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因比是世界知名的文明史專家，《歷史研究》說盡了世界文明的興衰。然而，在很多學者看來，湯因比最好的著作是他在三十三歲出版的《文明的接觸：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雖然這本書沒有後來《歷史研究》那樣對文明的興衰成敗作細緻的解釋，但是在這本並不是很系統的著作中，我們能夠看到“文明史”的胚胎，尤其是從現實問題進行文明史透視的魅力，由此，這本書具有了方法論意義的創造性。

相比於《歷史研究》，《文明的接觸》更具有可讀性，當時的湯因比並不是以專業歷史學家的身份去寫這本書，而是學者和記者，甚至政治情報官員三方身份的疊加，在一個具有古典歷史積澱的記者眼中的希臘和土耳其的戰爭就具有了文明的含義。

不受歡迎的預言

一戰結束之後，奧斯曼帝國陷入了空前的危機，《色佛爾條約》基本讓奧斯曼帝國回到了亞洲，而希臘軍隊在士麥那登陸不僅引發了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戰爭，而且還是三種不同文明的博弈，希臘代表了近東文明，而土耳其則是中東文明中唯一可以在現代性衝擊之下重組為大國的國家，這兩種文明都受到強勢的西方文明的衝擊。湯因比在從巴爾幹半島到安納托利亞地區八九個月的實地調查後，認為希臘將在這場戰爭中自我耗竭。這本書惹惱了希臘人，因為湯因比是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科拉伊斯講座教授，而這一講座教授是希臘人資助的。這本書出版之後，湯因比丟掉了這份教授的職位。

湯因比不僅僅是古典歷史的研究者，也一直從事政治分析，一戰期間他為政府提供關於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情報，在失去希臘史講座教授的職位之後，他為英國皇家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也是倫敦大學的國際關係講座教授。正是將歷史學的修養與現實問題的關照成就了湯因比，在他眼中，歷史的時空可以移位，甚至疊加。

1914年一戰爆發時，湯因比正在向巴里奧學院的本科生解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湯因比認為，“無論年代是多麼不同，從哲學意義上說，事實證明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具有同時代性。而如果希臘羅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關係如此，我們已知的所有文明之間的關係難道不都是如此嗎？”現實是不同歷史時代或者精神的沉澱，而湯因比恰恰具備瞭解析現實的歷史沉澱，當人們在關注希臘和土耳其戰爭勝敗的時候，湯因比看到的卻是近東問題的“文明結構”。

湯因比對”近東“的定義是，安納托利亞和君士坦丁堡的古代希臘或希臘-羅馬文明廢墟之上，與西方文明同時成長起來的文明。近東文明算是希臘羅馬帝國的遺產，而近東和中東的分界線也是在安納托利亞地區。希臘和土耳其的戰爭被認為是英國和法國在這一地區的代理人戰爭，湯因比批評西方政治家的不負責任的做法，給了希臘人以“決戰決勝”的假象，同時希臘人也製造了自己是古代希臘人後裔的假象。

“希臘已經因在西方人感情中佔據特別地位而獲益良多。考慮到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特殊地位，要求希臘放棄一些不相稱的特權可能是公道的。希臘和土耳其處於一種惡性關係中：每一方都堅持要對方讓步、讓自己從中獲益。很顯然，以西方政治家的才幹，不可能對此放任不理。”

湯因比認為，“希臘在安納托利亞戰役的失敗，遠不只是具有地方性和暫時性意義的事件。它標誌著延續200年之久的潮流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方大眾已經習慣了奧斯曼帝國的衰落，理所當然認為這個過程會持續下去，直到土耳其人的國家從地圖上消失。”很少人能夠如此清醒，“東方問題”在奧斯曼帝國開始衰敗就成為歐洲強國面臨的問題，如何處置奧斯曼帝國龐大的領土，一直困擾歐洲列強，長期以來，西方人對土耳其的認知是妖魔化的，這其中不乏15-17世紀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征服帶來的恐懼感以及復仇的意念。

一戰之後，奧斯曼帝國崩潰，西方政治家也樂見這個老大帝國的消失，但是湯因比卻看到了土耳其復興的希望：“丟掉阿拉伯省份和魯米利亞，反倒使其最終能將力量集中到本土上來。雖說西方民族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個世紀來不斷削弱土耳其的力量，但只是在近東發揮了作用。不過現在，這種影響在土耳其本土人民那裡發酵了，開始喚醒他們潛在的能量。” 安納托利亞地區成為土耳其的核心區域，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猶如扒洋蔥一樣，而希臘則參與了這一進程，伴隨的就是一場血腥的戰爭。

《 文明的接觸——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 》

從安納托利亞解釋文明的互動

湯因比說，“人類地理學的真正本質，是文化。本書稱之為文明。”湯因比最具穿透力的分析莫過於“安納托利亞背景”的分析。也正是對安納托利亞的分析種下了他建構文明史的種子。

“安納托利亞曾是近東文明的搖籃，是現代希臘民族的誕生地，是中世紀希臘國家的支柱。一種新的文化從這個源泉流出，影響了保加利亞人、南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烏克蘭人和俄國人，以及高加索的各民族。”安納托利亞是文明交流的橋樑，不同的人種、文化、宗教在這裡經過，包括13世紀蒙古人的曇花一現。

湯因比提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突厥化，是不是這一地區的人們就是突厥人呢？這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文明是如何交流的？形成一種文明，依靠的是人與人之間深度的溝通和交流，最終形成認同。

湯因比認為，“古代希臘世界與古代東方社會的接觸始於表面的商業征服、戰爭征服和行政征服，終結於宗教體驗的融合。更進一步，在第一波由統治性的強權進行外部征服時，宗教融合是一個社會對另一個社會最徹底最深度的征服。”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文明形態幾經變化，最終的突厥化，並不是說突厥人征服甚至滅絕了當地人，而是當地人的“改宗”。當突厥人到來的時候，當地的東正教徒已經厭惡了既有的文明，或者說文明已經衰亡，而伊斯蘭教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和體驗。因此，安納托利亞的突厥人相當程度上是突厥化的東正教徒。在湯因比看來，希臘和土耳其人的相似性要遠遠大於差異性。

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希臘人也是統治階層的一員，而突厥人已經很少還有遊牧的因素。“一項對於奧斯曼人歷史的公正研究確實指出，到17世紀後半葉，他們的世俗制度很大程度上還受到了遊牧祖先的制約。但研究同樣有力地解釋了，自蘇丹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以來，他們社會生活和政治中的遊牧痕跡已經消失了。”

為什麼希臘人和土耳其人會刀兵相見呢？西方文明，確切地說是民族主義思潮讓安納托利亞層疊交錯的文明面臨著考驗，一定要分出我者與他者，而且是對抗性的。“希臘人假想了一種自己不具備的特性，假裝是古希臘社會的子孫，在殘酷的蠻族征服事件所造成的逆境中斷後，重新與失散已久的西方兄弟相聚。”希臘在19世紀30年代開始了獨立建國，是近東文明中比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國家，也因如此，希臘人認定自己與土耳其人是不一樣的，或者說是優越於土耳其人。

民族主義的原則很簡單，但是也很殘酷，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而“文明永遠是要把四面八方新鮮的人口力量納入他們的視野。”帝國，本身也代表著一種文明。在希臘和土耳其基於民族主義建立國家的時候面臨著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人口混雜居住，沒有辦法在同一空間聚集同一民族，怎麼才能做到呢？人口交換！在1914年的時候，希臘和土耳其達成了類似的協議進行人口交換。一戰之後，雙方的戰爭，尤其是希臘登陸士麥那，打破了和平交換的前景。滅絕性戰爭給雙方帶來了災難，湯因比認為，無論希臘還是土耳其都沒有能力駕馭民族主義這一西方文明的建國方式，與民族主義相伴的民主制度更是如此，缺少國家權力的框架，政府的決策被激情左右。

對於戰爭的前景，湯因比認為，希臘耗不起，土耳其回撤到安納托利亞地區，而希臘在安納托利亞的入侵已經超出了邊界，希臘代表著一種海洋文明，但是在安納托利亞的戰爭中，海洋文明沒有優勢。最終的結果就是，雙方能量耗盡而停戰。在戰爭正酣的時候，湯因比預見到了未來，同時他也提到了“文明的衝突是可怕的”，這也算是後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先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