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本質：如何逃離貧窮陷阱》，（印度）阿比吉特·班納吉（法），埃斯特·迪弗洛等著，景芳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9月

文 | 賈擁民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的《貧窮的本質：如何逃離貧窮陷阱》一書，講述了一個關於窮人生活的“完整故事”，呼籲對“反貧困戰爭”進行全面反思，讀來動人心絃。

確實，在當今世界，如果說只有一個問題是幾乎所有人都能達成共識的，那就是所謂的“扶貧”了。僅僅就反貧困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達成共識，並不足夠。

幫助窮人，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即使我們擁有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願望，仍然不一定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果和最有效率的方法。在反貧困問題上，還需要知道應該怎樣去採取實際行動，而不僅僅只是流於美好願望。

窮人為什麼窮？

班納吉和迪弗洛認為，反思反貧困戰爭的第一步，是要打破對窮人的刻板印象。無論是在社會理論還是在文學作品中，窮人往往被描述為懶惰、缺乏上進心、沒有恆心、做事沒有計劃、抵禦不了誘惑，等等。這種刻板印象影響著反貧困政策的取向，即認為這是一個只有一維面相的問題，而對簡單問題自然可以用簡單解決方法應對。

窮人也是人，他們與普通人有相同的慾望和弱點，也需要實現希望、消除疑慮、彌補不足，窮人的生活也是複雜和多彩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窮人既不比普通人更不理性，也不比普通人更加理性。事實上，恰恰因為窮人幾乎一無所有，窮人在做選擇時往往比普通人更謹慎，因為要想生存，他們必須成為精打細算的“經濟學家”，對生活中每個方面都細細思量。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必須每時每刻都進行的細細思量，使得窮人陷入了貧困陷阱。班納吉和迪弗洛指出，對於普通人來說，一個特別重要的優勢是，他們隨時都能獲得來自身邊環境中的各種各樣的“助推力”，因而不需要在這些方面細細思量，這樣不但節省下來了大量認知資源，而且也減少了犯錯誤的機會。我們日常生活早就習以為常的許多事務，例如，自動繳納的退休計劃、自動扣款的住房按揭貸款，對於財富的積累都起著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

此外，窮人每天0.99美元的生活費意味著，他們能夠接收到的信息會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往往對世界上其他人能夠在不經意間得到的特定信息一無所知，這就極大地壓縮了窮人的選擇範圍，甚至使他們無法做出必要的選擇。

班納吉和迪弗洛據此指出，與人們對窮人既蠢又懶的刻板印象相反，窮人為了維持生存、養活家人，必須充分發揮才能，而且他們其實需要擁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強的意志力，承擔更多的義務。關鍵在於，他們時刻都處於稀缺狀態，不斷面對著被普通人忽略的各種小障礙，在不匹配的信念之下犯下各種各樣的小錯誤，從而陷入貧窮無法自拔。

為窮人，助推和助力

在一定程度上，班納吉和迪弗洛關於貧窮的根本原因的看法可以概括為，窮人之所以窮，並不在於他們缺少錢，而是因為他們受限於各種原因無法進行合理規劃，沒有能力做出恰當決策，即便有了規劃也往往不能堅持下去。細究起來，這可以歸結為兩類因素，行為上的和認知上的。

對於行為上的因素，班納吉和迪弗洛在書中結合具體的案例，進行了深入討論。這在行為經濟學中已經是常識了，要了解人們的行為，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決策、他們的決策是如何做出的。與主流經濟學從一組核心假設出發進行演繹推理不同，行為經濟學要求通過觀察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真實行為來構建決策模型。例如，人們並不總是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來做出決策（有時候，雖然已經對成本－收益進行了分析，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做出合理決策）。有時候，需要考慮相互衝突的優先事項；有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心煩意亂或在一時衝動之下做出決策。普通人尚且如此，窮人就更難避免了。

另一方面，關於認知上的因素，許多研究者都指出了貧窮（稀缺）與認知之間存在著一種循環因果關係。2013年發表於《科學》雜誌的一篇著名研究論文《貧窮阻礙認知功能》指出（該論文的主要作者，也就是暢銷書《稀缺》的作者），由於人類認知資源是有限的，窮人在財務問題上的擔憂會大量消耗注意力，導致他們用於處理其他事務的認知資源嚴重不足（“帶寬不足”），使得他們處理其他事務的能力下降；反過來，認知能力的下降又會導致貧窮的延續和加劇。

針對這兩類致貧因素，行為發展經濟學家給出的解決方法（除了直接援助特定資源或發放金錢之外），大體上可以總結為“助推”和“助力”兩類（班納吉和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一書中則稱為“助推”和“說服”）。

助推是指政策制定者或“選擇架構師”在充分了解人們的認知缺陷和決策過程特點的基礎上，設計選擇架構，引導人們改變行為（包括利用人們的認知缺陷），讓他們做出更符合其自身（長遠）利益的選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及其合作者在這方面進行了詳盡闡述，並給出了許多具體的例子。班納吉和迪弗洛的學生迪恩·卡爾蘭在《不流於美好願望：新經濟學如何幫助解決全球貧困問題》一書中給出幫助窮人跳出貧窮陷阱的各種方法，也基本上屬於助推的範疇。助力政策則致力於促進和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和動機能力，進而改善決策。助力政策的假設是，人的認知是具有可塑性的，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可以讓人們擁有更高判斷能力，做出更好的決策，促進自身利益。

無論是助推還是助力，都強調人類認知能力有限，而且人們的決策會受到各種因素干擾，因而需要外力干預。窮人尤其如此（儘管班納吉和迪弗洛沒有明確這樣說過）。當然，在設計了政策或干預措施（項目）之後，還必須進行嚴格評估，以確定哪個項目更有效。有創意的、精心設計的評估方案甚至可能比項目本身更加重要。眾所周知，為了評估各種項目的效果，班納吉和迪弗洛等人大量採用了“隨機對照實驗”方法，這也是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理由。

“成功學”的味道

許多批評者指出，隨機對照實驗方法很難解決外部有效性問題。即便某項反貧困（助推/助力）政策在某個地區或人群證明持續有效，一般也無法推廣到其他地區或人群。本文不擬對此多述，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行為發展經濟學不再從“窮國”如何變富的角度討論發展問題，而從如何幫助作為個體的窮人（或某個人群）如何擺脫貧困陷阱的角度入手。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也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結果。但在不考慮如何改變制度約束和發展環境的情況下，只考慮個人如何“脫貧致富”，不免令人覺得有點“成功學”的味道。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任何國家和時代，無論制度條件和環境因素怎麼惡劣，總會有一些人能夠發家致富；排除因偶然原因而暴富者，這些能夠致富的人，肯定是一些持續“成功”的人。關注這樣的人的決策行為和認知特點，當然也有意義，但是歸根到底，如果整體的經濟環境未發生變化，這樣的人仍然只能算是特例。隨機對照實驗方法，也許能夠篩選出很多有助於人們變得富裕的干預措施，但是它們的作用也會受到很大限制。

問題出在哪裡？可能主要在於兩點。一是這種干預措施，往往在糾正市場失靈的名義下，幾乎完全排除了交易的可能性，而交易是財富的最大來源之一。二是幾乎不涉及制度，而保障財產權利、選擇自由和創新的制度，是財富的另一個最大來源。

班納吉和迪弗洛在書中舉的一個來自中國的例子，恰恰很好地說明了以上兩點。那個從農村小裁縫成長為企業家的女子，只是中國同期成功脫貧致富的無數人中的一個；她個人的努力自然是重要原因，但中國那個時期的制度變革及隨之而來的交易市場擴大、選擇自由擴展，無疑是更重要的原因。

說到底，隨機控制實驗試圖從更符合現實的“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設計受控實驗，從一開始就隱藏了內在矛盾：假設問題本身是複雜的，但是卻試圖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去解決問題。“隨機控制實驗”可能從來不是真的隨機的。經濟決策問題上的隨機對照實驗，與新藥實驗中的隨機對照實驗的根本性區別是：即使最初的分組真的完全隨機，但是實驗進行過程會使受干預的人的認知和決策環境發生改變。

但經濟世界是複雜的，人性也是複雜的，我們需要反貧困項目（以及利用隨機對照實驗對反貧困項目進行評估）。儘管我們知道，資源掌握在企業家手中對全社會的福利最有利，但是這永遠不會成為現實。因為人皆有惻隱之心（例如，有些人會在衝動之下捐款，有的人就是喜歡做慈善），而且把憐憫心付諸於行動，積極地為窮人做一些好事，正是我們內心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的反映。任何源於這種真正的利他主義的激情或衝動，理應得到鼓勵。這本身也是世界的複雜性的一種體現，也是人類為自身的生存而投的一種“保險”。因而，反貧困戰爭必定會一直持續下去。

在這個意義上，隨機對照實驗對於評估反貧困項目仍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即，它可以用來否決某些反貧困項目。如果隨機對照實驗告訴我們，哪個項目很有效，我們得多留一個心眼；如果隨機對照實驗告訴我們，哪個項目是無效的，或者是有害的，那麼我們馬上就可以放棄它。

（作者為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