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武平縣大禾村一景。
林三妹，1896年冬出生在武平縣大禾鄉鄧坑村冷水自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0歲時送給鍾家做童養媳，16歲與鄧坑村大2歲的燒炭工鍾錦華結為夫妻，次年農曆二月，育一子取名鍾永成，婚後第二年臘月，育次子取名鍾永妹。夫家祖輩早期由武平縣城南入贅鄧坑鍾屋，家有木屋一廳兩間。由於貧窮勞累，長輩不到五十，雙雙離世，育有兄妹3人，兄長早年病逝，妹妹15歲嫁與龍坑一林姓人家。祖輩世代人單受欺，家境貧窮如洗，靠幫人打工為生。
林三妹之夫大部分時間為地主鄧立文上山燒炭，1924年春患上瘧疾，身體非常虛弱。為了生存，仍帶病上山燒炭，在砍伐一棵雜樹時，因勞累過度，滾落山崖，不幸身亡，卒年30虛歲。沒有了丈夫的林三妹，生活更加艱難，兩個兒子，一個11歲，一個才10歲，在饑荒季節，林三妹帶著兩個孩子到鍾姓人家多的賢坑一帶乞討以度饑荒。
由於鍾姓在鄧坑居住的戶數、人數極少，大地主鄧立文不但是鄧坑鄧姓的一霸，還是武北地區的一大惡勢力，經常欺壓貧苦大眾，尤其是為數不多的鐘姓人家被迫不斷外遷。三妹丈夫去世後，更受到鄧立文家族的欺凌，受盡了百般苦難。1932年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二軍進入武平，在武北地區活動，同時擴充紅軍，林三妹得知紅軍是幫窮人的隊伍，決意讓兩個兒子去當紅軍。這年冬的一個傍晚，部分紅軍紮營在鄧坑背靠大山腳下的草羅伴祠堂裡，林三妹家就在紅軍駐紮地不到300米的鐘屋，紅軍剛紮下營地，林三妹就得知消息，當即提了一隻畚箕，假裝拔兔草來到紅軍宿營地，向紅軍說明了來意，要求把兩個兒子送給他們去當紅軍。
當晚，紅軍來到鍾屋林三妹家，見林三妹兩個兒子雖已成年，但個子還不到槍高，也覺得太小，見老大稍大稍高些，健壯一點，答應把老大永成收為紅軍。第二天早晨，天剛露出魚肚白，老大永成就跟著紅軍悄悄離開了草羅伴宿營地。那晚，紅軍去三妹家時，見其家庭貧苦，毅然主動送子當紅軍，而林三妹又很機靈，當下試探能否為紅軍做事。三妹爽快答應，第二天就為紅軍把一封信件安全送至亭頭蘇維埃政府一干部家，從此成了紅軍的秘密交通員，活躍在蕉坑、小瀾、店下一帶秘密交通線上，及時為紅軍和地方蘇維埃傳遞情報和信息。不幸的是，長子參加紅軍後，母子再也沒有見過面。長子在1933年的一次炸燬敵人炮樓時犧牲，屍骨未存，時年20歲。得知兒子犧牲的消息後，三妹忍著悲痛，更加積極從事地下交通工作。同時打算將小兒子送去長子犧牲時的紅軍部隊。由於小兒子剛患肺病未愈，大兒子犧牲前的紅軍部隊又不在當地，三妹只好將小兒子永妹秘密送至賢坑一親戚家，一邊養病，一邊學打穀笪（用來曬穀子的竹蓆）、釘籠等手藝，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地下交通工作。
林三妹沒了兒子在身邊，卻減輕了不少負擔，輕裝上陣，以幫人挑擔或挑小商品趕圩買賣作掩護，以此來完成組織交給的送信任務，經常來往於店下、河口、小瀾、永平一帶圩場，為紅軍傳遞了許多重要信件。有一次，為地主鄧立文從縣城挑鹽等商品到鄧坑，縣城地下黨組織託交了一信件，要林三妹交給紮營在鄧坑蕉坑自然村的紅軍隊伍，途經當風嶺風吹口時遇上一夥土匪。土匪見兩個都是少婦，欲將人與貨一起帶走。三妹見狀，事感不妙，馬上與土匪周旋，並聲明這貨是鄧坑民團鄧立文的。土匪聽三妹說是鄧立文的貨，有點猶豫，放鬆了對她們的看管。三妹見土匪猶豫不決，又使出一招，對同伴說，我肚子痛，可能來“那個”了，我去處理一下，並暗示同伴跟著去，土匪只好默認，同意讓她們去解決“問題”。她們迅速避開土匪，走到拐彎隱蔽處，快步衝下山坡，並大喊“有土匪、有土匪”，土匪見狀也就沒追了。貨物雖被搶走，欠了鄧立文一身債，但人和信件卻安全了。第二天凌晨，三妹將信件安全送到了離鄧坑十華里的蕉坑自然村紮營的紅軍部隊。
1934年七、八月間，沒有北上的某部紅軍回到蕉坑準備攻打反動民團鄧立文勢力，鄧立文聞風逃離武北，躲進縣城。紮營在蕉坑村的紅軍部隊為得到周邊中共地方武裝組織的支持，與三妹取得聯繫，讓她將一信件送至小瀾蘇維埃政府。三妹接受任務後，由於不是圩期，只好打扮成走親戚的模樣，下半夜天剛露白就出發。太陽剛冒出山頭，三妹就到達小瀾，把信安全交給了小瀾蘇維埃政府，為紅軍攻打反動民團贏得了準備時間。
完成了任務的林三妹，心情格外舒暢，在蘇維埃政府幹部家吃過早飯後，作了片刻休息，午飯後帶著蘇維埃政府的口信高興地返程。行至坡帶口接近桃溪張屋時，一夥鍾紹奎部反動武裝小隊攔住三妹的去路，質問林三妹說，今天小瀾一帶不是圩天，也沒有什麼醮期，早上那麼早去小瀾幹什麼？是否送信到小瀾土匪窩（罵共產黨為土匪）？接受了什麼任務？三妹回答他們說，我是鄧坑頭人，是去走親戚的，我不懂得小瀾有什麼土匪窩，我只在當風嶺風吹口見過土匪，並搶走了我挑的鹽和其他貨物，而且還是為鄧立文家挑的。由於這幫人早上見她這麼早路過，又在炎熱的中午返程，懷疑三妹是為“土匪”送情報的，想從她身上得到什麼重要情報，而三妹身上卻沒搜尋到任何信物。他們只好將三妹用麻蠅捆綁，帶至民團團部，繼續審問。當這幫人從鄧立文處瞭解到三妹是紅軍家屬時，這幫反動武裝用盡各種酷刑對三妹進行摧殘，他們均未在三妹口中得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關押拷打半個月之久，未果，應武北民團頭目鄧立文要求，八月底將三妹交與鄧立文民團，關押在鄧立文民團的陰暗土牢裡。鄧立文懷疑三妹是為紅軍攻打他的民團去小瀾送信的，因此對她恨之入骨，但又沒任何證據，只好以紅軍家屬為由，對三妹進行百般摧殘，用盡各種手段，把三妹折磨得骨瘦如柴，但始終一無所獲。時年冬月，鄧立文以紅軍家屬危害治安為名，下令民團處決林三妹。
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北風呼嘯，三妹穿著一身既舊又破的單衣，被五花大綁，挺著胸，昂著頭，喊著“紅軍家屬不怕死，紅軍家屬是殺不完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為我報仇的，你們不得好死”等口號，英勇走向刑場，犧牲時年38虛歲。
住在賢坑中村的三妹的二兒子，獲悉母親被鄧立文殺害的消息，在賢坑的親戚陪同下趕到鄧坑，在鄧坑村口找到被鍘刀鍘死的母親，見到母親頭被砍下，掛在一棵大松樹上的枝杈上，心中萬分憤怒，但又沒有任何辦法，只好忍痛把母親的無頭屍體掩埋在自家房屋後面的坎頭上，暗暗發誓要為母親報仇。三妹的二兒子在事後的土地革命鬥爭中成了黨的積極分子，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發起的各項鬥爭活動，最後加入了共產黨，還當上了農會主席。新中國成立後，林三妹和她的兒子鍾永成被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武平縣委黨史和地方誌研究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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