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飘四海 大爱育英才
——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
采访人：宋学军
郭淑珍简介：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1953年至1959年1月公派赴苏联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获优等毕业证书及优秀演唱家称号, 其名字被镌刻在学院的大理石金榜上。其教学成果《声部确定及训练的科学》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她倡建的中央音乐学院歌剧中心(2004年)已排演了《狄多的仁慈》《茶花女》《魔笛》《蝴蝶夫人》《叶甫根尼•奥涅金》《阿依达》《伊奥兰塔》等7部歌剧。她曾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苏联)古典歌曲声乐比赛一等奖和金质奖章、首届国家金唱片奖、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全国模范教师、“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百名英才教育十大英才、全国高等教育名师、第六届奥斯卡国际歌剧奖、特殊金歌剧职业生涯成就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和称号。
☞公号本期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所刊万余字专访文章《歌声飘四海 大爱育英才——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第一部分。
☞近期推送：《歌声飘四海 大爱育英才——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第二、三部分。
喝“洋墨水”的民族歌唱家
宋学军：郭淑珍老师，您好！您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也是一位受人敬仰、爱戴的著名声乐教育家。请您首先谈一谈自己是怎么走上音乐专业道路的？
郭淑珍：我出生在天津。天津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又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特别是近代，也是各种俗曲、小调、曲种的荟萃之地。我家中虽然没有从事文艺的，但是我的母亲喜欢唱歌，会吟唱很多民间小调，喜欢听京剧。受母亲影响，我从小也喜欢唱歌，爱看戏，是个小戏迷。中学时代我曾参加过青年会合唱团，演唱过亨德尔的《弥塞亚》等西方乐曲，也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天生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很喜欢唱歌，喜欢文艺，因此中学毕业后就去报考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艺专”)，而且也考上了(1946年)。但是父亲不同意我学声乐，认为唱歌的是戏子、下九流。我当时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只能遗憾地放弃了这次学习机会。第二年，我原本要去北京考助产士学校。一同前往的还有几个准备报考艺专合唱团的同学。他们不认路，让我带他们去考试，到了艺专我发现还可以现场报名，便又动了心。主考官赵梅伯教授认出了我，问我去年是不是考过，为什么没来上学？我说是考过，可是家里不同意。教授问，那现在呢？我撒了个谎说家里已经同意了。教授说，同意了就好，你上次的成绩名列前茅，这次就不用再考了，直接来上学吧。回到家后，我让我的一个表舅去向父亲说情。表舅很有文化，他说声乐是艺术，你女儿很有天赋，不要耽误了。后来父亲也就默许了，我才得以进入艺专学习。
1949年10月，艺专并入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我也和音乐科的师生一起，来到了当时还在天津办学的中央音乐学院。
宋学军：您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留校后不久，就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您能谈一谈那段经历和感受吗？
郭淑珍：我是1953年10月出国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与音乐会演唱的。我的老师是苏联人民艺术家卡杜里斯卡娅教授，她唱得好也教得特别好，经验丰富。苏联的音乐教育水平相当高，也非常成体系。除了专业课，他们也很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和全面的文化修养。我的基础不错，学习也非常刻苦，1958年我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并荣获“歌剧和音乐会优秀歌唱家”称号。我的名字还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金榜上，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音乐家。
△1955年，郭淑珍(右二)在卡杜里斯卡娅(左二)的教室上声乐课
我当初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选派出国学习的，毕业之后自然也要回母校任教。但是卡杜里斯卡娅教授认为我是一位很好的歌剧和音乐会歌唱家，希望我能够更多地在舞台上演唱。为此，她还特别给我们学院的赵沨院长写了一封信。赵院长之前曾在文化部工作，非常了解声乐表演艺术人才的成长规律，在他的安排下，我的编制虽然还在音乐学院，但只需承担少量的教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现中央歌剧院)独唱演员。
△1958年12月卡杜里斯卡娅教授写给中央音乐学院赵沨院长的一封信
宋学军：声乐表演艺术的技艺性、实践性很强，教师个人的舞台实践经验十分重要。您作为一位女高音歌唱家，长期活跃在国内外的声乐舞台上，用中、俄、德、意、英等多种语言演唱艺术歌曲、歌剧选段。您虽然喝的是“洋墨水”，但您并不排斥中国民族歌唱艺术，而是将西方美声唱法与民族声乐艺术有机结合，洋为中用，古今交融。您是怎么做到的？
郭淑珍：我认为，学习美声唱法，应该能够演唱好西方歌曲，也应该能够演唱好中国歌曲，而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观众主要还是中国人，即使我们出国去学习，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中国人演唱。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要想演唱好中国歌曲，要想让中国观众能够接受和喜爱美声演唱，就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两个“用”字意义不同，第一个“用”是继承，继承本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第二个“用”是借鉴，借鉴外国优秀音乐元素和经验。也就是说，在声乐演唱中，有向西方声乐演唱技术的学习和借鉴，也有对中国优秀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在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1950年7月我参加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当时学校刚刚正式开学一个月，有十多个同学参加了此项工作。这个团有三个分团，分别是去西康、云南、贵州，我随二分团文艺组去云南，团长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我们主要是慰问演出、调查采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同时也进行一些音乐创作。我们既表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也演唱作曲家们现场创作的新歌。访问团中，除了像我这样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去宣传民族政策、开展社会调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受邀为团员们演唱了一首《黄水谣》，没想到大家却说我唱的“洋腔洋调儿”。我有些不服气，第一，我唱的是中国歌；第二，我唱的是中国词；第三，我是中国人。但是后来真正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的老百姓接触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用美声演唱好中国歌曲并不容易，不仅有吐字、行腔的问题，还包括对情感的抒发与表达。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情感，声乐艺术的美在于把作品中的深刻含意准确地表达出来，而要想让中国观众能够与你的演唱产生共鸣，就要有民族的风格、民族的情感在里面。民族的风格和情感，与演唱中的吐字、行腔等有着密切关系。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戏曲艺术、特别是京剧，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长处。“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成为了朋友。我有意识地跟她学唱戏，向她请教京剧中的咬字和行腔，她也跟我学唱歌，学习美声演唱技巧，我们两人在艺术上相互切磋，都有很大收获。
宋学军：能够看得出来，您真正有意识地把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歌唱艺术结合起来，也是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和在艺术上不断实践的过程。您借鉴中国传统声乐技法，根据中国语言的声韵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歌曲时普遍存在的发声、吐字和行腔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您的演唱吐字清晰，融情于声，声情并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演唱风格。在您的保留曲目中，中国歌曲占有相当比重，如《蝶恋花》《玫瑰三愿》《阳关三叠》《塞外村女》《我站在铁索桥上》《玛依拉》等。您曾受邀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演唱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著名唱段《清粼粼的水 蓝莹莹的天》，也曾以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曲《敬爱的周总理》，令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泪流满面，而您的那首《黄河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逾越的时代经典。您能谈谈您和《黄河怨》的不解之缘吗？
郭淑珍：我在中学时代就曾观看过抗敌演剧21队来天津表演的《黄水谣》《黄河怨》等抗日歌曲，我觉得它们的旋律朗朗上口，曲风很新鲜，歌词很感人，音域也适合自己演唱。但是那时的我，对作品的思想内涵还无法深刻理解。我第一次接触到全本《黄河大合唱》，是在苏联留学期间(1953年)，由苏联音乐家用俄语演唱的版本。听完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撼，但又总觉得他们用俄文唱起来有些味道不对，自己暗下决心以后要用中文来唱。1956年，我和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一起受邀与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苏联国家合唱团合作，在莫斯科的柴科夫斯基大厅演出《黄河大合唱》。同在俄罗斯留学的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负责这次演出的排练和独唱者的艺术指导，他认为，对作品的感情处理要有一个布局——一开始要唱得非常压抑，要把声音控制住，气息要很长很匀。“风啊，你不要叫喊！”以下这三句，每句都要用一口气很轻地唱出来，这样才能使前后形成强烈对比，把后面悲愤的情绪充分发挥出来。唱好歌曲的前几句是非常难的，要唱得轻、唱得长，既要控制声音，又要使人感染到那深埋在心中的悲和恨。他的这些想法和我不谋而合。这次演出经历，让我对这首歌曲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喜爱。我后来还请严良堃将乐队总谱缩为了钢琴伴奏谱，以方便在不同的场合演唱。第二年，我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古典歌曲比赛”，按照章程参赛者必须演唱一首本国的咏叹调(歌剧或康塔塔中的一段)，我选择了《黄河怨》，并最终以出色表现荣获比赛一等奖，这也是中国歌唱家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之后，我还曾分别于1962年随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赴香港，与钢琴家周广仁合作演出《黄河怨》；1977年随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与钢琴家刘诗昆合作演出《黄河怨》；1985年受邀与指挥家林克汉合作，在香港荃湾大会堂演出千人合唱版《黄河大合唱》。而在这些演出中，最令我难忘的是1975年的那次与中央乐团的合作。
1975年是冼星海逝世30周年，他的夫人钱韵玲给中央写信，希望能够恢复《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文革”期间，《黄河大合唱》被当做是“修正主义”“国防文学”，只能留曲不留词，十几年间无人再唱。钱韵玲的信最终得到了中央的批复。而当我接到参加音乐会选拔的通知时，正和我们学院师生一起在京郊昌平“开门办学”。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唱歌了，不知道嗓子是否还能胜任，而且这次是冲破“四人帮”的阻挠与干扰，使用原词原曲复排，自己心里既兴奋又很有压力。一次试唱后，我还是觉得不满意，当我把这种忐忑的心情告诉我们的赵沨院长时，赵院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一张唱片，法国人唱的流行歌曲，声音一般，但那感情……”貌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苦苦思索的我豁然开朗。唱歌主要是为唱“情”，而歌唱者要想打动观众，自己首先要动心、动情才可以。为了能够真正理解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情感，我把歌词一句一句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放，整整三天都没有睡好觉。我想到了自己成为亡国奴的亲身经历：家乡天津沦陷后，全家人害怕日本兵的迫害而被迫逃难，途中还遭遇了飞机轰炸。这让我对“命啊，这样苦！生活啊，这样难！鬼子啊，你这样没心肝！宝贝啊，你死得这样惨！”这句歌词有了切身的感受。我还认真阅读了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札记，其中写道：“《黄河怨》代表被压迫的声音，被侮辱的声音，音调是悲惨的，是含着眼泪唱的一首悲歌。假如唱的人没有这种感情，听众必然没有同感的反应。”联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我理解《黄河怨》所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被蹂躏的妇人的悲哀，也是一个受到列强侵略的民族的伤痛，其所唱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妇女的哀歌，更是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奋勇反抗的呼声。因此感情一定要深沉、饱满，还要有起伏、有层次、有戏剧张力。在艺术处理上，我想到了俄罗斯民歌中用轻声表现俄罗斯妇女内心痛苦的演唱手法，在俄罗斯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也很苦。我还想到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母亲哭诉家史唱段，结合了传统戏曲中的“哭头”“哭音”及“散唱”等技巧。我在演唱开头部分时，连续4个小节、12拍不换气，并且使用弱音处理，而这些则需要有强大的呼吸和强有力的身体机能的支持(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另外，我还曾建议指挥把“宝贝呀，你死得这样惨”一句中原有的小提琴的跟唱拖腔去掉，我认为这里没有小提琴伴奏，清唱起来更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1977年，郭淑珍演出照片
在中央乐团排练大厅正式选拔时，我把自己的所有感情都投入到了演唱之中，唱完后自己的手都是冰凉的，半天没有缓过神来，排练厅里也一片肃静。担任评委的李德伦第一个走过来向我祝贺，连声说：“你唱得真是太好了，都把我唱哭了。”
那次中央乐团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让我能够与指挥家严良堃再度合作，我们在民族文化宫、首都体育馆、北京展览馆等当时北京最著名的场馆连演多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我的演唱不仅感动了现场观众，也得到了音乐界专家的好评。音乐评论家李凌为此还写过一些评论。我觉得他评论的非常准确到位，也让我很受教育。他在一篇文章中是这么写的，这首歌曲，情感很深，变化很大，艺术形象非常突出。但是由于层次较多、起伏太大，特别是后段，音乐语言有点像“散板”，不易处理。他认为我对《黄河怨》是下功夫的，把这首歌曲分得很细，一句一句地细心分析，使得每一句的不同意境得到了细致地表现，又能把它们连成一片，层次分明，做到整体的完整。他说我不是在唱，而是在用话语倾诉。这些话都带有强烈的音乐律动的感染力，使听众不知不觉中被艺术所征服。许多人听了我的《黄河怨》都有这种感想：郭淑珍不仅把《黄河怨》唱活了，而且唱深了，把词曲作者最深的艺术想象力完整、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我唱完这首歌曲时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复下来。而听众的心情也是长时间不能平静。
宋学军：今年是《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您受邀参加了多场纪念活动，并以92岁高龄再度登台演唱其中的《黄河怨》，您认为这部经典力作，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郭淑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大合唱》是一首激励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经典歌曲，也是一部讴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光辉篇章。这部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恢弘史诗，在新时代依然是一首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艺术作品，依然是一部能够触动人的心灵、唤醒民族魂魄的生动教材，依然葆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2015年8月,郭淑珍在国家大剧院以88岁高龄再次演唱《黄河怨》(吴建平摄 来源：新华社)
虽然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和精力都已不如从前，但我还一直坚持登台演唱《黄河怨》，并把自己的这部代表作倾心传授给学生们。特别是201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倡导并组织音乐学院师生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以“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从提议到演出不到半年时间，我带领管弦系和声乐歌剧系三百多名学生加班加点地进行排练。为了能够让年轻学生真正理解这部音乐史诗，我带领他们一起看抗日电影，阅读历史文献，还请来自己的老搭档严良堃，从咬字、换气到音准、节奏直至情感的抒发和表达，对学生们进行逐字逐句的指导，让他们无论是在歌唱技艺还是思想品德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演出当天，当我们两位年龄相加已180岁的耄耋艺术家携手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时，观众们都起立鼓掌，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
今年是《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我连续受邀参加了在延安等地举行的多场纪念活动。来到革命圣地，走进一座座窑洞，我才知道，老一辈革命家是怎么奋斗的。这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我更多了一份力量、一份勇气、一份为国家培养合格音乐人才的责任。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一位1952年入党的“新”党员，我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继续努力将《黄河怨》演唱和传承下去。
*采访人：宋学军 单位：中央音乐学院
*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9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歌声飘四海 大爱育英才——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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