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著名三碑《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我將其稱為東漢時期的“標準隸書”。

三碑既有相同之處，又存差異之點。其相同處，是差不多為同一時期立在巍峨、莊嚴的孔廟裡，居堂宇至尊，展隸體風采，把隸書鼎盛時期的面目昭顯於天下，遂成民族文化之瑰寶，千古之遺墨，何其偉哉雄哉！而差異之處，即三碑各呈異彩，各具獨到，都有可圈可點、可贊可嘆之美！

此篇專聊《史晨碑》。我覺得此碑於清秀典雅於一身，完美雄渾集一品，平正嚴謹，法度完備，亦稱得上是鉅作宏制、隸中典範，我近來臨習、研究此碑銘，自覺獲益良多。

這是塊一石兩面刻的雙碑。前碑刻的是《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也稱《魯相史晨孔廟碑》、《史晨前碑》等。東漢建寧二年（169）三月刻，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共六百多字。後碑刻《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通常亦稱《史晨後碑》，東漢建寧元年（168）四月刻，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共五百餘字。史料上講，兩碑為同一人所書，儘管後碑字體前後大小不一，但字跡大略一致，眾口一辭講為蔡邕所書。

這裡是否透出以下信息。一說後碑刻的時間在前，比前碑早了幾乎一年，內容是祭祀孔子活動的情況。而前碑刻的是史晨祭祀孔子廟的奏章銘，是在第二年內所刻。為何這樣安排製作？恐怕是奏銘後寫之故，而祭孔活動在先，後補刻的奏銘。二說是為蔡邕所書。蔡邕時年三十八九歲，時間上沒啥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蔡為官方大員、寫隸大家，聲名昭著，大部頭的官制刻石《熹平石經》傳為他所書。我將其兩相對照，果然書風大略相似。既然沒人去爭當書寫者，安在蔡邕蔡中郎身上，名人、名碑相映成輝，堪為絕配。三是從前、後碑文內容上看，都是圍繞祭祀孔子、光大孔廟事體，遵禮彰義求仁至孝，洋溢一派濃厚儒家文氣。碑石立在孔廟這樣莊嚴的廟堂，整體氣息與書藝風格特別契合，這也是《史晨碑》之所以成為名碑的一個重要因素。

僅從書法藝術而言，《史晨碑》出現在東漢隸書最為成熟、業已完美定型的年代，代表著官方正宗、規範隸書的面貌，具有漢隸的一般特徵和書寫方法的一般規律，與《乙瑛碑》、《禮器碑》一樣，堪稱經典之名碑，漢石之最佳，百代之楷模也！

看以下幾則古代學者對《石晨碑》的評價。

清代萬經《分隸偶存》講：“修飭緊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識之師，步伍整齊，凜不可犯。其品格當在《卒史》（乙瑛碑）、《韓勅》（禮器碑）之右”。查“之右”，意思是超出、超過，其碼，這三碑藝術水平當不分左右、上下吧！清方朔贊曰：“書法則肅括宏渾，沉古猶厚，結構與意度皆備，詢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說明其碑立於此廟堂相符相稱。康有為則雲 “虛和則有《乙瑛》、《史晨》”，將二碑並列為虛和、雅逸之妙品，切中肯綮。楊守敬《平碑記》中說“昔人謂漢隸不皆佳，而一種古厚之氣自不可及，此種是也”，則是講《史晨碑》具一種古厚之氣，莊重大氣，有難得之氣韻。

從此碑整體氣象上看，也完全符合孔子儒家學派的藝術審美規範，應是“中和之美”思想在書法上的具體體現。毫無疑問，漢代書法帶有統治者的道德規範和思想情感，具有嚴格的規矩和法度，而《史晨碑》正是這樣的代表作。它置於孔廟這種神聖場合，其書體風格必然具備莊重的品格，屬漢隸中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上品。

此碑從技法上分析：章法佈局統一和諧，井然有序，結字方整，波磔分明，字體潤秀，疏密有致，筆力遒勁，端莊典雅，法度謹嚴，一絲不苛，似乎正襟危坐，隱隱飄拂著恭謹肅穆之風。在用筆上講究一波三折，力求精細工穩，筆劃雖不是那麼開張、洞達，但卻端莊溫純，自然可愛。筆劃蠶頭雖不夠顯露，但燕尾著意突出，筆勢扁方寬綽，左右伸展開去，雖未大開大合，但也不失大方體面，絕非小家碧玉作態，頗具大家閨秀之姿。布白倒也疏朗明快，字字呼應，行列顧盼，結字及行氣倒有幾分《曹全》味，比之清秀雅逸似乎不夠，但空曠樸厚有餘，筆法韻味實不分上下。

當然， 由於過分囿於法度、規矩，又矗立在廟堂聖地，總覺此碑氣勢凜然，規正、嚴謹、莊重有餘，而個性特色不彰，尤其缺乏自由率意、活潑自然的風格，同那些特點鮮明、個性強烈的碑石摩崖，如《大開通》、《石門頌》、《楊淮表》，甚至於張遷、衡方、西狹等碑，相距較遠。這也許是此碑之不足吧！

但《史晨碑》及其《乙瑛碑》、《禮器碑》，作為適逢其時的“標準化”隸書，卻是有必要下大功夫，認真鑽研一番的。

我覺得，欲學隸書，當追漢隸；而習漢隸，先學“三碑”。假若不入成熟之境，不領悟“三碑”之妙之玄，而先上手那些個性突出的碑帖，往往欲速則不達。多年以來，我在《大開通》、《石門頌》上盤桓，終不得大的突破。現只得拐回頭去學這些“中和”、“中正”、“中庸”一類碑帖，試著讓心平復、寧靜下來，摒棄過去頭腦裡自認為成熟隸書不可學的觀念，反過來追溯正宗正統隸書的來龍去脈，真正領略古人造隸之法，經歷一個由生到熟的“隸變”過程，使之融匯貫通，然後兼及其它。我現在認識到，這種“補課”必不可少，至於實際收效如何，尚在努力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