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自殺？我問心無愧，我不會自殺”——顏福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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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7月28日，顏福慶出生於上海市江灣的一個清貧的基督教牧師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
在他6歲時，父親感染傷寒去世，之後他被過繼給了伯父顏永京（原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
顏永京
從小他就受到了先進的教育，又在伯父的資助下，他先後就讀於上海聖約翰中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
1904年，畢業後的顏福慶志願到南非擔任礦醫，為開礦的華工治病。然而，真正到了南非，他才知道那裡的環境有多惡劣：無數華工遭受鉤蟲病、矽肺的威脅，想賺錢只得繼續下礦透支身體賣命。
顏福慶感同身受，又覺無能為力，他決定進修。
回國時，礦工們還集體贈送給他一枚金質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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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耶魯大學醫學院招收了25名新生，顏福慶是唯一一個黃種人，也是後來第一位獲得耶魯醫學博士的亞洲人。
最後一排左三為顏福慶
為了迅速學習國內學不到的知識，他全力以赴，通宵達旦的苦讀，耶魯學費貴，生活開銷也大，他課餘時間就到餐館刷盤子、到圖書館當管理員來賺補貼。
1909年顏福慶在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照
四年後，他從全班25位學生中脫穎而出，榮獲了耶魯優秀博士畢業生稱號。
而他也是歷史上第一位獲耶魯醫學博士的亞洲人。
同年，他又到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攻讀熱帶病學，並在短期內獲得了熱帶病學學位證書。
顏福慶耶魯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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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雅禮醫院是受雅禮協會指派來中國傳播西醫的胡美博士在1905年創辦，已經苦苦支撐了5年，整個醫院就他一人。
胡美博士在碼頭迎來了歸國的顏福慶，一見到他就激動地說：
你是上帝送給長沙的禮物，這裡還沒有一位真正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醫生。
當時，西洋醫生穿的白大褂被認為是出殯的喪服，普遍不為人們所接受，人們生了病也只是自己在家治療護理。即使診費明顯低於中醫，問診的人也寥寥無幾。
當時中國人懼怕西醫，儘管診費不貴，但大家並不信任。
西醫的白大褂，讓人聯想到出殯的喪服，一般生病，也都是在家中調理，
對在診所裡護養治病相當排斥，甚至把西醫塞進嘴的體溫計看做是下毒。
顏福慶憑著一張東方面孔，讓當地百姓有了親近感：
“雅禮醫院來了一箇中國人醫生，他醫生精湛，為人和善”
因為他，人們慢慢對西醫產生了信賴，不少士紳專程請他到家中看病，長沙的學校也請他去講醫學知識。
在此期間，曾為楊開慧同志診治過疾病（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接見他時還提及此事）。
因為西藥見效快，診費全免，在湖南的局面逐漸打開。但隨著西醫站穩腳跟，教會醫院的收費也逐漸攀升。
在洋人創辦的醫院裡工作，久而久之顏福慶心中的那個夢想越發強烈，他想要創辦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醫院，不再依靠西方。
他認為：
一個國家要強大，要務之一，就是國民要有強健的體魄，強身之道，則在醫學的基礎，因此，在中國創辦醫學院，改變中國醫療衛生現狀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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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教會醫學院和醫學校正在考慮與中國政府合作辦學的事宜，顏福慶抓住了這個中國發展醫學的絕好時機。
在治癒譚延闓（kǎi）後，得到了他的幫助後，雅禮協會和湖南政府達成合作，於1914年，他創辦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湖南醫科大學前身），32歲的顏福慶出任第一任校長。
譚延闓
他在醫療工作中深感預防醫學的重要，決心從臨床醫學轉向公共衛生學。後再度赴美進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攻讀，獲公共衛生學證書。
學院制定了兩年預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學制、為了跟上國際醫學步伐採取全英文授課、提高錄取分數，即使如此，報名的學生仍然很多。
湘雅醫學校的各科成績以70分為及格，淘汰率高達75%以上，1921年6月，首批10名醫學生畢業。有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沙眼病研究專家的湯非凡、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張孝騫、兒科病學的高鏡朗、熱帶病學家應元嶽、蕭元定、徐維達、吳紹清等等，我國眾多一流醫學專家都從這裡畢業。
到了20世紀初期，湘雅醫學院與創辦於1906年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並列成中國最具規模的現代醫學院，從此有
“北有協和，南有湘雅”之美譽。為了將西醫大眾化、中國化，雅禮醫學院成立當年，顏福慶與衛生防疫學家伍連德共同籌建了中華醫學會，將西醫學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了中國人自己手裡。到今天，中華醫學會仍然是中國國家級的醫學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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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戰火蔓延到長沙，湖南人強勢排外，顏福慶未能倖免，不得不離開這個已經服務了17年的地方，後出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
次年，國聯衛生組織找到他，籌建國聯衛生部，顏福慶欣然接受了這次任命。
但放棄了協和高薪職位的他沒想到，衛生部成立時，他卻因觸怒官場遭到排斥：
“與衛生官員接觸，令我頓生厭惡，他們竟然以損失公共利益為代價，來公報私仇…”
後來轉戰上海，靠著籌建湘雅醫學院的經驗，顏福慶獲得了當地政府的支持，創立了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1932年改稱國立上海醫學院），並任第一任院長。
同時，他還說服自己的堂兄顏惠慶，將上海紅十字會總醫院改為教學醫院。
他也多次說服滬上工商名人葉子衡捐出花園，改建成上海第一所肺結核醫療院。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國人自主獨立創辦的醫學院，形成有了一定的規模。
但是他又有計劃了：創辦一所具有更大規模的，屬於上海醫學院的實習醫院，既能夠為教學所用，以利於培養出好的醫生，又能夠為病人服務。
1929年，時隔23年之後再一次踏上美利堅國土，顏福慶前去拜訪美國美國的醫學中心後，仍發現中國距離美國的最低醫學標準都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再這樣拖延下去，中國的現代醫學將永遠落後西方。
回國後，完成建設醫院的計劃書，他立即向社會發出創建的倡議，四處遊說實權人物，募集資金籌建醫事中心。
自此之後，顏福慶天天找好目標，挨家挨戶進行“乞討”籌款。
低下身軀，放下姿態，挨家挨戶上門“乞討”，每一元錢，都來之不易。
那段日子裡，經常有人看到，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颳風下雨，出門帶一把傘，手夾一本募捐冊，堅持坐三等車廂，到了目的地就開始勸人捐錢，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
直到對方實在不好推辭，在募捐冊上寫下自己的大名。
然後他再換一個地方，再重複原來的程序。
洛克菲勒基金會、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宋子文、孔祥熙……都是他的捐款人，全上海都知道他為了醫院“有錢必鑽”。
上海特別市市長吳鐵城到東北，他就請吳市長做張學良的工作，最終張學良捐了1萬元。
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去世了，全國各界送了鉅額喪儀，他就上門懇請宋藹齡捐出這筆喪儀：
“喪儀用於辦醫院，這是替老太太造福”。
這筆鉅額喪儀就這樣，最後轉到了中山醫院的賬上。
歷經千辛萬苦，顏福慶從在坐富豪手中，籌得了100萬銀元，建起中國人夢寐以求的醫事中心：涵蓋了上海醫學院、藥學院、護士學校、公共衛生學院和中山醫學院等教學醫院。
英國《大陸報》更以權威的口吻評價道：
這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國醫學院，與歐美同類醫學院是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醫學中心之一，它將成為中國的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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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後，上海醫學院被接管，顏福慶把董事會的全部財產移交給了政府。不僅沒有退休，還支持新上任領導的工作。
已經70歲高齡的顏福慶仍舊在醫學的第一線奮鬥，他說：
“我願意將自己的一生都為都奉獻給醫學，為醫學事業燃燒自己。
1966年“文革”爆發，顏福慶的命運陡起波折。
他卻被扣上：“漢奸”、“賣國賊”、“醫務界的反動祖師爺”、“洋武訓”等等帽子，
曾有人問他：“你為什麼不自殺？”顏福慶平靜地說：“我為什麼要自殺？我問心無愧，我不會自殺。”
1968年後，經歷了兩年多的折磨，顏福慶臥床不起，一天，他肺氣腫復發，家人用藤椅將其抬到自己創辦的中山醫院急診室。
醫生看到他，立即向工宣隊請示，最後只開了藥打發他離開。
“我們借用一下氧氣瓶嗎，老人回家呼吸能好些。”
“不行！反動派不配用。”院方的冰冷拒絕。
顏老嘆了口氣，聲音低低的對兒孫說：“我們回去吧。。。”
話音未落，緊閉的雙眼流下眼淚。
從此以後，他再也未進過這所他再熟悉不過的醫院。
不久，他被迫離開自己的住所，住進與上海醫學院一牆之隔的小樓。
1970年11月29日上午，隔壁“上醫”的圍牆突然坍塌，孩子們都跑去看熱鬧時，坐在家中的顏福慶竟也像坍塌的圍牆一般，倒了下去。
老保姆跑來告訴顏福慶的小兒子瑞清和兒媳：“他大便失禁了。”
家裡人問：“不舒服嗎？”
老人搖了搖頭。
他還是吃力地搖頭，就此永遠閉上了雙眼，含冤與世長辭。
一代中國醫學泰斗、醫界巨星、中國醫療事業奠基人，竟以如此悽慘的方式隕落……
復旦校園顏福慶像
他捐贈遺體的想法沒能實現，卻實現了自己一生的訓誡：“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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