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塵先生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滿清的愚民而已，很正常。

滿清之所以一敗塗地，被列強兩次攻陷首都，主要還是國內民眾都是愚民。

愚民組成的國家，是沒有什麼能力抵禦外辱的。

早在乾隆時期，英國大使遊歷滿清後，就認為該國不堪一擊。

他認為，西方各國在拼命教育本國公民，讓他們有文化有素質，成為真正的人才，挖掘自己的潛能。

國家是人組成的，只有國民強了，國家才會強。

西方近代的工業革命，其實建立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基礎上。

相反，英國大使認為滿清最大的努力，就是愚昧本國民眾。民眾被愚弄成冷血自私的文盲，不但沒有文化且道德素質低下。

他們除了對朝廷隨聲附和以外，只是顧及自己的生計，其餘一切不關心。

滿清只需要這種人民，因為不會叛亂，不會惹麻煩，任由官吏欺壓蹂躪。

然而，這些愚民也是滿清衰弱的根源。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軍艦從廣州殺到天津，又從天津殺回廣州，最後又到了南京。

這一路上，滿清老百姓基本對洋人入侵熟視無睹，毫不關心誰勝誰負。

他們被教育為不要管國家大事，莫談國事。

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更好了，很多中國老百姓選擇和洋人合作。英國人有一個著名的中國苦力團，給錢讓他們做後勤工作。

而地方上的中國老百姓，也給洋人提供包括後勤物資在內的各種幫助，幫著洋人打自己的政府。

至於對於所謂亂黨，無論是最早的太平軍、後來的維新派、革命黨，民眾態度都是相同的，就是比朝廷還恨他們。

比如徐錫麟刺殺了滿清官員，被判處死刑。然而，官員的親兵卻在行刑之前，對徐錫麟施以酷刑，據說砸碎了他的睪丸。

顯然，官員被殺，並不管士兵的事情，為什麼會這麼恨呢？

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現。

洋人打過來，老百姓不關心，甚至合作，那是因為洋人很強大，老百姓不敢招惹。

相反，亂黨的實力弱小，又是朝廷宣傳的破壞國家的人。

愚民第一害怕國家的變革，他們不知道變革以後國家可能會成為什麼樣子，寧可做太平犬，至少有口飯吃。他們畏懼革命黨、維新派變革以後，會讓他們連飯都吃不上；

第二欺軟怕硬，發洩心中鬱悶。

滿清的行刑都是公開的，包括血腥的凌遲。這其實是一個嘉年華，一個秀場，讓老百姓也充當殺人者的一份子，滿足了心理的嗜血，發洩鬱悶，同時不要承擔責任。

第三恐懼心理。

目睹革命黨維新派的慘狀，愚民不敢和朝廷作對。為了不被當做革命黨，愚民往往表現的比朝廷還狠，目的就是表忠心，以自保。

戊戌六君子被處死時，百姓紛紛叫好唾罵，向劊子手扔賞錢，也是順理成章的。

在當時，滿清朝廷說什麼，愚民就信什麼。

薩沙

老百姓是最天真的生物！！

戊戌六君子是中國古代的正面人物，他們為國為民之情可敬。

但是卻不被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所理解，戊戌六君子被鈍刀活活砍死，死後百姓還生啖其肉，毫無疑問這是最令人寒心的事情了。

“愚蠢的”統治者不理解我也就算了，怎麼為願意為之奉獻生命的老百姓都不理解我，還要往我的頭上扔臭雞蛋，爛菜葉？

魯迅先生目光如炬，把這件事的原因歸結為文化的落後，或者國民的劣根性。

他認為這是一種看客的文化，是冷漠，是無知。

但是，魯迅的觀點也並不一定全面，畢竟他是20世紀初期的人物，我們如今通過社會學等現代學科，可以進一步完善魯迅的觀點。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有互聯網，有手機電腦電視機，消息傳播非常得快，這大大減少了由少數人掌控一切的“信息不對稱”。

讓大家對很多事件都可以有更加全面和客觀的瞭解。

而在明清時代，老百姓哪裡有這些手段？

他們的信息來源非常單一，只能靠統治者或者權威人士來告知，而那些權威的人又是立場鮮明的，他們提供的信息是經過刻意篩選和扭曲的。

老百姓當時不喜歡戊戌六君子，是因為統治者通過種種方式讓他們誤解了戊戌六君子。

他們用一系列的罪名，比如“誤國”、“惑眾”、“反叛”等名義來汙名化他們想汙名的人。

因為他們掌握著話語權，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普通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被他們蠱惑了。

這實際上就是信息不對稱的原因，如果讓他們直到戊戌六君子真實的動機，他們還會這樣嗎？

老百姓不是不講良心，包公為他們做主，他們就奉他為青天大老爺，海瑞廉潔，他們就為他建祠堂。

而當他們得知袁崇煥“叛國”，戊戌六君子要“叛逆”的時候，他們怎麼能不憤怒？

簡單地認為中國人從來就是有劣根性的，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這其實難免有武斷的嫌疑。

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其實都有不足之處，也有其領先之處，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是完美的。

我們在看到那些“冷漠的老百姓”的時候，也不應該忽略了中國為什麼一直到不乏袁崇煥，戊戌六君子這樣的人。

歷史怪誕說

悟空問答，有問有答，且聽大獅白話幾句。

戊戌六君子被斬殺菜市口，為何百姓不予同情，反拍手叫好，甚至於向負責行刑的劊子手扔賞錢呢？
說到底，都是愚民思想作祟。

殺頭這種事情對於一個愚昧的草民來說只當看了一場熱鬧，至於殺誰他們一概不管，總之不是殺自己或殺自己的親人，他們一概漠不關心，反倒因為離得遠看的不真切而煩惱。

向劊子手扔錢，這是明清兩朝歷來的傳統，在斬首或凌遲某某犯人之前，官府會提前貼出告示，寫明某某日某某時在某某地點正法某某人，凡是聽到消息的百姓會提前找有利地形，以便於可以近身觀看血腥的畫面，而後品頭論足，事後到處炫耀吹噓。有些人會將提前佔據的有利地形賣給有錢人，從中賺取一定好處。

行刑過程之中，劊子手故意慢悠悠行刑，為的就是討賞錢。為了讓劊子手快點動手，有錢人便投擲錢財，劊子手見錢之後，才開始動手。

殺的好，一刀而過，有人接著賞。殺的不好，一刀沒死，則叫“倒好”。

若是凌遲，劊子手則得賞錢更多，那些被割下來的碎肉會當場售賣，購買者拿回家中，用瓦片焐幹，據稱磨成粉後可治爛瘡或瘧疾。

在愚民眼裡，才不管你是什麼君子不君子，他們看得是熱鬧，只管殺的好不好看，夠不夠過癮。至於圖強，至於變法，至於維新，這對老百姓來說是陌生的，是令他們恐懼的名詞。不安生過日子，反倒攛掇皇帝幹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活該你挨刀。對於老百姓來說，這些人是該死的。百姓只管今天的豆汁濃不濃、今天的滷煮味兒好不好，三頓飯轍還有沒有著落，大清國如何變，他們管不著，想管也不夠格。

有人或許要如魯迅先生一樣唾罵這些大清國的子民，其實這也怨不得他們，大清對他們怎麼，他們也就對大清怎麼。大清國也不草民的國，就如茶館中常四爺說的那番話“我愛大清國，可特麼他不愛我啊”。

大獅

我是老威，我來回答。

這一切都是源於法家治理的三民政策：愚民、弱民、疲民。

歷代中國王朝，都是儒法並用，雜之以帝王之術，外表為儒家，提倡道德，但實際上用的都是法家，法家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君王至上，維護君王的絕對權威。

那要如何維護這個權威呢？法家提出了所謂的“三民主義“：愚民、弱民、賤民

愚民

商鞅就曾經提出：

意思就是，如果政策是老百姓所厭惡的，那麼人民就會變弱；如果政策是老百姓所喜歡的，那麼人民就會變強。人民弱則國強，國強則人民弱。

所以，法家思想，在集大成者韓非子那裡就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上尊不侵，法為專制。

在政治上施行種種法術，管控官吏，而在民間，則施行“三民主義”。

對於愚民，法家是這樣做的：

這是商鞅的觀點，他就認為要讓人民愚鈍，沒有興趣去搞學問，人民就會專心務農。

在韓非子的《五蠹》篇中則是這樣說的：

意思就是如果老百姓都談論法治，都讀了商鞅和管仲的法學之書，那麼那些種地的農民就會天天談論法制，而沒人去種地了。

就是說如果人人都喜歡討論軍事嗎，家裡都藏了孫子吳起的兵法，那家家都會談論兵事，那麼當兵打仗的人就會少了。

因此，當君王的要燒書，要使人民愚昧，人民越愚昧那麼社會就越好控制。除了農學、醫學書，連法家自己的書都要燒掉，不讓老百姓讀。這些書只留給君王和大臣去讀。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言論自由，而是文字獄，文字獄從秦始皇開始就有了，如“焚書坑儒”，到了清代做的最絕，一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句就要人的命，同時官方編修書籍，如明朝的《永樂大典》和清朝的《四庫全書》都是閹割了文化，把各類書中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留下或者修改，只保留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

由於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一直如此，到了清代末期，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殺的時候，滿城有幾個是明白人呢？

弱民

在韓非子的《說疑》篇中，曾這樣說：

也就是說，韓非子認為禁止民間的奸佞的方法，最好是能夠消除人民作奸犯科的心，其次是禁止言論，最次是禁止其行為。

如漢武帝時期就有腹誹之罪，意思就是說我認為你雖然嘴巴上沒罵我，但是你心裡在罵我。

就是說，父母都有算計自己孩子的心，更何況是君王和官吏呢?人民只服從於權勢而不服從於仁義，所以君王要有權勢，要使人民服從於君王的權勢。韓非子又進一步提出：

就是用法術來遏制取代人性，用懂法術的官員當人民的老師。

這就使得千年以來，人民逐漸地服從於權威而不是一些基本的道德，當他們看到戊戌六君子被砍頭的時候，他們看到的不是血淋淋的人頭，而是覺得非常爽，覺得朝廷的權威非常大。覺得這些人是吃了熊心豹子膽，敢挑戰朝廷的權威？

賤民

商鞅就認為：

就是說，如果民眾有榮譽感，就會鄙視當官的。所以要讓民眾覺得自己豬狗不如，這樣他們才會尊重官員，尊重朝廷，尊重君王。

商鞅又進一步提出：

意思就是如果百姓富裕了，就不會在意朝廷給的賞賜。只有讓民眾覺得自己很卑微，民眾才會在意官府賞賜的爵位，民眾都變得很貧弱，才會尊重官員，都很貧窮，才會在意朝廷給的賞賜。

所以，千年以來民眾一直被當做賤民來對待，被教育，到了戊戌六君子被殺的時候，他們毫不在意這些人做了什麼，他們只在意官方的權威，只覺得官方是對的。

總結

正是因為法家這個萬般邪惡的思想在秦代開始就逐漸成為了歷朝歷代的統治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打磨，最終把我們整個民族變成了一個充滿了愚民、弱民和賤民的社會，而在戊戌六君子的時代，這個局面沒有被打破，所以當時的民眾只相信朝廷，不看這些人做的對不對，只是覺得把他們殺頭看著很爽。

所以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時候是老百姓幫他們搞後勤，當帶路黨了。因為這種思想的治理下，民眾只服從於權威，你大清被八國聯軍打跑了，八國聯軍就是權威，民眾沒有榮譽感，不覺得自己是大清的子民就很榮耀，沒有這種榮譽感自然人家來了就當做來了新的主子而已。

正因為法家這種思想長期“教育“民眾，使這些觀念的根深蒂固，造成了百姓看到戊戌六君子被殺而紛紛叫好甚至向劊子手扔賞錢的行為，就不難理解了。

老威觀史

原因很簡單，因為老百姓對康黨的態度，一是恨，二是不熟跟著瞎起鬨而已

“康黨”是當時頑固派給予維新派的蔑稱，由於思想作為上的分歧，頑固派對於維新派的態度很差，而維新派一不討好頑固派，二不結交中立派，三不團結底層百姓，只靠著自己的一腔熱血來做事，才導致了轟轟烈烈地維新變法才一百天就夭折了。

至於為什麼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場被殺，這本來是一件痛心的事，可當時在場的民眾無一不叫好，甚至還有人給賞錢劊子手，認為六君子死得好呢？

我們來看看維新變法中，維新派得罪了多少人

除了頑固派之外，維新派得罪的人極多，變法的條例中有不少是急於改造民生，想著在外表上和列強比肩，至少門面功夫要做好。像“整頓街道”條文，下令禁止在前門大街設攤貿易，把北京城所有攤販趕到西河沿，連正常做生意的店鋪都不許掛招牌，違者打屁股。

要知道我國目前也在致力於清理城市儀容，也有過驅逐商販的行動，結果呢？城管和商販水火不容，輕的就毀壞公物，重的還出過人命案子。整頓城市不是不能做，但這需要時間，可維新派不切實際，想著把歐洲近百年、日本近三十年才成功的變法，最好是今天早上下令，晚上就完成的速度完成。

如此急躁的做法自然容易引起衝突，雖然在皇帝的支持下，商販們不會明目張膽地說話，但對於“康黨”是絕對不會有好印象的。

正如一個典吏所說：“妙峰山四月十八凍死百餘人，其兆甚兇。皇帝前年信用康有為，無故地要變法，我們的鐵桶江山都要叫他搞壞了”，而和康梁走得比較近的張蔭桓被捕，遊街時百姓大喊：“看大奸臣”。僅僅是和康有為走得比較近的人，都被百姓打入“奸臣”一派，何況是六君子。

其實六君子中，康廣仁是最冤的了，他沒有做官，也沒有插手變法事務，僅僅因為是康有為的弟弟而被殺，但即使這樣，民眾對其也毫無同情之心，把六君子斥為“亂臣賊子”，還有傳“康有為進紅丸毒害皇帝”的張冠李戴謠言，可見當時民智未開，接受不到新思想。

康梁等人也看不起底層勢力，他們認為國家的強盛和這些販夫走卒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沒爭取過民眾的力量，而是大力發展歐式教育，和傳教士在一起討論變法，完全排除了那些“微如螻蟻”，其威力卻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勢的“賤民”。

所以康梁等人雖然是為了國家富強而嘔心瀝血，可脫離了民眾，急於求成，最終導致民心盡失，幾乎沒有一個百姓認可維新變法，而是把他們當成是賣國求榮的狗賊，甚至在八國聯軍入京之時還流傳著“康有為帶兵報仇”的謠言。

作者/一貳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後亂編，喜歡點贊！

一貳一橙

所謂戊戌六君子，即：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以及康廣仁。當他們被處死時，為什麼老百姓紛紛叫好唾罵呢？

第一，清末的百姓比較愚昧。

明朝實施八股取士，民間百姓的思想逐漸被禁錮，到滿清統治中國時，不僅繼續前朝的八股取士，而且實行愚民政策，大興文字獄以摧殘人們的精神思想，人們所能接觸到的無非就是四書五經上的內容，並且也只能相信四書五經上的內容，所以清朝的百姓自然就變得比較愚昧，有此做法不足為奇。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可以分為三種：先知先覺者、後覺者、不知不覺者。

戊戌六君子勉強屬於先知先覺者，而清末愚昧無知的百姓則屬於不知不覺者，如魯迅先生所言：先覺的人，歷來總被陰險的小人，昏庸的群眾迫壓排擠傾陷放逐殺戮！

第二，受清政府的公信力的影響。

歷朝歷代的君王，都宣傳君權神授，古人敬畏神明，因而就把對神明的敬畏之心轉移到對皇帝的敬畏上（皇帝宣傳上天之子）。加之清朝的百姓都很愚昧，於是就造成了一種結果：政府說什麼，百姓就信什麼！

清政府說戊戌六君子是亂臣，說他們要叛亂造反，要讓山河動盪，百姓信了！他們下意識就認為戊戌六君子是壞人，所以政府處死壞人，百姓紛紛叫好唾罵，並向處死壞人的劊子手扔賞錢，自然也是極為正常的事情。

第三，老百姓的消息閉塞。

簡單來說，就是當時的老百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戊戌變法具有很大的侷限性，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隻侷限於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自然，下層的老百姓也能從小道消息得到一些情況，但卻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

戊戌變法本來是件好事，可惜，因為宣傳不到位，百姓不知道、不認可，最終就出現了老百姓對戊戌變法喊打喊殺的局面。

第四，戊戌變法損害了百姓的利益。

老實說，即便沒有慈禧的干涉，戊戌變法也很難成功。實際上，戊戌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下層百姓的利益，例如，維新派人士提出要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被裁掉的官員大部分是底層官員，後者因戊戌變法而被裁掉，自然就不認可戊戌變法。

再加上基層的官員和百姓比較貼近，受下崗的基層官員影響，百姓也是反對變法的。

另外，戊戌變法太急躁了。

在短短的103天中居然頒佈300多道諭旨，平均每天三道，百姓不知所從，困擾愈盛。

最關鍵的是，戊戌變法中出現了許多極度不合理的措施，例如：禁止百姓在前門大街設攤貿易，將所有攤販趕到東西兩河沿岸；禁止店鋪懸掛幌子，違者受重罰！還有那些“除去矇蔽陋習”的措施，一下子要求人們改掉舊有的社會風氣和人民群眾的習俗。

這些都觸犯了老百姓的利益，因而百姓對主持變法的戊戌六君子充滿了憤恨，如今看到他們即將被處死，叫好唾罵也就不難理解。

金兔歷史

“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

這是魯迅先生對國人國民性的深刻總結。讀魯迅先生關於國民性的剖析，就能理解戊戌六君子被處死時的遭遇。六君子周圍不過是些看客，他們向劊子手扔賞錢，不過是“為了取樂和滿足看殺頭的快感”。

一、群眾的反應從側面證明了戊戌變法無法成功

戊戌變法僅僅持續了一百天，就以失敗告終。變法的措施幾乎沒有一條得到落實。

我們在談到戊戌變法的失敗時，常常會說頑固力量太過於強大，而這個頑固力量一般就是以慈禧為首的守舊力量。

實際上圍觀群眾拍手叫好這種現象，可悲的證明，這個頑固力量並不僅僅是慈禧那幫人，幾乎可以囊括絕大多數國民。

這場變法，除了康、梁極少數人，幾乎沒有人支持，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反對，因為那時候的國人都認定一條，“祖宗之法不可變”。

一場沒有支持者的變法，註定了其必然失敗的結局。

二、麻木、不覺醒的國民

戊戌變法之後沒幾年爆發了日俄戰爭，國人有幫助俄國人打日本人的。

魯迅先生在仙台學醫時，看到了一部紀錄片。片子裡展示日軍抓住了一個為俄軍送情報的國人，日軍在街上砍了他，圍觀的國人發出一片笑聲。

魯迅先生看到這一幕，心被深深刺痛了，此後他就決定棄醫學文，給國民的精神做手術。

戊戌六君子被處死的這一幕，在小說《藥》中可以看到同樣的場景。

被殺的其實是想拯救周圍的看客，然而看客只是在賞鑑，為了賞鑑，甚至給劊子手打賞。

譚嗣同希望能用自己的鮮血來拯救這些麻木的看客，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然而他的鮮血絲毫未能觸動麻木的看客，他成了無意義的示眾材料而被看客賞鑑。

三、兩千多年專制統治下的奴性

魯迅先生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歸結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坐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

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提供了培育奴性的歷史土壤。明清兩代，這種專制達到了歷史的巔峰。

面對強權壓迫，群眾並沒有向強權復仇的能力和願望。他們只能在刑場上向即將死去的人發洩，尋求心理補償。

魯迅先生說過：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

看客愚昧、沒有是非之心，他們會認為戊戌六君子只是罪有應得，而自己卻是倖免者。這些看客中更不缺乏因變法而利益受損的人。

戊戌變法過去一百多年了，這種奴性依然時不時會暴露出來。比如一個女孩子被侵害，有些人不去指責罪犯，反而指責受害人衣著不當。比如對專制君主吹捧的影視大行其道。比如企業裡要求員工感恩。

要破除群眾的愚昧和是非不分，依然任重而道遠。

迷蝶夢文史社

不只是清朝如此。

比如柏林牆吧，東邊號稱 民主典範，西邊稱為 自由之地。實際上，由東向西逃跑的人不計其數，他們絞盡腦汁，甚至不惜丟掉性命，為什麼？有一個記者採訪逃脫的人：

這邊工作不好嗎？

好。

這邊吃的不好嗎？

好。

這邊住的不好嗎？

好。

那還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逃跑？

因為那邊能說 不好。

能理解嗎？

看處死戊戌六君子的、叫好的人，麻木，恐懼。

烏拉貝勒

要知道變法的過程就明白了，光緒一天能下十二道聖旨變法，有時睡著、睡著，忽然醒來靈光一閃，半夜爬起來擬聖旨，恨不得馬上變法成為超級強國，真不知道下面官員怎麼執行。變法不僅有守舊派的反對，支持變法的百姓更極少有。

那位跑路的人才康有為，為了變法，勸皇帝“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真是人才中的人才。

變法的方式有問題，先試點，讓大家看到地方富裕變化，然後推廣起來就容易多了。試點失敗，就不能盲目推廣，還可以修復挽救。全國直接變法，朝令夕改，失去公信力，搞得上下怨聲一片。變則通，對國外成功的經驗推廣，光緒自以為是，過於激進。六君子嚴重搞教條主義。

百日維新很失敗，失敗就要付出代價！不把百姓當人，以慈禧為首的官員們吃肉，卻不許百姓喝湯。大清又不是百姓的大清，百姓怎麼是人。更不用提支持變法，能吃飽就不錯了，哪裡有什麼叫思想的東西。

五道槓勞模

我們無法穿越時空進入到清朝看看，體會當時老百姓的苦難。但是看看遺留下來的老照片，看看那些穿戴是破衣爛衫，看看精神面貌是麻木落後和猥瑣，可見當時的社會狀況是多麼的糟糕，即使當官的也不能讓人耳目一新。麻木久了不覺得痛，落後久了不覺得飢寒，被矇蔽久了是不知道什麼是新世界新文化的。當戊戌六君子要搞社會變革的時候沒有力量進行宣傳理想社會和新文化，慈禧和一幫老頑固在虎視眈眈，宣傳不到位不能喚醒民眾的覺醒，也不能贏得老百姓的普遍支持，所以維新派被頑固派輕輕就絞殺了。魯迅原本是去日本學醫的，但是當他看到老百姓起鬨看殺人的，他的思想轉變了，魯迅覺得拯救肉體遠不如拯救思想拯救靈魂效果好，肉體再好思想不轉變也是行屍走肉，只有思想轉變了這個民族才有希望社會才有希望，所以魯迅成為了語言的大師思想的大師和民族的脊樑。再把歷史向前看，看戊戌六君子的遭遇，看爛菜葉髒東西扔向他們的時候，就不難理解一個民族被統治者矇蔽多時的愚昧，也不難理解閉關鎖國政策給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一個國家是不可以把命運寄託在某一個大救星身上的，要寄託的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可靠的社會制度，這個制度是建立在社會是人人建立的，人人都有國家的治理權和發言權，要用民眾的言語權來監督公權，只有這樣這個國家才不會跑偏，才會持久的興旺，老百姓才會持久的享受和平和幸福。

關鍵字: 歷史 滿清 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