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耳熟能詳的悠揚歌聲在中國大地上飄揚了半個多世紀，歌曲的演唱者、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從舊西藏農奴的女兒，到新中國第一代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忘不了祖國和黨對她的培養，忘不了人民群眾對她的熱愛。從《翻身農奴把歌唱》《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到《唱支山歌給黨聽》《北京的金山上》，再到《再唱山歌給黨聽》，60多年來，才旦卓瑪用她優揚婉轉的歌聲抒發著對黨、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西藏這片熱土的無限眷戀之情。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記者專訪了這位人民藝術家，和她一起重溫那段燃情歲月，聆聽她心中的那首歌，深切感受她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那份深沉的熱愛。
記者：民主改革前，您的生活是怎樣的？身邊的農奴過著怎樣的日子？
才旦卓瑪：我是農奴的女兒，和西藏其他農奴一樣，沒有人身自由，還會隨時遭受農奴主的打罵，也不可能有讀書的機會，所以也沒有文化。可以說，那時候的西藏人民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
記者：聽說西藏和平解放，解放軍到了您的家鄉，對您走上藝術道路產生了很大影響，您能具體講一下嗎？
才旦卓瑪：我從小就愛唱歌。小時侯給農奴主放羊，經常和身邊的人一起唱歌。不過那時候唱的都是西藏的民歌。1956年，解放軍十八軍有個文工團來到我的家鄉，就住在我家附近。他們每天唱歌跳舞，非常熱鬧，我沒事就喜歡跑到他們那裡去看，覺得他們唱的歌真好聽。他們就問我：“想唱歌跳舞嗎？”然後我就和他們一起唱歌跳舞。後來組織把我們送到西藏公學院（現西藏民族大學）學習漢語和文化知識。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辦少數民族聲樂班，組織又推薦我去了上海，所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帶領我走上了藝術的道路。
記者：1964年，您在北京參加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後來被毛主席、周總理親切接見，能給我們講講當時的具體情況和您當時的心情嗎？
才旦卓瑪：我能參加《東方紅》的演出，也是很碰巧的事。聽說當時周總理指示，《東方紅》演出少數民族角色要從少數民族演員裡尋找。劇組聽說上海音樂學院那時招收了一批少數民族學員，就找上門來了。當時我正感冒，扁桃體發炎，正準備住院做手術。聽說這事後我很想去，就和醫生協商了一下，決定回來後再做手術。於是就去了北京。我在裡面唱的是《百萬農奴站起來》這個大場景中的《毛主席的光輝》，還有幾首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牧歌。《東方紅》整個節目非常具有感染力，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光在國內，在國際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演出後的一天，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東方紅》演出的全體演職人員。我坐在毛主席和朱德委員長中間，周總理看見了我，就跟毛主席說：“主席，這個唱《百萬農奴站起來》的，就是她。”毛主席一看，就跟我握手。當時我握著毛主席的手，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像我這樣一個農奴的孩子能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受到全國人民的喜愛，我是做夢也沒想到的，這都是黨和人民給我的，我會一生跟黨走。
記者：您演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家喻戶曉，聽說最初唱這首歌時，你的漢語還說得不好，您當時為什麼選擇唱這首歌？
才旦卓瑪：1963年，全國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人們從雷鋒的日記中找到《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上海作曲家朱踐耳為這首詩譜了曲。當時的首唱並不是我，是和朱踐耳同屬於上海歌劇院的一位歌唱家任桂珍老師演唱的，她唱的是鋼琴伴奏版的。一天中午，我在上海音樂學院食堂吃飯時聽到廣播裡放的這首歌，當時心裡一下就觸動了，覺得自己想對黨說的話都寫進這首歌的歌詞裡了，非常感動。後來我就跟我的老師王品素說，我想唱《唱支山歌給黨聽》。因為我當時的漢語還不是很好，很多字咬字不清，老師就問我行不行啊？我說我非常喜歡這首歌，這首歌的歌詞就是我想要對黨講的話，特別是“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有了黨的號召、帶領，我們才能翻身得解放。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唱這首歌，表達我對黨的感情。於是老師和同學們就幫我練漢語發音，我自己也特別積極。後來院系裡有半月一次的彙報演出，老師就讓我唱這首歌。我唱了之後，老師說行，唱出了很深的感情。後來又專門請來作曲老師朱踐耳，朱踐耳老師也被我的演唱感動了。他告訴我，要將一首歌唱好，首先要感動自己，然後才能感動觀眾。這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心，我一定要把這首歌唱好，把心裡對黨的感激之情唱出來。朱踐耳老師重新寫了這首歌的伴奏，並推送到一個月後舉辦的“上海之春音樂節”上，自此，這首歌才開始唱遍大江南北。
記者：2009年，您在藏曆新年電視聯歡晚會上演唱了《再唱山歌給黨聽》，您唱這首歌與唱《唱支山歌給黨聽》感受有何不一樣？
才旦卓瑪：那年，西藏電視臺為籌備新年藏曆晚會，特意邀請興元、巴次和美朗多吉重新創作了《再唱山歌給黨聽》，歌裡不但表達了西藏人民對黨對祖國的深情，更表達出了新時代西藏人民在黨的帶領下、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邁步奔小康的決心和激情，我覺得寫得很好。唱《再唱山歌給黨聽》，心情更加激動，對黨、對祖國的熱愛更加深了。
記者：1974年起，您先後擔任了西藏自治區文化局副局長、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等領導職務，在您看來，新中國成立70年來，西藏的文化事業發生了哪些變化？
才旦卓瑪：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各項事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化也是一樣。黨和政府很尊重我們民族的文化特色，注重發展西藏的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發展得很快。一些傳統的文藝形式，無論是古老的格薩爾史詩，還是藏戲，又或者是豐富多彩的民族歌曲，西藏不同風格的民間藝術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傳承。同時，在黨和祖國的培養下，各種文藝人才輩出，看到西藏文藝發展後繼有人，我感到很欣慰。
記者：您今年已經82歲高齡了，為黨和人民歌唱了60多年，家鄉的人民非常期盼能再次聆聽您的歌聲，您什麼時候能在西藏的舞臺上再次演唱？
才旦卓瑪：當年周總理接見我們《東主紅》演職人員時，曾對我說，你是一個少數民族歌唱演員，一定要回到家鄉，為西藏人民好好服務，否則你的演唱就少了酥油糌粑味。按照周總理的要求，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堅持演唱民族特色的歌曲，因為我知道，沒有家鄉人民的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所以從18歲開始在舞臺上唱歌，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的舞臺，能給西藏人民歌唱，是我最高興的事。所以只要身體允許，我願意一輩子為黨為人民歌唱，為西藏人民歌唱，用我的歌聲來讚美新時代，讚美新西藏，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培養和支持。
記者：新中國第70個生日馬上就要到了，您有什麼對黨、對祖國和西藏各族人民說的嗎？
才旦卓瑪：衷心祝願偉大祖國更加繁榮富強，祝願各族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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