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惡魔”詛咒的戰機——
美製CW-21“惡魔”戰機在中國
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註明
抗戰中，中國空軍曾使用過多款美製戰機，其中一款綽號“惡魔”的戰機曾被中國空軍寄予厚望，但這款戰機，還未來得及在抗日戰場上展示“惡魔兇悍”的一面，便因種種意外，永遠地消失在了中國上空。
因此，有傳言這款戰機可能是受到了“惡魔”這個名字的詛咒，從而導致它的從軍經歷如此坎坷。這款被詛咒的戰機，便是美製CW-21“惡魔”戰機。
CW-21戰機全名為Curtiss Wright 21，綽號“Demon”,是寇蒂斯公司旗下的聖路易製造分部於1938年在CW-A19R教練機的基礎上，加以改進而成的一款單座輕型驅逐機。
該機的座艙位於機身的中段，起落架為向後折收式，裝有850馬力的R-1820G5型發動機，機首部位裝備12.7毫米和7.62毫米機槍各一支。
這款戰機由於採用了全鋁合金半硬殼式結構，且未設置保護裝甲和自封油箱，因此全機淨重僅有1383公斤，由於重量如此之輕，使得該機每分鐘的爬升率高達1440米，最大時速486公里，升限10500米，航程為928公里。
這款戰機雖然爬升速度極其突出，水平機動能力也不錯，但由於缺少相應的保護措施，火力也不夠強大，因此美國軍方並不青睞這款小飛機。
為了推銷這款戰機，寇蒂斯公司再次將目光瞄準了戰火中的中國。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寇蒂斯公司就曾大量銷售霍克Ⅱ、霍克Ⅲ到中國，38年時其最新型的霍克75M戰機也被中國所採購。
因此寇蒂斯公司對CW-21戰機被中國採購，報以了極大地期望。
1939年初，中國同意CW-21戰機來華進行展示。
1939年1月24日，這架中國空軍塗裝的CW-21戰機（出廠編號c/n21-1，美國碼NX19431）經海運抵達緬甸仰光，之後輾轉通過卡車被運至雲南壘允。
中央杭州飛機制造廠此時已搬遷至壘允，同年2月28日，這架CW-21戰機被中杭廠組裝完成，經寇蒂斯公司的試飛員羅伯法索(Fausel)試飛完成後，於3月2日飛往昆明。在昆明期間，CW-21戰機為中國空軍進行了飛行演示，並同中國空軍裝備的法制D.510c戰機、俄製伊-152和伊-16戰機進行了精彩的飛行對抗演練。
其中俄製伊-152戰機的駕駛員是我國空軍的王牌飛行員黃泮揚。
3月16日（3月7日？），CW-21戰機與寇蒂斯公司的另一款新機—霍克75Q戰機，在成都為航委會顧問陳納德上校進行了飛行和火力的聯合展示，並與俄製伊-152戰機進行了格鬥飛行對抗演練。
另有資料稱，在成都時這架CW-21戰機其實是在陳納德的親自駕駛下擊敗俄製伊-152戰機的。
此後，CW-21戰機和霍克75Q戰機又來到位於重慶廣陽壩機場的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駐地進行飛行演示。
空軍名宿徐華江將軍曾回憶：“有天突見兩架新型的飛機，飛到廣陽壩落地，四大隊的飛行員，全被兩架新飛機吸引到停機坪，大家看到毛邦初也來了，正和兩個美國飛行員握手寒暄，另一位同毛邦初先到廣陽壩的美國人，給毛邦初講，那架單翼細尾巴的CURTISS CW—21別名惡魔式，全部鋁合金半硬殼式結構，機翼前沿裝兩挺大提扣，比日本97式戰鬥機敏捷，更快，火力也大…他又介紹另一架粗大的飛機說：這是寇蒂斯公司生產的P-36鷹式飛機（霍克75Q）…”
“於是飛行員引起一陣興奮的討論，多數人主張買CW—21戰機，一部分主張買P-36戰機。其實我們的討論都不能算數，主要看毛先生和更高的周主任了。”
“毛邦初命人把P-36戰機固定架好，機頭對著五百公尺外的大油桶。美國飛行員坐進飛機，校正了半天，對準了，咚咚。兩發炮彈把大油桶炸上了半天，於是人人鼓掌叫好。這才是我們需要的飛機。”
“P-36戰機與CW—21又起飛表演爬高，CW—21的速度幾乎比我們的小蒼蠅（伊—16）快一倍，P-36也慢不了多少。”
“他們很快都跑到了一萬尺，然後衝下來表演格鬥，不到五分鐘，CW—21抓住了P-36的尾巴，於是我們更喜歡CW—21了。表演之後，毛邦初征求四大隊全體意見，結果是各為半數。”
“兩架飛機又飛走了，毛邦初也走了，給我們留下了無限期待…”
CW-21戰機在昆明和成都之行中表現優異，中國軍方認為這款戰機的性能比目前空軍裝備的各型戰機均要優秀。
試飛員羅伯法索在寫給寇蒂斯公司的報告中，也稱讚該機的性能遠遠超過其他同類機型。隨後，國民政府和寇蒂斯公司展開了艱苦的購買談判。
中美雙方均提出了各自的要求，由於CW-21戰機價格較貴，每架戰機的售價高達7萬美元，這比1937年中國購買的霍克75H戰機（此為與CW-21戰機一同進行飛行演示的霍克75Q戰機的初期版本）足足貴了一倍，因此美方擔心國民政府無法及時支付購機款。
而中國方面認為該機結構簡單，應全部在華生產，價格方面也應降低，同時根據與日機作戰的經驗，堅持美方對CW-21戰機進行多項改進，包括換裝防彈玻璃風擋、機載武器增加為12.7毫米和7.62毫米機槍各兩挺、加裝機腹副油箱等。
經過多次協商後，中美雙方最終於5月31日簽訂協議：美方提供整機3架，另附27架組件材料由中方組裝，來華演示機以優惠價格售與中方。
根據資深航空史機械專家黃孝慈先生的考證，1939年4月2日，日轟炸機群來襲重慶。在重慶待命的羅伯法索駕駛這架剛換裝完風擋的CW-21戰機緊急升空迎敵，“兩分鐘後已爬升至一萬呎高空，地點約在重慶東方七十哩處，發現日方伊式重轟炸機群（即意制菲亞特BR-20式），法索當即展開攻擊，當作第三次攻擊時，12.7毫米機槍突然卡彈，改以7.62毫米機槍攻擊，直至子彈全部用光，目視一架敵機受傷冒煙而逃，後據地面部隊報道，敵重轟炸機一架受傷迫降在鄂西我軍防地，人機被俘。”
但是根據中日雙方的作戰記錄，1939年4月期間，特別是4月2日，日方並未派遣飛機來渝。1939年2月後，重慶長時期大霧瀰漫，直至5月3日，日軍才對重慶展開大規模轟炸。
因此，黃孝慈先生的考證值得商榷。
目前唯一能夠確認的是與CW-21戰機一同來華進行演示的寇蒂斯公司的另一款新機—霍克75Q戰機，在1939年5月5日的一次飛行中失事墜毀。
1939年5月4日，喬治˙魏戈駕駛霍克75Q在重慶廣陽壩機場降落，第二天，他駕機前往重慶九龍坡機場，但由於起飛時爬升角度太大，最終這位飛行員失事喪命。
與喬治˙魏戈同來中國進行飛行展示的，CW—21戰機駕駛員法索馬上駕駛CW—21前往失事現場查看，據法索現場勘查稱失事的霍克75Q上的麥德森機炮沒有開火的跡象。
這就與陳納德在相關報告中稱喬治˙魏戈，使用剛剛安裝的麥德森機炮擊落4架日本轟炸機的推斷相反。
不過，我軍在抗戰中確實俘獲過一架完整的日軍陸航意制菲亞特BR-20轟炸機。
1939年1月31日，曾駕駛航空研究所之長距離研究機創下62小時19分29秒世界滯空記錄的日陸航試飛員藤田雄藏少佐及其助手高橋福次郎准尉等6人，駕駛一架名為“天皇”號的意制菲亞特BR-20轟炸機，從包頭至漢口，進行3000公里非直線長程飛行試航。
豈料當日漢口大霧，導致日機迷航飛至湖北鍾祥附近。
當日機正在降低高度尋找地標之際，被我駐守當地陸軍第149師447旅893團，以高射機槍擊傷後迫降於沙洋鎮的漢水東岸。
日機組成員在逃亡之際，被我守軍鳴槍阻止，因拒不投降，被全員擊斃。
這一事件曾引起日方極大震驚，被認為是開戰以來日本航空界之重大損失。這架BR-20轟炸機被第八飛機修理廠派來的搶修小組，連夜拆卸後運回宜昌，經修理完畢後，飛往成都鳳凰山機場。該機被塗裝成中國空軍標誌後由軍方接收使用，並以其被俘獲的地點，重新命名為“沙洋號”。1940年10月5日，這架“沙洋號”BR-20轟炸機在成都鳳凰山機場被日機炸燬，此為後話。
中美雙方就CW-21戰機的購買協議達成後，這架來華演示的CW-21戰機便被送到空軍第四大隊服役。當時航委會嚴令該機不得升空作戰，但這架“惡魔”戰機還是很快便遭遇不測。
“惡魔”的詛咒，首次顯現了它可怕的一面。徐華江在回憶錄中曾這樣記載：“幾天之後（作者注：此為6月期間。），CW-21戰機飛到了廣陽壩，奉航委會命令，交四大隊接收試飛，並嚴令不得升空作戰。
四大隊由劉副大隊長（作者注：此為劉宗武）及三位隊長，先後試飛，一致讚美這架飛機的好處。董明德大隊長由梁山回來了，時間正是中午，隊上剛吃過午飯，他滿頭大汗的下了他的長途戰馬伊-16，突然看見了CW-21戰機，很高興，吳廉嗥又報告他有關很多人試飛的經過。
他大笑道：好啊！我也飛飛看。”
“天下事多是該當，仍命吳機務長準備試飛。董明德起飛很順利，在空中表演了一些特殊動作，也很正常，隨後是轉小彎、放起落架、進場，要落地時，飛機飄過了跑道中點，他本該加油門飛走，但他已經關了電門，只好硬著陸。董明德發現跑道不夠了，緊急踩剎車，剎的太猛，又兼長途飛行疲乏之後第一次試飛，未經詳細研究過的新飛機，因而出了意外。CW-21戰機已歪斜，拿了大鼎後，翻了身倒地。”
“當我們跑到飛機附近，飛機倒翻扣在跑道上。董明德已被壓倒在飛機下邊，我們全力把飛機抬起，好幾個人爬進去把他拖出座艙，他已是滿頭流血，人事不知了。可惜一架全新的飛機試飛一下就此玩玩了。”
董明德是空軍頭號王牌大隊——第四大隊的大隊長，著名的抗戰空軍英雄。從抗戰全面爆發之際就一直戰鬥在第一線，有膽有識，技戰術極佳，曾駕駛伊-16戰機，單機出擊，在南京城外擊退日軍的先頭部隊，將南京城淪陷的時間，硬生生地推後了一天，戰功卓著。然而，這樣一位英雄人物卻因種種原因，栽倒在了這架“惡魔”戰機上，使他身負重傷，讓人唏噓不已。
1940年3月間，美方為我國製造的3架CW-21戰機全部完成。（出廠編號c/n21-2至4，美國碼NX19441—19443）
這批飛機按照我方要求，在武器方面改為12.7毫米和7.62毫米機槍各兩挺，並加裝機腹副油箱，不過防彈風擋並未加裝，但是其發動機換裝了1000匹Cyclone發動機。
改裝後的飛機重量達到1900餘公斤，因此推測其飛行性能要比此前的原型機有不小的下降幅度。
1940年中旬，這3架飛機運抵緬甸仰光，但由於滇緬公路被英國人暫時關閉了，一直到1941年春，這批飛機仍然滯留在仰光，無法運回國內。
經中美雙方商定，這3架CW-21戰機最終交由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飛虎隊）接收使用。
陳納德對這款戰機的性能非常熟悉，但他並不喜歡這款飛機，他在兩年前就把它比作“沙丁魚罐頭”。
但他認為這款戰機的爬升性能非常優異，改裝後的火力也有了保障，雖然沒有裝甲防護和自封油箱，但它應該能夠追的上偵察凱多機場的神秘來客。
因此，他想利用該機優異的爬升性能對付日軍的高空偵察機和轟炸機群。這3架飛機隨即被編入志願隊，並調赴昆明助戰。然而，“惡魔”的詛咒又一次降臨在了這批悲劇的飛機上。
這次昆明之行的指揮官是埃裡克·希林（Erik Schilling）,這是一位有著一頭金白相間濃密頭髮的試飛員。他將他的兩位好兄弟肯恩·梅里特（Ken Merritt）和萊西·曼戈伯格（Lacy Manghberg）挑選進來，一同駕駛那三架CW-21戰機。1941年12月24日，他們三人駕機離開同古，沿著鐵路向北飛往臘戍。
希林的飛機引擎不停地熄火，他向臘戍同一名路過的志願航空隊維修員詢問了這個問題。這位名叫Glen Blaylock的地勤人員認為問題是由燃油引起的，凱多機場供應的汽油辛烷值高達100，這導致了飛機上的萊特公司星型引擎過熱。他建議換用辛烷值為87的汽油。此時的希林可能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將是此後巨大災難的導火索。
曼戈伯格的飛機首先起飛昇空，駕駛新飛機的他極為興奮，他在機場上炫耀著各種飛行特技。但由於他的動作非常像日機在進行空襲掃射，因此，英軍拉響了防空警報。沒有料到這種情況的希林和梅里特以為真有日機來襲，顧不上向駐防部隊瞭解飛行路線和天氣狀況便匆忙起飛。
下午5點30分，他們進入中國境內。此時，希林的飛機引擎再度出現問題。在距離昆明60英里的地方，飛機引擎全部熄火，希林只能滑翔降落，以機腹接地的方式在一處岩石斜坡上迫降。
由於CW-21戰機上並未安裝無線電通信器，而梅里特和曼戈伯格手上也沒有地圖，於是他們只能在附近亂轉。一名志願航空隊的無線電操作員報告稱，這兩架飛機來來回回在他上空飛了20多次。梅里特最終選擇在一片硬地上緊急降落，雖然其在迫降過程中受了傷，但仍能行走。
曼戈伯格試圖用起落架降落，但卻始終鼓不起勇氣，在臨降落時又拉昇飛走。最後一次嘗試是在一條河裡，起落架碰到水面時，曼戈伯格又想拉起機身，但這回他迎面撞上了一片梯田坡地，飛機油箱破裂，瞬間燃起了熊熊大火。
首先迫降的希林被當地農民誤認為是日本人，當晚就把他拘禁了起來。
直到第二天，他才成功說服了這些農民，並把他帶到了一座兵站。希林對他戰友的災難一無所知，他在兵站裡向陳納德寫了一張令人高興的便條：“我一切都好，曼戈伯格和梅里特也會一同到達。”
然而，曼戈伯格的屍體被一支中國巡邏隊發現，靠著護照的殘頁，人們辨認出了這具屍體的身份。陳納德聞訊赫然大怒，他立即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追究希林在那一大堆錯誤中應負的責任，包括不給他的同伴分發地圖，出發前往昆明的時間太晚（陳納德要求在12月23日必須全部到達昆明），以及在飛機引擎出現故障後沒有立即尋找備用機場。
根據志願航空隊關於軍官飛行員的新規定，希林被罰款並將他的分隊長職務降為一般飛行員。雖然降職的決定最後在希林的抗議下被撤銷，但陳納德還是決定減少了他日後的飛行任務，讓他就此失去了成為空戰英雄的機會。只是這僅有的三架CW-21戰機卻再也無法挽回了。
然而多份美方資料指出，當志願隊接手這三架CW-21戰機時，這批飛機其實還都是民用規格，因此均沒有裝備任何武器、無線電和副油箱。希林三人首先在凱多機場安裝了副油箱，再前往同古去尋求把這些設備補齊。但他們發現志願隊和英國皇家空軍都沒有足夠的無線電設備給這三架CW-21戰機用。因此，這也是飛機失事的一個主要原因。
根據戰後希林的回憶，這款沒有裝備任何武器、無線電和副油箱的CW-21戰機的時速能達到535公里，但爬升率卻只有每分鐘810米，這與中國空軍方面記錄的1440米的爬升率相差高達630米。不過即便這樣，CW-21戰機的爬升率依然高過志願隊的主力戰機P40B整整90米。
要知道即便是日海航的零式艦戰11型和21型，其爬升率也只有每分鐘805米。零式戰機能夠肆虐中國上空長達一年半時間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其引以為傲的超強爬升能力，零戰的這個爬升率能夠碾壓當時中國空軍裝備的所有戰機。因此，這讓希林認為他有把握在日本偵察機來得及反應前就將其擊落。
這次飛行事故也讓國民政府決定頒發一塊名為“血幅”的布料給志願隊的飛行員。“血幅”的正上方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面寫有“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救護”的字樣。而“血幅”的首次使用則是從1938年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開始的。
在這次飛行事故中僥倖生還的梅里特，最終也沒能逃脫惡魔的詛咒。1942年1月8日，日機空襲明格拉頓機場，志願隊緊急升空進行攔截。那次事故中僥倖的希林、梅里特以及另一位飛行員瑞克特開了一輛吉普車到跑道去看熱鬧，結果由於飛行員萊特駕駛的戰機液壓系統出現了故障，在降落時正好撞毀了希林的那輛吉普車。而希林和瑞克特恰好不在車裡，逃過一劫。但梅里特卻由於正在車上睡覺的緣故不幸殉難。
兩位駕駛CW-21戰機的袍澤先後離世，讓希林一度也預感自己也會死在戰場上。不過好像“惡魔”的詛咒對他並沒有生效，最終他成功的活到了戰後。並在國共內戰時期加入了陳納德的空運隊，在臨汾戰役期間，他還駕駛一架L-5輕型飛機，冒著解放軍的防空火力，從臨汾戰區接走了同事Jim Stewart和一位國民黨軍官的女兒，這也讓他在空運隊中名聲大振。回國後，他寫了一部自傳體的回憶錄《A Fiying Tigers Rendezvous With Fate》，在文中，他稱自己是第一位為P40B戰機塗上“鯊魚牙”的志願隊飛行員。
這位傳奇的飛虎隊員直到2002年3月18日，才在病床上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可謂善終。
因日本的威脅日益加劇，1941年，英國終於將滇緬公路重新開放，此前滯留緬甸的27架CW-21戰機的組件材料陸續運抵雲南壘允的中央杭州飛機制造廠。但是這批戰機仍然沒能逃脫“惡魔”的詛咒。
1941年6月，曾任航委會技術廳副廳長、第二飛機制造廠廠長的錢昌祚擔任了中央杭州飛機制造廠的最後一任監理。他在其自傳《浮生百記》中寫道：“我於1941年6月1日在壘允接任中杭廠監理。那時中杭廠待造飛機，因霍克伏爾榜兩批俱已轉售印度，只有CW-21式機三十架。工廠所搭蓋的三四座疏散工作蓆棚已蓋就，一座並在對河緬境。唯製造工作，似現停頓。”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CW-21戰機的組件材料已經到了中杭廠，但其生產由於此前日機的轟炸，已經完全停頓了。錢昌祚接任監理後，壘允廠很快就恢復了活力，他在回憶錄中說：“至七月一日，已人人有工作……廠方於緬境八莫原已設有倉庫，復於九十月間設一發動機裝配廠。”
就在中杭廠恢復生產，各項工作正逐步走上正軌時，珍珠港事件爆發了。日軍在東南亞一路攻城略地，勢如破竹，到1942年春天時，整個滇緬戰場的形勢已急轉直下，一瀉千里。壘允地處中緬邊境，4月底，日軍前鋒已經逼近。如再不撤退，滇緬公路有被切斷的危險。直到這時，中杭廠才決定棄廠撤走。
然而，CW-21戰機卻僅僅只製造出了兩架。錢昌祚在《浮生百記》中寫道：“五月一日下午我見員工已撤離，曾自駕小轎車與王伯修兄巡視大廠，見CW-21機二架已完工待飛。該機樣機曾經志願隊試飛認為較P-40B機為適用，惜於由仰光飛昆明途中失事，未參加戰爭。”
“我又見庫房物資充斥包括最近由泛美航空公司試航由美東航路線飛機上帶來的，不勝感慨。我下令警衛大隊開始焚燒破壞，因無爆破器材，不及視察破壞如何徹底。”
“我自己親自焚燒監理官舍，見美員俱樂部已被焚，並有多處火起，即駕自用的舊福特小轎車，與王兄同車撤退。原擬由顧德昌駕駛，顧見有一輛空卡車，自去駕駛帶走十幾名員工。我於下午三時離開壘允，三四年的建設美金百萬元的投資，百餘萬美元的待造飛機器材，由我手中譭棄，當為我終身引憾的一件事。”
中杭廠的老員工葉肇坦也在其回憶錄《中杭廠始末記》中感慨道：“一個經過幾年苦心經營、花了很大人力財力建立起來的相當現代化的飛機制造廠，竟在抗日戰爭還未結束時，就這樣在片刻間化為灰燼，真太可悲了！許多中杭廠人員談起當年撤離壘允時的情景——遠遠看見壘允廠一片大火和濃煙瀰漫的慘狀，至今仍感痛心不已。”
早在1940年10月26日，壘允遭到日機轟炸前，航委會就內定錢昌祚作為中杭廠的負責人，但卻被他拒絕了。因此，對於僅僅完工兩架CW-21戰機，而為了避免資敵不得不焚燬掉剩餘的所有戰機這件事，錢昌祚無不遺憾，其在《浮生百記》中寫道：“我甚後悔1940年9月未接受中杭廠監理任命。如我接任則轟炸後不久當可疏散復工，三十架CW-21機，可冀於撤退前完工，有利軍用，我對抗戰當有更大的貢獻。”
為什麼剩餘的CW-21戰機組件材料不能及時搬離？為什麼中杭廠直到最後一刻才決定棄廠撤離？這還是因為空軍無處不在的派系鬥爭所導致。
早在1942年3月，由於形勢所迫，壘允廠就已經有了遷廠的打算。錢昌祚在重慶述職期間，曾建議以中杭廠CW-21機制造部分，遷至昆明第一飛機制造廠。並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知該廠盡有餘屋，且中杭廠員工自仰光撤退時為西南運輸處搶出卡車數十輛，盡有自運能力。”但這個建議卻被當時主管各飛機制造修理廠的航委會技術廳廳長黃光銳所給否定了，黃光銳對此的答覆是：“一制廠正在整理，不便由中杭廠加入。”
黃光銳是何許人物呢？他又為什麼要這樣答覆呢？原來這位黃廳長就是在1936年的“兩廣事變”中率領廣東空軍投效南京國民政府，直接導致廣東軍閥陳濟棠下野的原廣東空軍司令、空軍元老黃光銳將軍。
兩廣事變中廣東、廣西空軍先後投效蔣介石，使得空軍得到了統一。但由此卻造成空軍中派系林立，內鬥不斷。空軍中的中央系不斷打壓其他地方派系，尤以當時實力最強的廣東系首當其衝。原廣東航校三期畢業生，也是第一位投效南京國民政府的原廣西空軍第三隊隊長（轟炸機隊）鄭梓湘在回憶錄中曾寫道：“中央航空委員會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全體廣東飛行人員須進入杭州筧橋中央空軍學校高級班受訓六個月。及至六個月訓練期滿，又來一個甄別試，分為甲、乙、丙等。如屬丙等，即被取消飛行資格。
結果，全體人員竟有過半數列入丙等，悉遭淘汰，調為地勤服務員。事實上，這次列在丙等的，卻是從前在廣東時被認為技術最優秀的。這樣一來，當時各人心理上，自然非常的難過，因而自行辭職脫離空軍而去的，實繁有徒。直至第二年（1937年）七七事變，政府決心抗戰，航空委員會繼又發出通令，著以前廣東空軍人員被取消飛行資格的，不論在職與離職，一律准予恢復飛行資格，重新報到，進入機隊，參加抗戰…”
黃光銳作為原廣東空軍的最高指揮官，明著打壓是肯定不行的。因此，在投效中央後，他被授予空軍少將軍銜，並擔任了筧橋中央航校的校長。七七事變後，他又調任航委會任副主任。但到1939年後，他就被迫出任航委會軍政廳廳長、技術廳廳長等職，一步一步的脫離了核心決策層，逐步被邊緣化。但黃光銳作為原廣東空軍的領軍人物，即便手中的權利一再被壓縮，但也會極力維護原廣東空軍人員的利益，反擊中央系的打壓。
因此，當錢昌祚建議以中杭廠CW-21機制造部分，遷至昆明第一飛機制造廠時，馬上遭到了黃光銳的婉拒。這是因為第一飛機制造廠其實就是原廣東韶關飛機制造廠。這個廠在抗戰爆發後便從廣東韶關遷到了昆明昭宗，其人員的規模本就不大，最多時也僅600餘人，骨幹力量也保留了在韶關時的原班人馬。
全廠工人中，廣東人佔了80%，是毫無疑問的原廣東空軍派系的一員。如果中杭廠進來了，那人員的構成就以中央係為主了。因此，當黃光銳在得到錢昌祚的建議時，第一反應就是中央系準備對第一飛機制造廠動手了，這個建議就是逐步腐蝕的開始。所以黃的拒絕也就來的非常堅決。
由於滇緬戰局越發惡化，為了及早定下搬遷地點，4月間，錢昌祚又提出“祥雲第五修理廠與一制廠多屬粵籍，請以五修廠併入一制廠，由中杭廠遷祥雲，負責祥雲以西飛機制造工作。”這個方案毫無疑問地被黃光銳再次否決了。因為在這個方案中，很明顯要讓廣東系的第五修理廠讓出祥雲以西的地盤，這怎麼可能讓黃光銳答應呢。
因此，錢昌祚只得到了一個答覆；“利用一制廠在保山疏建庫房。”這就是把中杭廠遠遠地趕到保山去。而此時的日軍先鋒已經逼近了壘允，中杭廠實際已失去了遷廠的最佳時機，這也導致了全部CW-21戰機組件材料的被迫自爆，已完工的兩架CW-21戰機據信也在同一時間被銷燬。而中杭廠隨後在保山遭遇到了毀滅性的大轟炸，這次轟炸直接導致了這個近代中國最現代化，最著名的飛機制造廠永遠的消失在了抗戰的歷史中。
CW-21“惡魔”戰機在整個二戰中只有中國和荷蘭有所裝備。與中國不同的是，荷蘭裝備的24架CW-21B型戰機在荷屬東印度與日海航展開了激戰，不過卻被日軍的零戰打的落花流水。
很難想象，當年駕駛著被現在的我們稱之為“打火機”、“紙飛機”的零式艦戰的駕駛員們，在面對荷蘭空軍的CW-21“惡魔”戰機時，同樣戲稱它們是“打火機”、“紙飛機”。因為無論是零戰還是“惡魔”都有著同樣無法克服的缺點，這隻能說明輕型戰機完全不是二戰空戰發展的趨勢。
CW-21“惡魔”戰機並不是一款成功的作戰飛機，它的整機總產量甚至沒有超過40架。1946年11月最後一架CW-21“惡魔”戰機（出廠編號c/n0001，美國碼NX37601）被售予Curtiss Wright先生。
CW-21“惡魔”戰機在華那段不堪回首的慘痛經歷，與其說是“惡魔”的詛咒，還不如說是派系鬥爭這個“人禍”所造成的。這樣的爭鬥，幾十年後甚至還在上演。
1987年7月，已故資深航空史學家陳應明先生在給中國航空史泰斗姜長英老先生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航空史研究》第6、9期，均有廣東的黃嚴、部玉麟的文章對8.14空戰報道有根本出入，可能是原空軍的派性罷！那場空戰是以四大隊（作者注：此為中央系）為主，而三大隊的17中隊和五大隊的28中隊（作者注：此為廣東系）均有參戰。但原始資料及中日雙方官方檔案資料中均未有報導他們的戰果，而現在卻冒出來了，有何旁證根據？而且言過其實：如：6期8頁倒數3行：…打下敵機5架，友隊也在滬杭一帶擊落二架…其中就有陳瑞鈿擊落敵機一架的勝利記錄。1983年陳瑞鈿來北京，我和潘國空去採訪，陳擊落第一架敵機是在8.16那天的。…9期40頁第7行：…共毀敵機四架，杭州南京也由敵機被擊落…這也只提28中隊戰果，絕不提四大隊…”
“日前四川航空聯誼會一位魏同芳也寫一篇紀念8.14的文章。他是原9大隊，飛寇蒂斯A-12“雪力克”攻擊機的。那天，確實“雪力克”也參加空戰，而他把日期寫在8.14當天，且自吹自擂個人擊落日機4架，這些自吹的文章，硬是把自己安到8.14空軍節那天，確實張冠李戴、貪天之功，我沒有同意在會刊上發表。解放後，人們都不敢提國民黨空軍參戰。現在政策改變了，有些人就在此大吹大擂，自作歷史，我們國家真是“一時偏左，一時偏右”歷史應要有原始資料，加以對比分析，而且要敢於判別真偽，那就需要我們認真去深入探討，不能人云亦云，自制矛盾，要有根據。”
CW-21“惡魔”戰機，作為一款在華完全沒有參戰記錄，且數量極少的輕型驅逐機，本沒有多少寫點。但是透過這架默默無聞的小飛機，我們還是能夠窺探到當年我國的整個抗戰環境到底有多複雜、多艱難。
因此，筆者不禁感嘆，我們國家能夠堅持抵抗八年不投降，其實已經是最大的勝利了。
最後感謝何國治老師、張青松老師對本文順利完成所提供的幫助。
主要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飛機百年尋根》，作者：黃孝慈。
《天馬蹄痕：我的戰鬥日記》，作者：徐華江 翟永華。
《空軍戰鬥要報（1940年10月5日）》，作者：航空委員會。
臺北國史館藏《俘虜日陸航伊式重轟炸機之攝影》。
《寇蒂斯CW-21惡魔(Demon)輕截擊驅逐機》，作者：馮國震。
《Fiy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1950》,作者：Malcolm Rosholt（美）。
《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 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作者：Lennart Andersson（瑞典）。
《Flying Tigers 1941-1942 Claire Chennault and His American Volunteers》,作者：Daniel Ford（美）。
《飛虎雄風 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戰史》，作者：許劍虹。
《尋找夢想的邊疆，中國航空1934—1942的烽火歲月》，作者：譚立威。
《民國廣東空軍滄桑史》，作者：鄭梓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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