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認為，雖然中國早在宋代就發明了火器，並在與女真人、西夏人的戰爭中使用這種新式武器，但以後就一直停滯不前。直到十六七世紀，通過引進西歐火器，中國火器技術才有了進步，卻依然落後於西歐。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不過也有很大問題。事實上，在16世紀之前，儘管西歐在火器技術上取得了顯著進步，中國也取得不小的成績，兩個地區的火器技術水平各有千秋。
隨著西歐火器技術向東傳入，明代中國出現了一個軍事技術進步的高潮。在積極引進以鳥銃和佛郎機、紅夷炮為代表的西歐先進火器的同時，也運用中國的技術對之加以改造和創新，使之成為更好的武器，達到與西歐大體相當的水平。中國和西歐成為當時世界上軍事技術最發達的兩個地區。
“佛郎機炮精利”
明代中國在引進外國軍事技術方面從不保守。明初曾從安南引進火器，到了十六七世紀，引進西歐火器技術成為潮流。這種引進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520~1620年）引進的主要是佛郎機和鳥銃，第二階段（1620~1644年）引進的主要是紅夷炮。
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火器佛郎機炮和鳥銃，都來自葡萄牙（明人稱佛郎機）。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滿剌加（今馬六甲），葡萄牙艦隊司令積極與在當地經商的中國船主交朋友，請他們幫助向暹羅派遣使者。在與葡萄牙人的接觸中，中國海商看到了他們帶來的火器。明代萬曆、崇禎年間的文人沈德符說：“弘治以後，始有佛郎機炮……正德十五年滿剌加為佛郎機所並，遣使請救，御史何鰲言：‘佛郎機炮精利，恐為南方之禍。’”何鰲還說：“佛郎機最兇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炮聲殷地。” 這說明，佛郎機炮傳入中國應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以前。
事實上，中國人使用佛郎機炮更早。正德五年（1510年）有“廣東盜”郭芳入犯福建仙遊縣，當地“義民”魏升協助官府，“以佛郎機炮百餘攻之”，將盜匪擊敗，看來這種武器已在福建沿海得到相當普遍的使用。正德十四年，兼通文武的大儒王陽明指揮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的戰鬥，家住福建莆田的退休兵部尚書林俊用錫製作了佛郎機銃的模型，連同火藥配方一起，派人送給王陽明。他帶領兵丁使用佛郎機銃作戰，結果“震驚百里賊膽破”，大獲全勝。他在次年寫了一篇《書佛郎機遺事》，併為之作歌。林俊與福建海商關係十分密切，佛郎機銃應當就是海商從南洋引進的。
中國與葡萄牙的直接交往，始於1517年。這一年，葡萄牙商船航行到廣州港，鳴放大炮，銃聲如雷，自稱是佛郎機國來進貢。這應該就是何鰲所說佛郎機“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炮聲殷地”之事了。
當時廣東僉事顧應詳正在著手征剿海寇雷振，葡萄牙人“獻銃一個，併火藥方”，經顧應詳在教場中演習，證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還詳細描述了這種火炮的特徵，但認為只能用於海戰或守城，“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因此沒有進一步推廣。到了1522年，五艘葡萄牙船來到廣東珠江口，試圖以武力迫使廣東官員准許其佔駐屯門島。葡船發炮轟擊，明軍用仿造的西洋火炮反擊，葡船退走，轉向新會茜草灣，再度發動攻擊，又被明軍擊敗。明軍俘虜和斬殺葡人七十七名，俘獲戰艦兩艘、大小火炮二十多門及火槍多支。
屯門之戰結束後，指揮作戰的廣東按察使汪鋐將佛郎機銃送呈朝廷，並上了一道奏章，說明這種火器的威力，建議朝廷加以推廣。他說：“佛郎機兇狠無狀，惟恃此銃與此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虜守城，最為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製造御虜。”曾遊歷吳越、閩粵等地的文人葉權也寫道：“餘親見佛郎機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濤跳躍間擊之，無不應手而碎。持此為長技，故諸番舶惟佛郎機敢桀驁。”到了嘉靖九年（1530年），明廷採納汪鋐的建議，仿造佛郎機銃並批量製造。
政府主導 專家主持
明軍在茜草灣之戰中繳獲的葡萄牙火繩槍，還是西歐火槍的初期產品，優越性並不明顯，因此明朝也未予重視。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軍攻下葡萄牙人佔據的浙江沿海雙嶼港，繳獲了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的火槍。這些火槍比先前的有較大改進，“後手不用棄把點火，則不搖動，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此稱之為鳥銃。而在西歐這種火槍也叫隼槍，可謂“英雄所見略同”。抗倭名將戚繼光曾說：“此器（鳥銃）中國原無傳，自倭寇始得之，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馬上步下，惟鳥銃為利器。”
佛郎機炮與鳥銃比中國原有火器優越，傳入中國後被明廷迅速採用並加以普及。從它們傳入中國到成為明軍的主要火器裝備，最多不過半個世紀。不過從傳播方式上說，在這個階段，西方火器技術的傳入仍是被動的，主要是進貢、戰爭繳獲以及民間流傳，往往在偶然事件中獲得樣品，並非明廷主動去獲取。
西歐火器引進的第二個階段，傳入中國的主要是西洋火炮，特別是“紅毛夷”荷蘭人帶來的火炮“紅夷炮”（後來清朝統治者忌諱“夷”字，改稱“紅衣炮”）。明人充分認識到了紅夷炮的優點，大科學家徐光啟說：這種大炮的優點是“及遠命中”，而“所以及遠命中者，為其物料真、製作巧、藥性猛、法度精也”。著名傳教士湯若望和明末軍事家焦勖也說：“西洋大銃，其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敵，更勝諸器百千萬倍。”佛郎機炮和中國炮，都僅設準星、照門，按三點一線射擊，命中率不高，而紅夷炮“有窺遠神鏡（望遠鏡），量其遠近而後發”，還有量銃規、炮表等輔助設施的配合，故“對城攻打，準如設的”。
在此階段，西歐火器技術傳入中國是由政府主導、技術專家主持的政府行為。明廷和廣東、福建地方當局都主動尋求西歐新式火器樣品，並積極引進通曉火炮技術的西洋人士，讓他們參加和指導西洋新式火炮的製造。在徐光啟、李之藻等著名科學家的主持下，明廷於1620年派人赴澳門向葡澳當局購買首批西洋大炮，次年運抵北京。徐光啟又奏請選拔鑄炮工匠，聘請精通歐洲炮術的葡萄牙匠師指導製造與使用紅夷炮。
此外，因新式火炮有較高的技術要求，需要數理知識、實驗和理論的指導，這一時期出現了編譯火器論著的高潮。波蘭籍來華傳教士穆尼閣的《西洋火器法》、兵書著述家何汝賓的《西洋火攻神器說》、曾從徐光啟學西洋火器法的孫元化的《西法神機》、傳教士湯若望與焦勖合作譯述的《火攻挈要》，就是其中的代表。這種大規模、高層次的技術引進，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引進西方火器技術及相關科學知識的過程中，中國也對這些技術進行深入研究並加以改進、創新。這一點與日本頗為相似，但中國對西洋技術的引進比日本更深入、更全面。以至於日本也要從中國取得西洋軍事技術著作的中譯本和中國人寫的相關著作，作為他們深化認識西洋技術的知識來源。
我們可以說，在十六七世紀世界各國對西歐火器技術的引進和消化方面，中國是最為成功的國家。
“自生火銃”與“定遼大將軍”
如前所述，16世紀初，葡萄牙人把鳥銃帶到了東亞。明朝人馬上認識到其優點，並積極採用，但也注意到其不足。火器專家趙士楨比較了來自西歐（大西洋）、東南亞（小西洋）、日本（倭）、土耳其（魯密）等地區以及中國原有的各種火槍，在對各國火槍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以這些火槍中最好的一種——魯密銃為對象，進一步改良，設計出了一種射程更遠、射擊精度更高的火繩槍，威力比同期歐洲、日本和土耳其的火繩槍更大。
為了對付敵人的重鎧堅甲，明朝人又設計出了穿透力強大的大型鳥銃。明末科學家宋應星說，當時還有一種不同於鳥銃的鳥槍，“行遠過二百步，制方彷彿鳥銃，而身長藥多，亦皆倍此也”。這種鳥槍，實際上就是一種改進了的大型鳥銃。針對火繩槍點火受天氣影響嚴重的問題，趙士楨研製出了不怕風雨的合機銃、軒轅銃等火器。可以說，趙士楨等明朝軍事專家設計出來的鳥銃和鳥槍，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槍。
明末中國發明的“自生火銃”，是中國乃至東亞文獻記載中最早的燧發槍，這種槍的出現是火槍技術上一大飛躍。在西歐，具有實戰價值的燧發槍出現於17世紀20年代的法國，與中國幾乎同時。崇禎八年（1635年），明朝軍事專家畢懋康造出了“自生火銃”，簡單來說，就是以燧石槍機代替火繩槍機，發射時士兵扣動扳機，錘擊燧石產生火星，引燃火藥。由於記載過於簡單，難以確知這種自生火銃是畢懋康自己發明的，還是受了西方影響研製出來的。但無論如何，這一重大技術進步確實體現了當時中國火槍技術水平基本上與西歐保持同步。
到了萬曆（1573年—1620年）末年，紅夷炮輸入，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明朝自制鐵火銃的最大射程不超過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險，三千斤重的紅夷大炮可以打到七八里外，最遠可達十里。明朝人發現紅夷大炮的優越性後，迅速大量仿製。天啟四年（1624年），廣東虎門白沙巡檢何儒鑄造了十四門，其中幾門送到遼東寧遠戰場。徐光啟主持製造紅夷炮，1630年製成四百多門。此後由湯若望主持造炮，先後造了五百多門。因他造炮成績顯著，崇禎皇帝特賞賜兩塊金匾。除朝廷造炮外，一些封疆大吏和統兵大員，如兩廣總督王尊德、總督盧象升與洪承疇等，也都在戰事緊急之時就地造炮。
明朝製造的紅夷炮不僅數量大，而且技術先進。明人把中國的冶鑄技術和歐洲的火炮設計相結合，造出了世界上最高品質的火炮。如在西方，美國南北戰爭時軍官羅德曼發明了一種鑄炮新法，所鑄之炮更大，耐用程度可達到先前的五倍到數十倍。而明末吳三桂捐資鑄造，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定遼大將軍”炮，原理很接近羅德曼法的雛形，卻比羅德曼炮早出現了兩個多世紀。
鄭氏新軍 臺海制勝
晚明時期，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朝野精英為挽救危局，大力倡導和推動軍事改革運動，除了努力創建一支新型軍隊外，還包括提高明軍的整體火器裝備水平，特別是在遼東前線部隊的裝備水平。明廷本已為遼東明軍配備了大量火器。天啟元年（1621年），科學家李之藻奏稱：“顧自奴酋倡亂，三年以來，傾我武庫甲仗，輦運而東以百萬計，其最稱猛烈如神威、飛電、大將軍等器，亦以萬計。”
當時最先進的火器是紅夷炮。明朝從1622年開始仿製紅夷炮，至1644年江山易手前，已造出各類紅夷炮一千餘門，大多數運到遼東前線，裝備守軍。遼東明軍得到這些先進火器後，作戰能力有所提高，在咄咄逼人的後金軍攻勢之下，雖因主將無能等原因屢戰屢敗，但仍然有一定的抵抗力。
晚明軍事改革運動，也在民間催生了福建鄭氏集團建立的新式海上武裝。美國學者歐陽泰在《1661，決戰熱蘭遮》一書中，運用中西的文獻資料，對鄭氏水師與佔據臺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雙方艦隊武器裝備情況進行分析後指出：
“鄭芝龍採用了荷蘭的科技，打造了一支新的艦隊，主力是30艘按照歐洲式設計建造的巨大船隻，每一艘都有兩層經過強化的大炮甲板，可以架設30或36具大型火炮——和荷蘭戰艦一樣多，而大部分的中式帆船隻能架設6—8具小型火炮。這些新式戰船甚至具有歐式炮門，並設有滑動炮架，上面裝有環釘和繩子，能夠拉向後方以裝填炮彈。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創新。西班牙無敵艦隊在1588年之所以會被英國擊敗，就是因為缺乏這樣的構造。荷蘭艦隊司令普特斯曼對此深感驚豔：‘在這個國度，從來沒有人見過這樣的艦隊，有著如此精美、巨大而且武器犀利的中式帆船。’”
因此，鄭氏海上武裝不僅是明亡之後東亞世界唯一能夠對清朝構成重大威脅的力量，也是一支堪與當時世界海上霸主荷蘭艦隊相媲美的新式武裝。1661年，鄭成功率大軍2.5萬人、戰船數百艘，自金門料羅灣出發，橫渡臺灣海峽，進軍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鄭、荷兩軍展開海陸激戰，勢窮力竭的荷方最終在投降條約上簽字，殘軍退出臺灣。
過去大多數人都認為鄭成功戰勝荷蘭人主要靠的是人海戰術，而非先進武器，荷方雖然失敗，但拜先進武器之賜，依然能夠以少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戰爭與日後的鴉片戰爭有相同之處。歐陽泰批駁了這種看法，他指出：
“歐洲在鴉片戰爭中使用的是威力強大的工業化輪船，結果中國以慘敗收場。而中荷戰爭採用的武器，則是當時最先進的大炮、火槍與船隻，結果中國獲勝。”
本專題作者為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經濟史學家，文章選編自《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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