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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魯迅先生在他的《人話》一文中，曾講過一個段子：

“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嘆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麼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柿餅來！’”

先生講這樣的段子，當然不是要嘲笑貧苦農婦，而是為了討論文學階級性問題。確實，皇后有皇后的“文學”，農婦有農婦的“文學”。“貧窮限制想象力”，社會地位、精神境界也限制人的想象力。對一位農婦來說，她所能想象的最好生活，也無非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吃柿餅。

前兩天，有網友讓我談談電影《錢學森》（2012年上映），我又想起了這個故事。

簡單點說，這也是一部“皇后天天吃柿餅”的電影——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主創人員的精神境界距錢學森太遠了，他們既無法理解也無法想象錢學森的精神境界，自然也就談不上在銀幕上“生動再現”了。

二

中國自八十年代以降，在主流文化精英心目中，西方，尤其是美國，被默認為是一種浪漫烏托邦一樣的理想世界。由此出發，一個知識分子如果能夠“放棄西方優渥的生活，回來報效祖國”，就被認為是人生至境，不可能有比這更大的付出了。

電影《錢學森》正是從錢學森離美返華展開敘事的，由於一開始就是“高潮”，所以此後的情節就只能平鋪直述，味同嚼蠟。影片給人的印象是，在美國的生活（儘管也表現了錢學森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是美好、溫馨的，回國後的生活則是肅殺、清冷的。

奉獻固然可貴，但代價未免過高。錢學森的選擇，似乎不是一種令人嚮往的幸福與激情，而是某種令人惋惜的犧牲與放棄，他是值得尊敬的，但並不是好的人生楷模。

主創人員（我之所以不使用“導演”，是因為一部影片最後是什麼樣並不是導演一個人可以決定的，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自己的“發現”津津樂道，到了最後，還要讓耄耋之年的錢學森和夫人蔣英討論當初回國是不是遺憾的問題，這就把錢學森想象得太低了。

三

對錢學森而言，真實情況當然不是這樣。在他看來，在美國求學和任教，只是人生的序幕和準備階段，回國才是精彩人生的開始。錢學森從出國的第一天就準備回國，只是民國的腐敗和顢頇不能為他提供報國的機會罷了。現在，新中國成立了，百年以來終於有機會開始大規模和平建設了，此時不歸，更待何時？

回國是幸運的，留在海外袖手旁觀才是令人沮喪的，回國不僅是為了奉獻，也是為了追求幸福和充滿激情的生活——這才是五十年代包括錢學森在內大批知識分子從海外歸來的真實原因。 由於主創人員不能理解“新中國是一種巨大幸福”這一事實，所以錢學森的回國動機也變得含混不清了。

在《錢學森》中還有這樣一段情節：1947年，錢學森回上海迎娶蔣英。此時的中國，由於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而正在遭受巨大痛苦，但影片居然沒有一個鏡頭對蔣管區的黑暗有哪怕驚鴻一瞥的表現，觀眾看到的是一個高雅、溫馨、繁榮的“民國”——既然如此，民國為什麼會失敗呢？錢學森為什麼又會拋棄民國，擁抱新中國呢？

四

《錢學森》把錢學森定位為一個“愛國科學家”，這當然不能算錯誤，但遠不是錢學森精神境界的全貌。 八十年代之後，逐漸擺脫了具體科研工作的錢學森，開始思考一些更為深刻、宏大的問題，事實上，他已經成長為一位有著深厚科學素養的、今天仍然被低估的思想巨人。

九十年代初，錢學森在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楠森、張光武、王東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錢學敏的談話中，就非常憂慮地指出：“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針對當時甚囂塵上的“接軌”、“轉軌”聲音，錢學森非常有針對性地說：“不能按照他們的路數來。他們的路數是要讓資本主義永遠興盛下去，而我們要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一定要戰勝資本主義。我們有這個信心，因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發展主義極為強勢，認為只要有了錢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的背景下，錢學森從系統論的角度多次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設的問題。 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錢學森懷著深厚的歷史責任感給中央寫信，提出不要只提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還要提政治文明建設，即變“兩個文明建設”為“三個文明建設”。

1988年，錢學森等在當年九月號的《求是》雜誌上發表題為《建立社會意識形態的科學體系》的文章，指出：“文明有三個方面：經濟的社會形態表現為物質文明，政治的社會形態表現為政治文明（又稱民主與法制），意識的社會形態表現為精神文明。” 一年以後，錢學森再次發表文章，提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要抓住本質、核心的東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 是人民當家作主, 真正享有各項公民權,享有管理國家和企事業的權力。現階段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 必須著眼於實效, 著眼於調動基層和群眾的積極性, 要從辦得到的事情做起, 致力於基本制度的完善。”

錢學森的這段論述，與毛主席1960年提出的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9頁）顯然一脈相承，並受到後者的深刻影響。

錢學森當年關於政治文明的論述與呼籲，可謂空谷足音，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今天來看，則極富前瞻性——在西方民主制度漸失光環，世界亟需“中國方案”的背景下，如果中國從八十年代就重視政治文明建設，則今天在世界上將處於何等主動的地位啊！

要求一部傳記電影鉅細靡遺地反映主人公一生的全部事蹟，當然是不現實的，但影片對錢學森晚年如此重要的思想與貢獻隻字不提，也只能說是一種巨大的缺憾吧？

五

最後順便說一下演員的表演。 扮演錢學森的陳坤是一個優秀演員，但氣質過於高冷。錢學森的形象，一望而知就是充滿智慧，但和氣、文雅、內斂，雙目含笑，而陳坤的眼睛裡卻有他標誌性的桀驁、戾氣與涼薄，難以讓觀眾感受到錢學森的親切。

另外，讓以扮演“皇阿瑪”著稱的張鐵林扮演毛主席，也破壞了影片的厚重與嚴肅性，“皇阿瑪”一出場，影院裡就會發出笑聲。中國電影在事關共和國榮譽的領袖形象塑造上，看來走上了一條越來越隨意的道路，這真不是一個好現象。

影片真正感人的是最後一小段真實影像：錢學森遺體告別儀式上，蔣英被攙扶到錢老的遺體前，輕輕地呼喚他，把臉貼到他臉上，這是無限傷感的最後訣別，看到這一幕，我直接就掉下了眼淚。

（本文參考了鞏獻田教授對錢學森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