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經典？劉知幾說：“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這裡經典代表著權威性和典範性。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認為經典作品應該具有“陌生性”，即傑出的創造性，這種創造性“要麼不可能完全被我們同化，要麼有可能成為一種既定的習性而使我們熟視無睹”。他更強調經典無與倫比的審美價值。
兩種表述或許並不衝突，後世的典範往往來自於前代傑出的創造。關於“經典”，我們也許給不出一個準確的普適的定義，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能被稱作“經典”是一部文學作品無上的榮耀。那麼，“經典”是否象徵著最高的正確？經典中是否有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段落，或許在今天會被看做“三觀不正”呢？
莎士比亞、《馴悍記》與《李爾王》
莎士比亞在西方文學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沒有莎士比亞就沒有經典……沒有莎士比亞，我們就無法認知自我”，哈羅德·布魯姆以此論證莎士比亞在西方經典文學中的地位。《哈姆雷特》、《麥克白》等悲劇作品，對心靈的恢弘與深邃的挖掘上罕有其匹。然而也並不是每一部莎劇都在這樣探索語言與思想的極限，甚至有時會讓人有些迷惑，你幾乎分不清是諷刺，還是僅僅充滿歡欣地擁抱庸俗。
《莎士比亞全集》，譯林出版社2016年4月版
《馴悍記》就是這樣一部作品。故事開篇營造了兩個截然相反的女性，一個是符合那個時代審美的溫柔賢惠的貝恩卡，一個是貝恩卡的姐姐凱瑟琳娜，性格與妹妹相反，是“惡鬼一樣的脾氣暴躁的賤人”。想要向貝恩卡求婚的男子自然很多，然而姐妹倆的父親巴普提斯塔先生要求必須等到姐姐出嫁，才會考慮那些妹妹的求婚者。幾個求婚者一籌莫展，誰也不想向彪悍的姐姐求婚。
粗魯又勢利的“紳士”彼特魯喬看中了姐姐的財產，欣然接受了求婚的任務。他為了“改造”凱瑟琳娜彪悍的性格，表現得比凱瑟琳娜更加粗魯，更加暴躁，他強迫凱瑟琳娜在寒冷的天氣和他一起騎馬回家，凱瑟琳娜中途落馬，又溼又冷，也不予以同情；不讓她閉眼睡覺，每當她昏昏欲睡，就大聲把她吵醒；在她面前擺上一道道美味菜餚，卻又故意不讓她吃。這些暴力最終使得凱瑟琳娜變得十分溫順，在結尾長篇大論，宣誓般地說：“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我就可以向他下跪，讓他因此而心中快慰。”
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今年推出的《馴悍記》
《馴悍記》創作的時代，女性的地位比今天低得多，完全是男性的附庸。莎士比亞的這部劇反映了那一時代男性對於女性的壓迫。然而，似乎看不出這部劇中有什麼嚴厲的批判或深刻的反思，甚至原本應有的思考也在鬧劇一般的嬉笑怒罵中消解了。作者對於“馴悍”這一社會現象態度是曖昧的，彷彿僅僅將“馴悍”看做一件好笑的事兒。作者的態度尚且模糊曖昧，就更不能指望那個時代的觀眾們有什麼超越性的思考了。這部劇似乎僅僅是為了博人一笑而存在的——它“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怪不得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會認為這部劇的最後一幕是“對女性和男性的徹頭徹尾的惡劣冒犯”。
如果說《馴悍記》尚屬莎士比亞早期不太成熟的劇作，因而道德上的“瑕疵”似乎可以理解的話，另一部劇作《李爾王》似乎很難逃脫這樣的指責。《李爾王》是莎士比亞後期悲劇的代表作之一，藝術成就和思想深度都代表著莎劇的高峰。但即便是《李爾王》，在道德上也難逃被詬病的命運。
2018年翻拍的電影《李爾王》劇照
在那些詬病之中，最出名的當屬另一位文豪托爾斯泰在他的《何為藝術？》中對於《李爾王》道德性不足的批判。他認為《李爾王》的故事缺乏道德和宗教力量的支撐，價值上不夠崇高。
托爾斯泰做出這樣的評價，似乎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一生無論思想還是作品，都在鍥而不捨地追求那樣一種宗教和道德上的崇高，自然會對缺乏這些要素的作品嗤之以鼻。
但另一方面，《李爾王》的故事也確實讓人在道德上感到沉重。《李爾王》是一個宮廷悲劇，英王李爾由於聽信了口頭的花言巧語，將原本打算分給三個女兒的土地分給了兩個善於阿諛奉承的女兒，冷落了沉默但忠誠的三女兒。兩個女兒拿到土地後很快露出了絕情的真面目，將老父放逐。
另一條線是葛羅斯特的家庭悲劇。庶子愛德蒙是典型的利己主義者，為了父親的爵位先後陷害了哥哥和父親。
故事的結局十分悲慘，出場的人物幾乎無一倖免。尤其是象徵純善的三女兒考狄莉亞突兀的死，讓很多讀者無法接受。有論者曾經評價道：“我在多年前即對考狄莉婭的死深感震驚，後來直到我作為一名編輯去修訂劇本時，我還不知是否能忍受再次閱讀劇本最後幾場的痛苦。”莎士比亞在這部劇中將愛德蒙的惡纖毫畢露地展現了出來，然而卻並沒有給人以希望，三女兒考狄莉亞的死亡讓人深感故事中隱含的虛無與絕望，善在這部劇中，並沒有被賦予哪怕一絲高於惡的地位，死亡面前，它們一律平等。
而這也正是托爾斯泰們無法接受的一點，善怎麼能與惡平等呢？
該如何理解這種“三觀不正”？
這種經典作品中的“三觀不正”，也不僅存在於莎劇中。《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屢次背叛婚姻，《紅與黑》中於連的愛情故事的開始是一次通姦，“垮掉的一代”的小說中充滿了吸毒、濫交與靈魂墮落，日本文學中不乏挑戰倫理的禁忌愛情，這些在衛道士們看來，似乎都是不能忍受的。
《包法利夫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我們該如何理解經典作品中的這些“三觀不正”呢？
首先，我們需要理解經典並非從天而降的，很多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地位的確立都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莎士比亞在世時的名聲並沒有高出同時代的劇作家馬洛很多，但現在誰還知道馬洛？如今我們聽到經典二字，就會聯想到高不可攀的東西，但經典作品最初往往也只是流行文學。比如莎士比亞創作戲劇是為了演出，自然要考慮觀眾的感受，如《馴悍記》這樣的作品，何嘗不是為了取悅觀眾而產生的呢？我們無需過度拔高這些娛樂之作的地位，莎劇固然有超越時代的永恆價值，但也並不是脫離時代的美麗空中樓閣。
有時“三觀不正”的確會嚴重破壞作品的價值，諸如我國古代白話小說中那些對於“齊人之福”的欣羨。然而有的“三觀不正”卻恰好反映了時代的病徵，甚至促進了風俗的進步。《包法利夫人》在出版之初曾被指為淫穢之作，甚至被告上法庭。如今我們發現，包法利夫人的悲劇，恰恰反映出那個時代流血的資本和陳腐的偏見對於女性的壓迫。包法利夫人的愛情越來越不被視為是背德的，反而越來越多地被看做對自由愛情的純真嚮往。
夏布洛爾導演的電影《包法利夫人》劇照
此外，道德評判也不必成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核心標準。在道德上完美無瑕的作品，並不會因為其“正確”而獲得崇高的讚譽，相反，往往是“錯誤”的作品能夠擊中讀者的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罪與罰》中，信仰的崇高一點也不比罪惡的合理更具說服力，我們真切感到靈魂的震顫，正是因為體會到了深藏自身靈魂之中的罪惡。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因為他最終倒向信仰的崇高而變得偉大，使他變得偉大的是他在強大的惡與崇高的善之間的掙扎。托爾斯泰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選擇信仰與莎士比亞在善與惡面前的模糊立場同樣偉大，因為他們並沒有為了追求一種“正確”而掩蓋惡的合理，而這正是文學作品最高的真實。
《罪與罰》，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月版
正如哈羅德·布魯姆所言，“西方最偉大的作家們顛覆一切價值觀，無論是我們的還是他們的”，我們不應奢求從經典作品中獲得什麼道德警訓或是人生指導，也因此不必讓道德綁架文學。文學首先應該是基於文本的審美活動，隨後才可以被附加多元的內涵。
【參考書目】
1.《西方正典》，【美】哈羅德·布魯姆/著 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莎士比亞全集》，朱生豪 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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