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邊牆》長城九邊重鎮山西鎮(太原鎮)十八個關隘營堡(二)

黃河邊牆十八個關隘營堡(二)

嶽佔東

四、樺林堡

《黃河邊牆》長城九邊重鎮山西鎮(太原鎮)十八個關隘營堡(二)

樺林堡,明宣德四年(1429年)建堡,後因套虜攻而廢。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由岢嵐兵備道趙彥修復,二十九年(1601年)包磚,周1裡零72步,高3丈5尺。由當地樺林而得名。

據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和明代《皇明九邊考》記載,從宋代太平興國年間到明朝初年三百多年的時間裡,黃河東岸依然是林木繁茂的山嶺。高大的樹木合抱入雲,低矮的灌木密如切櫛,而且虎豹出沒,人跡罕至,是地地道道的原始森林。到了明朝中葉,朝廷在這裡頒佈禁伐令,但據《明經世文編》記載:(伐林者)百家成群、千夫為鄰,逐之不可、禁之不從。林區被延燒者一望成灰,砍伐者百里如掃。宣德四年前後,黃河東岸依舊有大片白樺林,據《明宣宗實錄》記載,宣德七年(1432年)九月,鎮守山西都督僉事李謙都上書朝廷,請求初冬調撥大同宣府兵馬在黃河邊境要衝之地燒荒,因其“草木茂盛或有寇盜往來難於瞭望”。到明朝後期偏關守關將領才寬在《巡邊賦》中感慨:(黃河邊牆一帶)已經是“天高愁澗壑,荒邊無樹鳥無窩”的荒涼景象了。

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幾次申飭兵部大臣說:“天下儘管無事,邊防卻必須嚴格管理,尤其是西北的要害處更為重要。這些地方軍官和士卒共同戍邊日久天長,一旦有逃跑的士卒,軍官可能鑑於情面不好嚴加管理,因此五軍都督府要及時會同六部衙門議處此事,嚴加考核邊務。”宣德三年,僅太原右衛15076名士卒中,就有1713人逃跑。發生這種現象,多半由於戍邊士卒沒有營堡依存,邊將不體恤士卒造成的。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在偏關設立山西鎮,由李謙兼任山西鎮第一任總兵官。從那一年開始,朝廷開始沿河修築營堡,水泉堡、滑石堡、樺林堡、樓子營、灰溝營、唐家會營、保德營等十幾座營堡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至此黃河邊牆的格局,由烽臺時代進入了營堡時代,戍邊的士卒終於有了賴以守候的營城。樺林堡建成後,李謙派駐一名守備統領營堡,領兵735名,騾馬70匹,分守數十里的河岸墩臺,其中烽臺42座,大小隘口33處。

成化十九年(1483年)的盛夏,韃靼首領小王子率領3萬騎兵,東西連營50裡,浩浩蕩蕩一路南下,戰亂整整持續到次年開春才稍稍平息。韃靼軍先後深入大同境內,縱兵焚燬代王朱成錬的莊園,攻克朔州、應縣等地,設大營於馬邑,攻佔雁門關北口。同時攻克偏頭關以北的水泉營、滑石澗堡,以南北夾攻之勢攻佔山西鎮沿邊營堡。據資料記載,僅超過千人的戰役就有10次之多,攻克大同的夏米莊之戰中,殺死士卒586人,傷1101人,殺死戰馬1070匹,在其它戰役中沿邊百姓被掠走的人口、牲畜更是不計其數,樺林堡毀於此次戰亂。

樺林堡被毀以後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黃河邊牆上的所有防務直接歸屬偏頭關直接管理,直至隆慶二年(1568年),下游的河保營駐守山西岢嵐道河保路守參將,黃河邊牆才開始分段管理。偏頭關參將管轄樺林堡以北的邊牆,河保營參將管轄護寧寺寺前墩(護寧寺為元代建築,明代一直香火不斷)以南的邊牆。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岢嵐兵備道趙彥調集潞澤二府三千多名士卒再次修復樺林堡。此次重修樺林堡得益於“萬曆新政”後充足的國庫,據《明史》記載:萬曆十年(1582年)是明朝最為靖昌的時期,太倉裡的積粟可支用10年,國庫餘銀多大400餘萬兩。朝廷加強邊疆軍備,要求長城沿線必須“城要穿衣,山要戴帽”,即用青磚修築邊牆和營堡烽臺。樺林堡作為廢棄的營堡,能重新被確定為恢復修葺的老營,與黃河邊牆分段管理不無關係。樺林堡雖然距偏頭關城僅二十里,但從防禦體系上看,樺林堡屬於從老牛灣到石梯子的沿河營堡,而且樺林堡作為黃河邊牆北段最後一個營堡,堡外有邊墩15座,火路墩7座,邊口12處,需要一座集中駐守士卒的營堡來管理。

新修築的樺林堡坐落在不規則的正方形山崗上,東西長約186米,南北長約198米,四周全是陡坡深溝,只有東北一角於東面的山樑相連。營堡東西北三牆各有馬面兩座,用於防禦敵軍攀爬。堡牆四角都有角樓,只留有一座南門,門外有方形甕城,甕城為東門,外有影壁。營城的結構仍舊承襲了“葫蘆城”的形制,將東西北三面最為堅固的部分朝向了邊牆。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以後,樺林堡設操守1員,中軍1員,領旗軍300名,馬騾10匹,分管沿河邊牆46裡。清初置防守1員,軍200名,隸偏頭援兵營。後設都司1員,千總1員,外委2員。同治時制千總1員,外委2員,隸偏關營。

五、石城口

《黃河邊牆》長城九邊重鎮山西鎮(太原鎮)十八個關隘營堡(二)

成化二年(1466年)王璽修築邊牆時,在護寧寺與石城遙相呼應的隘口處修築了規模盛大的邊口,稱為石城口。這是黃河邊牆26個邊口較大的隘口,口上的堡壘全部由石城當地石頭修築而成,是名副其實的“石城”。堡壘呈拱形環繞河岸,分上下兩層,下層修築邊門,順著石崖上的羊腸小道能直達黃河峽谷底部。上層修築有營房,可供戍守士卒居住。隆慶二年(1568年)以後,其戍邊的職責由下游的樓子營守備負責,派有5名士卒戍守。

因石城沿岸石崖陡峭,從石城口以南到路鋪(鋪樓)的河岸上只修築烽臺,沒有修築邊牆。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岢嵐兵備道趙彥在石崖與東岸自然河交匯的谷口上修築鋪樓,現留有“路鋪村”。石城臨河石崖上修有石徑禪寺,石崖下有彌佛洞。

六、樓子營堡

《黃河邊牆》長城九邊重鎮山西鎮(太原鎮)十八個關隘營堡(二)

明宣德四年(1429年),鎮守山西都督僉事、山西鎮總兵李謙修築周長460步的土堡樓子寨,據《明宣宗實錄》記載,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李謙在向朝廷上書的奏摺裡,就第一次提及了“樓子寨”。

據顧祖禹《讀書方輿紀要》記載:“正統間,主帥宴樂於樓子寨,致寇突入邊內,於是玉林、雲川等衛內徙,而豐州、雲內之民遷於應、朔諸處雲。”雲川衛設置於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治所為現在的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大紅城古城位置。樓子寨是雲川衛治下的兵寨,由於守寨主帥在寨內擺宴行樂疏於防範,致使蒙古鐵騎衝破大邊而攻入內地,形勢急轉之下,迫使雲川衛和玉林衛及其附屬營寨向南內遷三百里。據《遼志》記載:“雲內州原領柔服、雲川二縣。明初廢。”雲內州轄境大約相當於今內蒙固陽縣、土右旗、土左旗一帶。《九邊輯略》雲:宣德中,置豐州及雲內等縣,設官置戍。豐州轄境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賽罕區一代。由於大邊失守,除了玉林衛和雲川衛內遷外,整個雲內州和豐州的百姓也被迫遷徙到了應州、朔州等地。而在雲川衛和林格爾設立的“樓子寨”內遷到了黃河灘塗的“樓子寨”的土堡裡。

萬曆五年(1577年),朝廷重振邊牆防務,樓子寨由過去的460步擴展成周長為1裡328步的大營。據地方史料記載,當時河曲參將林桐用磚石砌城,以6寸厚的沙石條壘砌18層作為城牆的根基,以3.5寸的厚的城磚修築81層作為牆體,整個城牆的高度達到3丈6尺,此外,還將梁家磧到羅圈堡從東到西的邊牆全部由磚石包裹,並且會同岢嵐兵備道辛志登修建辛家坪墩臺。

從宣德四年(1429年)建堡以來,明朝在此設立駐軍多有變動。從最初的1名操守,300名駐軍,到後來萬曆二十二(1594)年改設的1名守備和600名駐軍,這裡的守衛一天天再加強。其中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初四,明武宗朱厚照皇帝西巡曾駐蹕於此,可見當時的戍守應該是絕對安全的。隆慶二年(1568年)以後,管轄邊牆56裡,邊墩磚樓28座,火路墩3座,邊口6處。清朝按照明朝的建制管理邊牆營堡軍務,但戍守的力量明顯削弱,最初設守備1員,守兵200名,馬2匹。雍正十年,改設經制官1名,馬戰兵6名,步戰兵18名,守兵71名,戰馬10匹。同治時駐兵馬4名,戰馬14名,守兵29名,戰馬2匹。分別設防10處,駐兵50名。光緒年間,駐兵30名。這一系列的變化直接反映了樓子營由帝國的軍事要塞逐漸轉化為一般的軍事駐防的過程,而這種轉化,讓曾經戰火紛爭百姓輾轉遷徙的歷史,在古老的長城沿線暫且告一段落。

同治六年(1869年)寧夏回民馬化龍反清,陝西府谷、內蒙南部居民向黃河南岸逃離,與內蒙陝西一河之隔的樓子營人口驟然增加,城內第一次出現了商業繁榮的局面。仄仄的街巷裡一下子冒出了10大商號,18處油坊,而且有了逢二逢七約定成俗趕集的日子。曾經壁壘森嚴的河面上破天荒地有了從內蒙漂流而下購買油籽的船隻,山道上飄起了從太原選購布匹高腳的鈴鐺聲。回軍起義失敗後,大批人口返鄉,城內市面隨之蕭條。儘管如此,但樓子營小鎮的地位卻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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