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評論》專訪郭淑珍:喝“洋墨水”的民族歌唱家、聲樂教育家

歌聲飄四海 大愛育英才

——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郭淑珍

採訪人:宋學軍

《中國文藝評論》專訪郭淑珍:喝“洋墨水”的民族歌唱家、聲樂教育家

郭淑珍簡介:中央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1952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並留校任教。1953年至1959年1月公派赴蘇聯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獲優等畢業證書及優秀演唱家稱號, 其名字被鐫刻在學院的大理石金榜上。其教學成果《聲部確定及訓練的科學》曾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1997年)。她倡建的中央音樂學院歌劇中心(2004年)已排演了《狄多的仁慈》《茶花女》《魔笛》《蝴蝶夫人》《葉甫根尼•奧涅金》《阿依達》《伊奧蘭塔》等7部歌劇。她曾獲得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蘇聯)古典歌曲聲樂比賽一等獎和金質獎章、首屆國家金唱片獎、寶鋼教育基金全國優秀教師特等獎、全國模範教師、“金鐘獎”終身成就獎、全國百名英才教育十大英才、全國高等教育名師、第六屆奧斯卡國際歌劇獎、特殊金歌劇職業生涯成就獎等多個重要獎項和稱號。

☞公號本期節選自《中國文藝評論》所刊萬餘字專訪文章《歌聲飄四海 大愛育英才——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郭淑珍》第一部分。

☞近期推送:《歌聲飄四海 大愛育英才——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郭淑珍》第二、三部分。

喝“洋墨水”的民族歌唱家

宋學軍:郭淑珍老師,您好!您是一位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也是一位受人敬仰、愛戴的著名聲樂教育家。請您首先談一談自己是怎麼走上音樂專業道路的?

郭淑珍:我出生在天津。天津是一個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又是一個有著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歷史名城,特別是近代,也是各種俗曲、小調、曲種的薈萃之地。我家中雖然沒有從事文藝的,但是我的母親喜歡唱歌,會吟唱很多民間小調,喜歡聽京劇。受母親影響,我從小也喜歡唱歌,愛看戲,是個小戲迷。中學時代我曾參加過青年會合唱團,演唱過亨德爾的《彌塞亞》等西方樂曲,也接觸到了一些進步的文藝作品。

我的性格比較外向,天生的嗓音條件非常好,很喜歡唱歌,喜歡文藝,因此中學畢業後就去報考了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藝專”),而且也考上了(1946年)。但是父親不同意我學聲樂,認為唱歌的是戲子、下九流。我當時在經濟上還不能獨立,只能遺憾地放棄了這次學習機會。第二年,我原本要去北京考助產士學校。一同前往的還有幾個準備報考藝專合唱團的同學。他們不認路,讓我帶他們去考試,到了藝專我發現還可以現場報名,便又動了心。主考官趙梅伯教授認出了我,問我去年是不是考過,為什麼沒來上學?我說是考過,可是家裡不同意。教授問,那現在呢?我撒了個謊說家裡已經同意了。教授說,同意了就好,你上次的成績名列前茅,這次就不用再考了,直接來上學吧。回到家後,我讓我的一個表舅去向父親說情。表舅很有文化,他說聲樂是藝術,你女兒很有天賦,不要耽誤了。後來父親也就默許了,我才得以進入藝專學習。

1949年10月,藝專併入新成立的中央音樂學院,我也和音樂科的師生一起,來到了當時還在天津辦學的中央音樂學院。

宋學軍:您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留校後不久,就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赴蘇聯學習,您能談一談那段經歷和感受嗎?

郭淑珍:我是1953年10月出國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歌劇與音樂會演唱的。我的老師是蘇聯人民藝術家卡杜里斯卡婭教授,她唱得好也教得特別好,經驗豐富。蘇聯的音樂教育水平相當高,也非常成體系。除了專業課,他們也很重視學生的藝術實踐和全面的文化修養。我的基礎不錯,學習也非常刻苦,1958年我以優等生的成績畢業,並榮獲“歌劇和音樂會優秀歌唱家”稱號。我的名字還被鐫刻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金榜上,成為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音樂家。

《中國文藝評論》專訪郭淑珍:喝“洋墨水”的民族歌唱家、聲樂教育家

△1955年,郭淑珍(右二)在卡杜里斯卡婭(左二)的教室上聲樂課

我當初是作為中央音樂學院教師選派出國學習的,畢業之後自然也要回母校任教。但是卡杜里斯卡婭教授認為我是一位很好的歌劇和音樂會歌唱家,希望我能夠更多地在舞臺上演唱。為此,她還特別給我們學院的趙渢院長寫了一封信。趙院長之前曾在文化部工作,非常瞭解聲樂表演藝術人才的成長規律,在他的安排下,我的編制雖然還在音樂學院,但只需承擔少量的教學工作,同時兼任中央歌劇舞劇院(現中央歌劇院)獨唱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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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卡杜里斯卡婭教授寫給中央音樂學院趙渢院長的一封信

宋學軍:聲樂表演藝術的技藝性、實踐性很強,教師個人的舞臺實踐經驗十分重要。您作為一位女高音歌唱家,長期活躍在國內外的聲樂舞臺上,用中、俄、德、意、英等多種語言演唱藝術歌曲、歌劇選段。您雖然喝的是“洋墨水”,但您並不排斥中國民族歌唱藝術,而是將西方美聲唱法與民族聲樂藝術有機結合,洋為中用,古今交融。您是怎麼做到的?

郭淑珍:我認為,學習美聲唱法,應該能夠演唱好西方歌曲,也應該能夠演唱好中國歌曲,而作為中國人,我們的觀眾主要還是中國人,即使我們出國去學習,最終的目的還是要為中國人演唱。中國人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和審美觀念,要想演唱好中國歌曲,要想讓中國觀眾能夠接受和喜愛美聲演唱,就要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而兩個“用”字意義不同,第一個“用”是繼承,繼承本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第二個“用”是借鑑,借鑑外國優秀音樂元素和經驗。也就是說,在聲樂演唱中,有向西方聲樂演唱技術的學習和借鑑,也有對中國優秀民族聲樂藝術的傳承和發展。

在這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是1950年7月我參加了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當時學校剛剛正式開學一個月,有十多個同學參加了此項工作。這個團有三個分團,分別是去西康、雲南、貴州,我隨二分團文藝組去雲南,團長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我們主要是慰問演出、調查採集少數民族音樂舞蹈,同時也進行一些音樂創作。我們既表演《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演唱作曲家們現場創作的新歌。訪問團中,除了像我這樣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一些是去宣傳民族政策、開展社會調查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有一次在火車上,我受邀為團員們演唱了一首《黃水謠》,沒想到大家卻說我唱的“洋腔洋調兒”。我有些不服氣,第一,我唱的是中國歌;第二,我唱的是中國詞;第三,我是中國人。但是後來真正到了少數民族地區,與當地的老百姓接觸以後,我才逐漸意識到,用美聲演唱好中國歌曲並不容易,不僅有吐字、行腔的問題,還包括對情感的抒發與表達。

音樂最重要的就是表達情感,聲樂藝術的美在於把作品中的深刻含意準確地表達出來,而要想讓中國觀眾能夠與你的演唱產生共鳴,就要有民族的風格、民族的情感在裡面。民族的風格和情感,與演唱中的吐字、行腔等有著密切關係。而在這方面,我們的戲曲藝術、特別是京劇,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的長處。“文革”時期我被下放到“五七幹校”,與京劇表演藝術家李世濟成為了朋友。我有意識地跟她學唱戲,向她請教京劇中的咬字和行腔,她也跟我學唱歌,學習美聲演唱技巧,我們兩人在藝術上相互切磋,都有很大收穫。

宋學軍:能夠看得出來,您真正有意識地把美聲唱法與中國民族歌唱藝術結合起來,也是經歷了一個思想轉變和在藝術上不斷實踐的過程。您借鑑中國傳統聲樂技法,根據中國語言的聲韻特點,創造性地解決了用美聲唱法演唱中國歌曲時普遍存在的發聲、吐字和行腔之間的矛盾和問題。您的演唱吐字清晰,融情於聲,聲情並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演唱風格。在您的保留曲目中,中國歌曲佔有相當比重,如《蝶戀花》《玫瑰三願》《陽關三疊》《塞外村女》《我站在鐵索橋上》《瑪依拉》等。您曾受邀到中南海為毛主席演唱歌劇《小二黑結婚》中的著名唱段《清粼粼的水 藍瑩瑩的天》,也曾以一首懷念周總理的歌曲《敬愛的周總理》,令世界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淚流滿面,而您的那首《黃河怨》,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不可逾越的時代經典。您能談談您和《黃河怨》的不解之緣嗎?

郭淑珍:我在中學時代就曾觀看過抗敵演劇21隊來天津表演的《黃水謠》《黃河怨》等抗日歌曲,我覺得它們的旋律朗朗上口,曲風很新鮮,歌詞很感人,音域也適合自己演唱。但是那時的我,對作品的思想內涵還無法深刻理解。我第一次接觸到全本《黃河大合唱》,是在蘇聯留學期間(1953年),由蘇聯音樂家用俄語演唱的版本。聽完之後我感到非常震撼,但又總覺得他們用俄文唱起來有些味道不對,自己暗下決心以後要用中文來唱。1956年,我和著名指揮家李德倫一起受邀與蘇聯國家交響樂團、蘇聯國家合唱團合作,在莫斯科的柴科夫斯基大廳演出《黃河大合唱》。同在俄羅斯留學的著名指揮家嚴良堃負責這次演出的排練和獨唱者的藝術指導,他認為,對作品的感情處理要有一個佈局——一開始要唱得非常壓抑,要把聲音控制住,氣息要很長很勻。“風啊,你不要叫喊!”以下這三句,每句都要用一口氣很輕地唱出來,這樣才能使前後形成強烈對比,把後面悲憤的情緒充分發揮出來。唱好歌曲的前幾句是非常難的,要唱得輕、唱得長,既要控制聲音,又要使人感染到那深埋在心中的悲和恨。他的這些想法和我不謀而合。這次演出經歷,讓我對這首歌曲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和喜愛。我後來還請嚴良堃將樂隊總譜縮為了鋼琴伴奏譜,以方便在不同的場合演唱。第二年,我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古典歌曲比賽”,按照章程參賽者必須演唱一首本國的詠歎調(歌劇或康塔塔中的一段),我選擇了《黃河怨》,並最終以出色表現榮獲比賽一等獎,這也是中國歌唱家在國際比賽中獲得的第一枚金質獎章。之後,我還曾分別於1962年隨中國青年藝術家代表團赴香港,與鋼琴家周廣仁合作演出《黃河怨》;1977年隨中國藝術家代表團訪問聯邦德國,與鋼琴家劉詩昆合作演出《黃河怨》;1985年受邀與指揮家林克漢合作,在香港荃灣大會堂演出千人合唱版《黃河大合唱》。而在這些演出中,最令我難忘的是1975年的那次與中央樂團的合作。

1975年是冼星海逝世30週年,他的夫人錢韻玲給中央寫信,希望能夠恢復《黃河大合唱》的演出。“文革”期間,《黃河大合唱》被當做是“修正主義”“國防文學”,只能留曲不留詞,十幾年間無人再唱。錢韻玲的信最終得到了中央的批覆。而當我接到參加音樂會選拔的通知時,正和我們學院師生一起在京郊昌平“開門辦學”。已經有很長時間不唱歌了,不知道嗓子是否還能勝任,而且這次是衝破“四人幫”的阻撓與干擾,使用原詞原曲復排,自己心裡既興奮又很有壓力。一次試唱後,我還是覺得不滿意,當我把這種忐忑的心情告訴我們的趙渢院長時,趙院長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我有一張唱片,法國人唱的流行歌曲,聲音一般,但那感情……”貌似不經意的一句話,卻讓苦苦思索的我豁然開朗。唱歌主要是為唱“情”,而歌唱者要想打動觀眾,自己首先要動心、動情才可以。為了能夠真正理解這部作品所蘊含的思想情感,我把歌詞一句一句像過電影一樣在腦子裡放,整整三天都沒有睡好覺。我想到了自己成為亡國奴的親身經歷:家鄉天津淪陷後,全家人害怕日本兵的迫害而被迫逃難,途中還遭遇了飛機轟炸。這讓我對“命啊,這樣苦!生活啊,這樣難!鬼子啊,你這樣沒心肝!寶貝啊,你死得這樣慘!”這句歌詞有了切身的感受。我還認真閱讀了冼星海《黃河大合唱》的創作札記,其中寫道:“《黃河怨》代表被壓迫的聲音,被侮辱的聲音,音調是悲慘的,是含著眼淚唱的一首悲歌。假如唱的人沒有這種感情,聽眾必然沒有同感的反應。”聯想到當時的時代背景,我理解《黃河怨》所描寫的不僅僅是一個被蹂躪的婦人的悲哀,也是一個受到列強侵略的民族的傷痛,其所唱的不僅僅是一箇中國婦女的哀歌,更是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奮勇反抗的呼聲。因此感情一定要深沉、飽滿,還要有起伏、有層次、有戲劇張力。在藝術處理上,我想到了俄羅斯民歌中用輕聲表現俄羅斯婦女內心痛苦的演唱手法,在俄羅斯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的命運也很苦。我還想到了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母親哭訴家史唱段,結合了傳統戲曲中的“哭頭”“哭音”及“散唱”等技巧。我在演唱開頭部分時,連續4個小節、12拍不換氣,並且使用弱音處理,而這些則需要有強大的呼吸和強有力的身體機能的支持(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另外,我還曾建議指揮把“寶貝呀,你死得這樣慘”一句中原有的小提琴的跟唱拖腔去掉,我認為這裡沒有小提琴伴奏,清唱起來更有利於情感的抒發。

《中國文藝評論》專訪郭淑珍:喝“洋墨水”的民族歌唱家、聲樂教育家

△1977年,郭淑珍演出照片

在中央樂團排練大廳正式選拔時,我把自己的所有感情都投入到了演唱之中,唱完後自己的手都是冰涼的,半天沒有緩過神來,排練廳裡也一片肅靜。擔任評委的李德倫第一個走過來向我祝賀,連聲說:“你唱得真是太好了,都把我唱哭了。”

那次中央樂團為紀念聶耳逝世40週年、冼星海逝世30週年而舉辦的音樂會,讓我能夠與指揮家嚴良堃再度合作,我們在民族文化宮、首都體育館、北京展覽館等當時北京最著名的場館連演多場,場場爆滿,盛況空前。我的演唱不僅感動了現場觀眾,也得到了音樂界專家的好評。音樂評論家李凌為此還寫過一些評論。我覺得他評論的非常準確到位,也讓我很受教育。他在一篇文章中是這麼寫的,這首歌曲,情感很深,變化很大,藝術形象非常突出。但是由於層次較多、起伏太大,特別是後段,音樂語言有點像“散板”,不易處理。他認為我對《黃河怨》是下功夫的,把這首歌曲分得很細,一句一句地細心分析,使得每一句的不同意境得到了細緻地表現,又能把它們連成一片,層次分明,做到整體的完整。他說我不是在唱,而是在用話語傾訴。這些話都帶有強烈的音樂律動的感染力,使聽眾不知不覺中被藝術所征服。許多人聽了我的《黃河怨》都有這種感想:郭淑珍不僅把《黃河怨》唱活了,而且唱深了,把詞曲作者最深的藝術想象力完整、深刻地表現了出來。我唱完這首歌曲時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復下來。而聽眾的心情也是長時間不能平靜。

宋學軍:今年是《黃河大合唱》創作80週年,您受邀參加了多場紀念活動,並以92歲高齡再度登臺演唱其中的《黃河怨》,您認為這部經典力作,具有什麼樣的現實意義?

郭淑珍: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多次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中華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靈魂。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黃河大合唱》是一首激勵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經典歌曲,也是一部謳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光輝篇章。這部被周恩來總理譽為“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的恢弘史詩,在新時代依然是一首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的經典藝術作品,依然是一部能夠觸動人的心靈、喚醒民族魂魄的生動教材,依然葆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中國文藝評論》專訪郭淑珍:喝“洋墨水”的民族歌唱家、聲樂教育家

△2015年8月,郭淑珍在國家大劇院以88歲高齡再次演唱《黃河怨》(吳建平攝 來源:新華社)

雖然年齡越來越大,身體和精力都已不如從前,但我還一直堅持登臺演唱《黃河怨》,並把自己的這部代表作傾心傳授給學生們。特別是2015年,為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我倡導並組織音樂學院師生在國家大劇院舉辦了以“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為主題的專場音樂會。從提議到演出不到半年時間,我帶領管絃系和聲樂歌劇系三百多名學生加班加點地進行排練。為了能夠讓年輕學生真正理解這部音樂史詩,我帶領他們一起看抗日電影,閱讀歷史文獻,還請來自己的老搭檔嚴良堃,從咬字、換氣到音準、節奏直至情感的抒發和表達,對學生們進行逐字逐句的指導,讓他們無論是在歌唱技藝還是思想品德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演出當天,當我們兩位年齡相加已180歲的耄耋藝術家攜手登上國家大劇院的舞臺時,觀眾們都起立鼓掌,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淚。

今年是《黃河大合唱》創作80週年,我連續受邀參加了在延安等地舉行的多場紀念活動。來到革命聖地,走進一座座窯洞,我才知道,老一輩革命家是怎麼奮鬥的。這讓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今日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也讓我更多了一份力量、一份勇氣、一份為國家培養合格音樂人才的責任。作為一位音樂教育工作者,一位1952年入黨的“新”黨員,我深感自己有義務有責任繼續努力將《黃河怨》演唱和傳承下去。

*採訪人:宋學軍 單位:中央音樂學院

*節選自《中國文藝評論》月刊2019年第9期(點擊查看目錄與四封藝術作品)文章《歌聲飄四海 大愛育英才——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郭淑珍》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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