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樓傍湖千古，人借斯文揚

在大宋群星熣燦的星光中，這滕子京實在是個不起眼的人物，提起他的名字，大家卻也有似是而非之感，好像聽過，但具體又不知道是做什麼的，能知其名，全憑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至於其他，知道的人肯定是沒幾人的。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這是范仲淹《岳陽樓記》的開篇之語，從中我們知道了滕子京這個名字，我同大家一樣，對他的瞭解也僅限於此，但實在是記不住從何時起，頭腦中被植入了滕子京是個貪官的印象，當時也未深究，及至昨天寫范仲淹一文時，才又將這個人物研究了一番。

滕子京，名宗諒，河南洛陽人，幼年喪父，進士出身，初任濰、連、泰州從事及泰州軍事推官，後任大理寺丞，知當塗及邵武知縣，遷左司諫，因直言諫君，被降為尚書員外郎出知信州，即今江西上饒。

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伊始，他遭彈劾，降為知嶽州，後又遷蘇州知府，未已便逝世於任上，時年57歲。

滕子京是靠寡母一手將其兄妹養大，幼時也受盡艱辛，但他是苦讀成才，終於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

他同范仲淹是同年進士，所以二人情感深厚，同范仲淹相比，他一直是在基層為官，當時任興化縣令的范仲淹，推薦其與泰州知州張綸當助手，修築捍海堰，在此期間，滕子京即表現出驚人的魄力和才幹。

滕子京之所以同范仲淹相善，是因為二人無論在人生經歷上還是性情上，都很有共同之處，所以，二人在仕途上幾乎是同進退，當然，後來范仲淹官做得大了，而這滕子京的運氣實在是差，他的性格可能過於剛直，而且辦事很少顧忌後果，所以屢遭彈劾，二人的官階於是越拉越大。

滕子京曾在御使臺為諫官，因心直口快，上朝言責仁宗皇帝：“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多贏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因此得罪仁宗，將其貶官出朝，放至鳳翔府為知府。

《宋史》對他的記載很是簡略，但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命運是同范仲淹息息相關的，當范仲淹在西北抗擊西夏時，“范仲淹薦以自代”，“徙知涇州滕宗諒為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

而范仲淹在推行“慶曆新政”剛開始時，他即被彈劾奏，說他“前在涇州枉費公使錢”，故“徙滕宗諒權知鳳翔府”又“降知虢州，職如故”後又被人舉報“盜用公使錢，只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 “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嶽州。”反正是一路地悲催。

其實，滕子京一直是跟著范仲淹吃瓜落，范仲淹要改革，必須要觸動那些舊黨的實際利益，於是，他們便群起而反對，首先是從剪除范仲淹的羽翼開始，這死黨滕子京便是首當其衝之人。

滕子京的罪狀其實是緣自於司馬光的《涑水記聞》，司馬光在書 中記載有：“所得近萬緡置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圾宏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

就是說，滕子京是在借修岳陽樓之機，中飽私囊，有文章據此說他在嶽州期間，未使嶽州出現‘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的太平興盛景象。在老百姓窮困潦倒，餓殍遍地的情景下，他四處搜刮錢財，借重修岳陽樓，為自己樹碑立傳邀功請賞。

說滕子京貪汙其實是由來已久，御史梁堅就彈劾他說，早在同西夏對壘之時，他在涇州費公錢16萬貫’，除去分給‘諸部屬羌’及‘饋遺遊士故人’外，仍有數萬貫錢下落不明。那麼後來的滕子京是不思悔改，故伎重演，屬典型的貪墨之人。

要說明此事的真偽很是複雜，滕子京是范仲淹舉薦之人，西夏人來犯，他慮城中兵少，乃自募兵勇迎敵，戰後自然要打發回鄉，此是一大筆費用，而這滕子京估計也是做事不周，用“公使錢”來開銷了這些費用，於是被人拿住了把柄，此事在歷史上被稱作“涇州公案”。

“公使錢”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公款，它是宋朝的一種特有官給，中央和地方官員都有，可以用來修建、接待、饋贈、犒賞，小部分可以“入己”，所以，從這點看來，這些守舊派是在蓄意誣陷。

此事范仲淹是親歷之人，所以，他兩上奏章為滕辯誣，所以，滕子京並未受到處罰，但他確有不當之處，升遷自是無望。

對“涇州公案”，《續資治通鑑》中載有結論：使者“燕度勘到滕宗諒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入己。”此案在宋代就已了結，並非貪汙案。

“涇州公案”明面上是對滕子京，實際上是針對范仲淹，宋仁宗為了平息論爭，只得以滕子京“前在回中日饋遺往來逾制”，將他三貶而到荒州草郡嶽州。滕子京是“慶曆新政”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至於後來司馬光所記，並沒有說滕子京貪汙，而只是說他“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這句的關鍵詞是“自掌之”，就是說他不交給有司掌管，而是自己任意支度，所以不能將司馬光所論視之為滕子京有貪汙之嫌，當然就更不能認為滕子京有貪汙之實。

司馬光屬舊黨之領袖，同王安石在政治上是死對頭，而王安石變法相對於范仲淹慶曆變法來說，是一脈相承的，司馬光看不慣王安石，當然對范仲淹一黨也就無甚好感，他在此一說，隱隱地也透露了他對滕子京有貪汙的意思了，這點倒是真的。

但司馬光又說了，在滕子京修岳陽樓時，“不用省庫錢，不斂於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這倒好像是在讚揚滕子京，尤其是最後一句“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說明滕子京在岳陽是大受人們喜愛的，這點是同范仲淹所說滕子京在嶽州“政通人和”相契合的。

“誰信專城千騎居，空齋圖籍兩三櫥。”這是歐陽修的好友劉原父在嶽州親見滕家境時所作的詩句，這點能充分說明滕子京家貧如洗的實情，滕子京死後，范仲淹所作《祭滕子京文》中承諾，對其幼子要“我今撫之，必教有稱”，如果滕子京家財萬貫，何用范仲淹作此承諾。

我是不相信滕子京有貪汙的，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如果滕子京是個貪圖錢財的小人，何以能同范仲淹這樣人品高潔的一代賢相成生死之交，我還是相信作為正史的《宋史》所言，“及卒，無餘財。”

試想一下，一個貪汙成性的官員，死後會無餘財？由此我想到了張之洞，這個被時人稱為“財屠”晚清名臣，死後也是無餘財，唯萬冊圖書而已，而那被人稱為洗劫了太平天國財寶的曾國藩，死後留給後人的，也是隻有一座宅院及一屋書。

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該花的錢絕不吝嗇，在辦事之時，有大手大腳地鋪張之嫌，但是，他們這鋪張都是為公，於私則不浸一文，相比這二位，可能這滕子京又沒有他們那麼多的心眼和智慧，所以在這方面，總是被人抓住辮子而一直官運不順。

滕子京是個才能卓越的官員，他的政績不僅范仲淹是讚不絕口，歐陽修就稱讚道： “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為後世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可廢，二宜書；嶽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記，三宜書。”

北宋的散文大家尹洙，在他的《嶽州學記》中有云：“滕公凡為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為為政先。慶曆四年守巴陵，以郡學俯於通道，地迫制卑講肄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遷焉。”稱讚他雖屢遭貶謫，卻不以己悲，一心為老百姓辦實事。

這些讚譽之詞並不是這些人附庸范仲淹而發的美譽之詞，因為在宋朝官員的考核中，滕子京的政績為第一，史載“歷中，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治最為天下第一。”

所以，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作出“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業績的滕子京是個有能力，人品高的好官，而司馬光雖然是史學大家，然而，他的《涑水記聞》正如《辭海》所說：“多數得之傳聞，內容不盡確實。”

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也曾說過，《涑水記聞》多處“因傳而失實的毛病”。並指出：“至於說在《記聞》的全書中，司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見到處可見，有時且竟不惜把變法派的人物加以醜化，這就會使《記聞》的說服力要大受損害了。”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涑水記聞》中關於滕子京的記聞，是當時政治鬥爭的產物。

藤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屢貶屢謫，歷經磨難，最高官職只是天章閣待制，這其實是個四品閒官，類似於當今的政協委員，他與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層次上人，也稱不上文學家，但其為人豪邁自負，是位有才幹，有抱負的政治家。

忠義平生事，聲名夷翟聞。

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

這是北宋詩人蘇舜欽稱讚他在西北禦敵時的一首詩，戍邊期間，他還團結少數民族共同禦敵，深受邊民愛戴。當他調離邊陲時，“其戰卒妻孥數百人，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之流涕。”

他文武雙全，卻一生跟著范仲淹吃瓜落，范仲淹未倒黴時他先倒黴，范仲淹倒黴時他更倒黴；他“倜儻自任，好施予，”所有錢財，皆用於民眾，又“所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然而一生鬱郁不得志，

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藤子京因為重修了岳陽樓，又“增其舊制”，並且請范仲淹寫了一篇名傳古今的《岳陽樓記》，遂使得他的名字也一起被人們所熟知，不然，誰會認得他呢？

宋人筆記記載：“滕子京負大才，為眾忌嫉。自慶曆中謫守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

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是“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而已”，可見其忍辱負重仍然勤於政績的慘淡心境。男兒有淚不輕彈，這“憑欄大慟十數聲”是何等的悲愴，何等的壯烈！

我是沒去過岳陽，當然就沒有登上過這岳陽樓，但我能夠想象得出，當我在一個“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之時，登上這岳陽樓，看這“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的萬千氣象時，定會高聲誦讀《岳陽樓記》這千古名篇。

憑欄遐思，此時的我，不但會想起千古一相的范仲淹，也會在吟誦“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時，想起那位修建此樓的藤子京，一位敢於擔當，勤政有為的政治家。

那個貶謫於此的藤子京，忍辱發憤，與民同心，興利除弊，百廢俱興，曾為民做了許多好事的他，似乎正從水光一色的天際向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