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是指跨境或跨區域的投資模式，是我國改革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有關部門在報告中指出，要創新發展對外投資方 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是新時期做好對外投資工作總的遵循原則，標誌著中國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上已經開始著眼從“商品輸出大國”向“資本輸出大國”轉變。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擴大，中國經濟已經被整合入全球產業鏈或價值鏈中，表現為國內、國際在資本和商品（含資源）兩類市場上的貫通和相互影響。
促進企業對外投資能夠在如下四個方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其一，可以有效加強中國經濟主權，擴大中國經濟主權影響區域，通過企業的跨境增收實現中國國民收入的跨境增長 。
其二，有助於中國企業充分利用國內、國際資源和商品兩種市場，既利用國內市場充分發揮中國比較優勢，又利用國際市場拓展中國在稀缺資源、科技創新、政治互助等方面的瓶頸，有效提升中國總供給水平。
其三，可以達到延長產業鏈、價值鏈作用，有利於提高中國企業的經濟效力和科技水平，有利於培育中國企業成長為更加具有國際競爭力、影響力的跨國公司，通過跨國公司的商品生產本地化生產有效規避貿易壁壘 。
其四，對人民幣國際化、落後產業遷移淘汰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除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外，將大大有益中國的大國經濟崛起。
1 經濟轉型期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帶來新機遇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加速進入經濟大調整的新階段。全球範圍內的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各領域新的不確定因素不斷出現，世界主要經濟體重新開始尋求自身定位，試圖通過產業、模式、要素資源配置等各種結構性調整，實現再平衡。
在這一時期，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既面臨風險和挑戰，也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
中國具有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基礎優勢。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民經濟整體實力明顯增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社會財富積累雄厚，我國目前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 2位。
中國對外投資已進入“投資週期理論”的經濟總量規模和人均財富持續增長階段、資本淨流入向資本淨流出轉變的階段，企業對全球資源的配置整合需求隨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不斷加大，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也釋放了經濟活力，促進企業將在較長期保持對外投資的增長，總量將達到甚至超過吸收外資的規模。
雙多邊投資協議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全球投資體系面臨重
大變革，雙多邊投資協議將會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如上海合作組織協議、中歐投資協定、中美投資協定，《中國 - 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要》、東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及其他雙邊投資協定和自貿區協議等，在投資保護待遇上設定較高的標準，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域正從相對集中轉為多區域熱點的動態平衡發展，如與五大洲的 28 個國家和地區建設的 15 個自貿區簽署的 10 個自貿協定與APEC、中非合作論壇等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中國 - 東盟自貿區”和中韓自貿區等的磋商談判都將支撐相互的投資合作。中國企業開始更多的選擇直接投資於逐漸復甦的美國和債務危機逐步緩解後的歐洲國家，在更廣闊的區域開展對外投資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平臺。中國經濟安全目前存在產能過剩、外匯資產過剩 ；油氣資源、礦產資源對國外的依存度高 ；工業和基礎設施集中於沿海地區，容易遭受戰術打擊的問題。
構建開放新格局中的“一帶一路”倡議，既有利於國際地緣政治平衡、反恐戰略和能源安全等國家戰略的需要，同時更將極大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此外，藉助“一帶一路”平臺，也可以促進解決目前影響中國經濟安全的問題。
自貿區模式為在岸離岸經濟提供了聯結點。自貿區的建設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自貿區在金融領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存款利率市場化、企業融資多元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便利化等方面，拓寬了企業從境外進行融資的渠道，大幅度降低自貿區內企業的融資成本。
自貿區的金融改革不僅突破了政策層面的限制，也優化了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審批流程，簡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流程，同時又給予設立於自貿區的企業人民幣跨境使用和匯兌等便利化，建立了在岸和離岸賬戶的聯結。
在一定程度上，自貿區具備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部分功能。對外直接投資的發生必然伴隨著資本的在岸賬戶和離岸賬戶直接的跨境流動。自貿區的試點模式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通道選擇，助推企業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
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初期，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黨的“十五大”提出要“鼓勵能夠發揮中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開始鼓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指出，“鼓勵能夠發揮中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支持有競爭力的企業跨國經營，到境外開展加工貿易或開發資源，並在信貸、保險等方面給予幫助。抓緊制定和規範國內企業到境外投資的監管制度，加強中國在境外企業的管理和投資業務的協調”。
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提出，“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相應的，國務院相關部門及各級政府對外直接投資的態度也從限制轉變為鼓勵和支持。聯合國貿發會議在其 2004 年的報告中指出 ：自加入 WTO以來，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資國之一。
據商務部、外匯管理局統計，2018 年全年，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 1298.3 億美元，同比增長4.2%。其中，對外金融類直接投資 93.3 億美元，同比增長 105.1% ；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1205億美元，同比增長 0.3%。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 1690.4 億美元 , 同比增長 0.3%。對外勞務合作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 99.7萬人，較上年同期增加 1.7萬人。
（二）“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特點與現狀
“一帶一路”投資總量穩中略降，投資佔比逆勢上升。商務部數據顯示 ：2018 年上半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 55 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74 億美元，同比增長 12%，主要投向新加坡、老撾、馬來西亞、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泰國、柬埔寨等國家。
由表 1 可知，總體來看，2015 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總量基本穩定，但由於中國對外投資總量減少，對“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佔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2017 年顯著上升，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一帶一路”帶來多重機遇，企業項目投資缺口較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於財政緊張的原因，基建投資支出不足，普遍呈現基礎設施落後的現狀。
商務部數據顯示，亞洲和非洲的沿線國家較中國分別有 10% 和 20% 的城鎮化提升空間，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每年超過 6000 億美元。無論是從國內需求或是未來區域經濟合作的角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均極其旺盛。
依託多層次融資、擔保體系，金融支持“一帶一路”企業境外投資成效初顯。政策性金融機構方面，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國家開發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發放貸款超過 1700 億美元，餘額超過 1100 億美元 ；亞投行已開展 24 個基礎設施投資項目，貸款總額 42 億美元。
商業銀行方面，截至 2017 年底，已有 6 家中資銀行在沿線設立 80 多家分支機構。其中，中國銀行已為 500 多個重大項目提供約 1000 億美元金融支持，建設銀行已提供 98 億美元金融支持，對政策性金融形成有力補充。
出口信保方面，2013-2017 年，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近
1500 個“走出去”項目，累計支付賠款 20.3 億美元。為更好開展對外投資，筆者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一是加大信息服務力度，增強企業對沿線國家政策風險管理能力，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向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銀行、企業等提供更多信息服務，打破信息壁壘 。
二是促進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降低企業匯率風險，鼓勵金融機構創新貨幣匯率指數產品等外匯避險工具，幫助企業規避實際貨幣兌換帶來的問題 。
三是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引領作用，根據國家戰略和發展階段適時調整金融支持的產業重點，對扶持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融資支持，為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進入打下基礎 。
四是密切關注沿線國家政治風險，重點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國別風險研究，做到“因地制宜”，創新保險產品種類，擴大保險覆蓋範圍，降低企業“走出去”的風險損失。（文章來源：《審計觀察》雜誌2019年第4期）
作者單位系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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