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我不会自杀”——颜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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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7月28日，颜福庆出生于上海市江湾的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
在他6岁时，父亲感染伤寒去世，之后他被过继给了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
颜永京
从小他就受到了先进的教育，又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04年，毕业后的颜福庆志愿到南非担任矿医，为开矿的华工治病。然而，真正到了南非，他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无数华工遭受钩虫病、矽肺的威胁，想赚钱只得继续下矿透支身体卖命。
颜福庆感同身受，又觉无能为力，他决定进修。
回国时，矿工们还集体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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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耶鲁大学医学院招收了25名新生，颜福庆是唯一一个黄种人，也是后来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最后一排左三为颜福庆
为了迅速学习国内学不到的知识，他全力以赴，通宵达旦的苦读，耶鲁学费贵，生活开销也大，他课余时间就到餐馆刷盘子、到图书馆当管理员来赚补贴。
1909年颜福庆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照
四年后，他从全班25位学生中脱颖而出，荣获了耶鲁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
而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同年，他又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并在短期内获得了热带病学学位证书。
颜福庆耶鲁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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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雅礼医院是受雅礼协会指派来中国传播西医的胡美博士在1905年创办，已经苦苦支撑了5年，整个医院就他一人。
胡美博士在码头迎来了归国的颜福庆，一见到他就激动地说：
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这里还没有一位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
当时，西洋医生穿的白大褂被认为是出殡的丧服，普遍不为人们所接受，人们生了病也只是自己在家治疗护理。即使诊费明显低于中医，问诊的人也寥寥无几。
当时中国人惧怕西医，尽管诊费不贵，但大家并不信任。
西医的白大褂，让人联想到出殡的丧服，一般生病，也都是在家中调理，
对在诊所里护养治病相当排斥，甚至把西医塞进嘴的体温计看做是下毒。
颜福庆凭着一张东方面孔，让当地百姓有了亲近感：
“雅礼医院来了一个中国人医生，他医生精湛，为人和善”
因为他，人们慢慢对西医产生了信赖，不少士绅专程请他到家中看病，长沙的学校也请他去讲医学知识。
在此期间，曾为杨开慧同志诊治过疾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接见他时还提及此事）。
因为西药见效快，诊费全免，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但随着西医站稳脚跟，教会医院的收费也逐渐攀升。
在洋人创办的医院里工作，久而久之颜福庆心中的那个梦想越发强烈，他想要创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院，不再依靠西方。
他认为：
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务之一，就是国民要有强健的体魄，强身之道，则在医学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创办医学院，改变中国医疗卫生现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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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教会医学院和医学校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学的事宜，颜福庆抓住了这个中国发展医学的绝好时机。
在治愈谭延闿（kǎi）后，得到了他的帮助后，雅礼协会和湖南政府达成合作，于1914年，他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32岁的颜福庆出任第一任校长。
谭延闿
他在医疗工作中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学。后再度赴美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
学院制定了两年预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学制、为了跟上国际医学步伐采取全英文授课、提高录取分数，即使如此，报名的学生仍然很多。
湘雅医学校的各科成绩以70分为及格，淘汰率高达75%以上，1921年6月，首批10名医学生毕业。有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沙眼病研究专家的汤非凡、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张孝骞、儿科病学的高镜朗、热带病学家应元岳、萧元定、徐维达、吴绍清等等，我国众多一流医学专家都从这里毕业。
到了20世纪初期，湘雅医学院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列成中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医学院，从此有
“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美誉。为了将西医大众化、中国化，雅礼医学院成立当年，颜福庆与卫生防疫学家伍连德共同筹建了中华医学会，将西医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到今天，中华医学会仍然是中国国家级的医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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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战火蔓延到长沙，湖南人强势排外，颜福庆未能幸免，不得不离开这个已经服务了17年的地方，后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次年，国联卫生组织找到他，筹建国联卫生部，颜福庆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命。
但放弃了协和高薪职位的他没想到，卫生部成立时，他却因触怒官场遭到排斥：
“与卫生官员接触，令我顿生厌恶，他们竟然以损失公共利益为代价，来公报私仇…”
后来转战上海，靠着筹建湘雅医学院的经验，颜福庆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创立了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
同时，他还说服自己的堂兄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改为教学医院。
他也多次说服沪上工商名人叶子衡捐出花园，改建成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自主独立创办的医学院，形成有了一定的规模。
但是他又有计划了：创办一所具有更大规模的，属于上海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既能够为教学所用，以利于培养出好的医生，又能够为病人服务。
1929年，时隔23年之后再一次踏上美利坚国土，颜福庆前去拜访美国美国的医学中心后，仍发现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都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再这样拖延下去，中国的现代医学将永远落后西方。
回国后，完成建设医院的计划书，他立即向社会发出创建的倡议，四处游说实权人物，募集资金筹建医事中心。
自此之后，颜福庆天天找好目标，挨家挨户进行“乞讨”筹款。
低下身躯，放下姿态，挨家挨户上门“乞讨”，每一元钱，都来之不易。
那段日子里，经常有人看到，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刮风下雨，出门带一把伞，手夹一本募捐册，坚持坐三等车厢，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直到对方实在不好推辞，在募捐册上写下自己的大名。
然后他再换一个地方，再重复原来的程序。
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宋子文、孔祥熙……都是他的捐款人，全上海都知道他为了医院“有钱必钻”。
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到东北，他就请吴市长做张学良的工作，最终张学良捐了1万元。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了，全国各界送了巨额丧仪，他就上门恳请宋蔼龄捐出这笔丧仪：
“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
这笔巨额丧仪就这样，最后转到了中山医院的账上。
历经千辛万苦，颜福庆从在坐富豪手中，筹得了100万银元，建起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医事中心：涵盖了上海医学院、药学院、护士学校、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山医学院等教学医院。
英国《大陆报》更以权威的口吻评价道：
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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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医学院被接管，颜福庆把董事会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了政府。不仅没有退休，还支持新上任领导的工作。
已经70岁高龄的颜福庆仍旧在医学的第一线奋斗，他说：
“我愿意将自己的一生都为都奉献给医学，为医学事业燃烧自己。
1966年“文革”爆发，颜福庆的命运陡起波折。
他却被扣上：“汉奸”、“卖国贼”、“医务界的反动祖师爷”、“洋武训”等等帽子，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自杀？”颜福庆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我不会自杀。”
1968年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折磨，颜福庆卧床不起，一天，他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其抬到自己创办的中山医院急诊室。
医生看到他，立即向工宣队请示，最后只开了药打发他离开。
“我们借用一下氧气瓶吗，老人回家呼吸能好些。”
“不行！反动派不配用。”院方的冰冷拒绝。
颜老叹了口气，声音低低的对儿孙说：“我们回去吧。。。”
话音未落，紧闭的双眼流下眼泪。
从此以后，他再也未进过这所他再熟悉不过的医院。
不久，他被迫离开自己的住所，住进与上海医学院一墙之隔的小楼。
1970年11月29日上午，隔壁“上医”的围墙突然坍塌，孩子们都跑去看热闹时，坐在家中的颜福庆竟也像坍塌的围墙一般，倒了下去。
老保姆跑来告诉颜福庆的小儿子瑞清和儿媳：“他大便失禁了。”
家里人问：“不舒服吗？”
老人摇了摇头。
他还是吃力地摇头，就此永远闭上了双眼，含冤与世长辞。
一代中国医学泰斗、医界巨星、中国医疗事业奠基人，竟以如此凄惨的方式陨落……
复旦校园颜福庆像
他捐赠遗体的想法没能实现，却实现了自己一生的训诫：“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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