梅贻琦不但做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他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位终身校长，成了两岸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的“寡言”是出了名的。
年轻时，梅贻琦经人介绍，认识了未来的夫人韩咏华。
第一次见面时，两个人都没说话，光媒人在一边不停地说，媒人以为两人都不愿意，就没再提。不料梅贻琦早就看上了韩咏华，回来当天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了韩咏华。
两人订婚后，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和她说：“梅贻琦我认识，半天不说一句话，你可得想好了，千万别一时冲动！”
韩咏华其实也早看上了梅贻琦的才华。
梅贻琦一向主张“行胜于言”，在总结自己当校长的经验时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说明，他的“寡言”，并非不会说，而是严谨，低调，不虚张。
大学者陈寅恪曾评价说：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断。
1935年12月9日，北京各大学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事后，当局派了数千军警冲进清华大学要抓人。清华校务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很多方案，唯独梅贻琦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
面对众人焦急的目光，梅贻琦通知教务处，让有嫌疑的同学都躲起来，然后又给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打了个电话，请他出面解决这件事。
就这样，学生们一个都没被抓去，军警也顺利撤退了。
每次学生们出了事，梅贻琦则会第一个冲在前面，去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涉，尽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二、重实干，任人唯贤
梅贻琦平时不苟言笑，但为人重实干。
就职清华大学校长后，梅贻琦在发表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说：
“一个真正的大学不是要有多少大楼，而是要有大师。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
他希望教授在教育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的作用。
“大学教育培养的是哪一种人才呢？”
梅贻琦说，大学教育当中，最主要的是对学生进行全人格的教育。如果能够造就全人格的学生，将来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都会踏踏实实做好。
同时，他指出，礼遇教师也是清华得以兴旺的重要因素。
因为梅贻琦的眼光，大批学术精英聚集到清华大学。梅贻琦没有校长的架子，甚至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
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他还对华罗庚的“三破格”。其间，清华聘请的教师还包括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等一代宗师。
另外，通过改进制度，梅贻琦在清华营造了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教授们充分发挥所能，而梅贻琦自己，则是常常以“吾从众”的态度甘居幕后。
三、一世清白，一生清华
梅贻琦最让人们推崇的，是他一生的清正廉明。
他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自掌管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但是在西南联大的岁月，他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窄小破旧。
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
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足。
他甚至经常用废纸背面起草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
更让人惊讶的是，由于梅贻琦薪金不高，维持不了全家一个月的基本生活，导致梅夫人每天只能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米糕。梅夫人还在联大西门旁，铺块油布摆地摊，卖些旧衣物和用毛线头编结的小物件等。
有时候，他家里甚至穷到儿子的眼镜坏了，都没有钱配一副新眼镜。
手中掌管着“清华资金”的他，梅贻琦可以说是手握巨资。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梅贻琦一生没有积蓄。他后来生病的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
住院期间，他一直把一个黑色老式皮包，紧紧抱在怀里，颇为神秘，周围人皆不知其内装何物。病逝后，各方人士见证下，这个黑色皮包被打开，里面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爽爽，毫厘不差。
梅贻琦于1962年5月19日病逝，他将自己近50年的人生默默奉献给了清华。
他说：“人最大的勇气就是敢于做一个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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