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夭折的強-5攻擊機

【每點新防務（919期）·10月22日】：米格-19在剛進入中國不久，國家就決定由沈飛開始進行仿製生產，這就是1953年開始的“東風102”項目，也就是後來著名的殲-6。但由於當時我國還沒有專職地對地攻擊機，所以這也催生了我國從1958年就開展了對“強-5”攻擊機的研製工作。

雖然當年強-5的研製也不是“從零開始”，有了我國成功仿製殲-6的經驗後，繼續從米格-19和殲-6上進行改進似乎是一個好選擇。可是由於當時對這款強擊機的預定戰術指標制定的過高，導致強-5的整個研發時間被大幅延長到了1969年才投產服役，期間甚至一度瀕臨“下馬”的夭折命運！

經過技術參數調整後的強-5，雖然得以順利量產服役，但由於其設定為超音速攻擊機，但又要執行較多的“近距離空中對地支援”任務，要求具有較好的低空性能和足夠的火力配置。所以量產後的強-5基本戰術參數為：最大平飛時速1210公里，在11公里的高度可達到1.112馬赫，實用升限15400米，航程1630公里，攔截半徑250公里，著陸滑跑距離1000米。它的載彈量為1.5噸。1972年，強五甲型機還曾成功進行投放氫彈試驗。

強-5甲：改裝後成為我國氫彈空投平臺

強-5在量產前，曾經由4名空軍飛行員進行了長時間試飛。這些飛行員在飛強-5之前，先飛了進口的米格-19和具有對地攻擊能力的米格-19，然後才飛的強-5。其中楊國祥在飛了200多個架次強-5後，發現了強-5很多問題，其中就有因液壓過低時，會導致其在達到時速330公里後，收起起落架出現困難。

但由於當時蘇聯已經全面中斷對我國的援助，並且又處於大革命期間，強-5項目遭遇了嚴重干擾，但最終拖延到1969年時，強-5終於通過了所有測試，並在當年12月宣佈了定型。但是在定型之前，就有核工業部人員向試飛院詢問過，強-5是否有攜帶“大型炸彈”的能力？比如氫彈。並且在之後總理詢問空軍是否有攜帶氫彈的飛機時，空軍也推薦了強-5。

於是，使用強-5擔任氫彈的投放平臺，就這麼定下來了！

但由於強-5機體較小，內置彈倉根本放不下彈徑很粗、重量為1噸的氫彈。所以由強-5攜帶氫彈的最終方案，放棄了原來構想的“內置”模式，變為採用外掛模式。也就是在強-5機腹下的內凹空間裡，安放兩個掛鉤來外掛氫彈彈體，並加裝了一個“彈出”裝置，用於投放氫彈時將彈體彈離，使其不會與飛機碰撞。這是改裝後的氫彈投放平臺——強-5甲。

制定強-5投放氫彈戰術動作

楊國祥被選中作為執行強-5甲投放氫彈試驗的飛行員。由於不是執行“地毯式轟炸”，而是要將氫彈投放到一個準確的目標點附近，所以強-5甲需要採用一個“向上甩投”的方式進行氫彈投放。而在考慮到當時的雷達探測性能後，我們發現當飛機以是以300米的高度時速900公里接近目標時，雷達探測效能較差。

於是就制定了強-5甲以45度角爬升，到了1200米的高度後，就開始投彈。由於是採用“向上甩投”的方式，氫彈與飛機分離後，還會繼續上升到3000米高度，之後才下墜到目標上空爆炸。

當然，在執行實彈投放前，楊國祥駕駛強-5甲進行了大概200次模擬投放試驗。模擬彈採用鋼筋水泥仿製了氫彈的重量與尺寸，供楊國祥反覆投放練習。氫彈的目標靶是直徑200米的圓，楊國祥可以做到10次中有1次能將模擬彈投放到圓心50米範圍內。這樣一來飛機和飛行員方面就算做好了準備。

強-5甲投放氫彈遭遇3次失敗

1970年12月30日，楊國祥駕駛強-5甲在臨近中午時順利起飛，攜帶者一枚外掛在機腹下、由3道機械鎖固定的氫彈奔赴300公里外的羅布泊“零號”地點進行我國首枚空投氫彈試驗。

楊國祥駕駛的強-5甲在飛行途中一直很順利，巨大的外掛氫彈沒有對飛行造成不利影響。於是楊國祥一直按照預定計劃，以時速900公里飛行，飛行高度300米。直到距離目標12公里時，楊國祥開始45度角爬升，並在到達高度1200米後，執行了投彈操作，以便氫彈被“甩投”到目標靶附近。

可此時“意外”出現了：在楊國祥執行投彈操作後，掛載機腹的氫彈並沒有被機械鎖釦彈離飛機，依舊在被牢牢固定在機腹掛架上！由於此時已經飛離了目標上空，於是，楊國祥駕駛飛機盤旋後再次對準目標，準備進行第二次投彈。

第一次投放失敗後，楊國祥並不太緊張，畢竟像這種實驗都有應急方案的。第一次解鎖失敗後，楊國祥立即想到這種用於固定氫彈與掛架的機械裝置，一共有三個獨立備份，一個失效後，還有兩個可以執行相同的解鎖、彈出氫彈操作。但在接下來的第二次、第三次投放嘗試中，這三組獨立機械裝置全部失靈！

強-5甲被迫攜帶已解開4到保險的氫彈返航

此時，楊國祥面臨的不僅僅是我國第一次空投氫彈試驗的失敗，而且還有機內燃油不足的告警！當然，面對這種情況先期遠也是有的。此時在面對投彈失敗後，飛行員有三種選擇：飛行員跳傘讓飛機帶彈墜毀在羅布泊試驗場沙漠中；飛行員帶彈迫降在羅布泊附近戈壁上；最後才是選擇帶彈返航。

其實就“核安全”的最高標準來說，第一種方案既保護了寶貴的飛行員，又能將危害侷限在最小的範圍內，應該是當時的首選。但楊國祥在當時卻想到了我國花費巨大人力、物力研製的氫彈，如果就這樣被他“報銷”在戈壁中，就難以下定決心。於是，他最終決定帶彈返航！保住這枚舉國之力製造的氫彈。

雖然當時楊國祥的這種選擇，為後方基地上萬科研和工程人員製造了極大的風險，但是也恰恰因為他的這個舉動，是我國避免了巨大的損失、並查找到了投彈失敗的最終原因。就此而言，楊國祥的“帶彈返航”舉動，也不能一概而論是“莽撞”！

後方基地當時接到楊國祥要帶投放失敗的氫彈返航時，就緊急將所有人員撤離到了地下防護所內。因為沒人肯定返航帶回來的氫彈會不會爆炸：氫彈爆炸要解鎖五道保險。當氫彈掛到飛機上的時候，第一道保險解鎖。飛機起飛15分鐘後，第二道保險解鎖。當飛機到達目標區域時，第三道保險解鎖。當飛行員決定投彈時，第四道保險解鎖。第五道保險也就是最後一道保險在彈投下後60秒自動解鎖，然後氫彈立即爆炸。

也就是說，楊國祥此時帶回來的氫彈，已經解開了4道保險，最後一道保險是否能經受住飛機降落的衝擊，或者降落時氫彈碰觸地面的摩擦，都是未知。而最終當時楊國祥帶彈順利降落機場停穩後，氫彈距離地面只有10釐米！

強-5帶彈返航：譭譽參半

後來，氫彈投放裝置被送到北京檢測。最終原因讓人很無奈：因為這個機械解鎖掛鉤的裝置，因為保管人員的“細心”，將其一直保存在一個“溫室”內。當然，這並不是標準流程所要求的的，但因為保管人員的這種“細心”，導致該裝置在高空遭遇冷空氣後發生了形變，最終導致氫彈無法脫離掛架，試驗最終失敗！

雖然當時試驗基地的人員對於楊國祥這樣不顧上萬人安危，攜帶已經解開4道保險的氫彈返航充滿了不滿。但是現在來看，也正是因為其保存了完整的故障狀態，才可以讓技術人員快速分析出故障原因，並迅速將之解決。沒有耽誤接下來的1972年第二次空投氫彈的試驗。

否則如果當時選擇跳傘墜機的方案，光殘骸收集、拼湊、調查、解決等步驟，就將耗費很長時間，根本無法趕上1年多後的第二次空投試驗。這樣來說，楊國祥的選擇還是正確的。畢竟，我們只能站在當下對前人的選擇進行評論，而無法身處哪個危急時刻來權衡最佳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