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北京城已較少見到“提籠架鳥”的景象，但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鳥市曾經佔據重要一席。
自發鳥市亂象多
在很多人記憶中，“提籠架鳥”是老北京的一景。“提籠”是指籠養鳥，主要是為了觀賞和聽音；“架鳥”是用架子來養鳥，叫“亮架”。
清朝《燕京雜記》記載：“京師人多養雀，街上閒行者有臂鷹者，有籠百舌者，又有持小竿系一小鳥使其上者，遊手無事，出入必攜。每一茶坊，定有數竿插於欄外，其鳥有值數十金者。”可見，養鳥、遛鳥這個雅好始於清朝，主要是一些有閒或有錢的人才做的事。
1949年後，“提籠架鳥”一度淡出人們的生活。直到上世紀80年代，隨著農副市場進入北京，不少老百姓呼籲開設一些“魚市”“果子市”和“花鳥市”等集市。民間自發鳥市應運而生，但很快問題便暴露出來。
1980年7月，北京市遠大中學的王金莉同學給《北京日報》來信稱，阜成門立交橋旁有一個自發鳥市每天清晨到午時，都有近千人在那裡買賣鴿鳥。由於無人組織管理，鳥市上的風氣不正，詐騙、起鬨搶鳥、打架鬥毆的事屢見不鮮。“希望市政府責成有關部門採取措施，管管鳥市。”
1980年7月26日，《北京日報》3版
接到信件後，《北京日報》記者立即前往調查。早上8點來鍾，趕鳥市的已有五六百人，熙熙攘攘，人喊鳥叫。這裡衛生很差，地面上遍佈著幹、鮮鳥屎，蒼蠅亂飛。由於沒有廁所，有的人在鳥市的堆料背後大小便。（1980年7月26日《北京日報》3版，《要管管“自發鳥市”》）
到1981年初北京共有四個鳥市，都是自發組織的。當年5月，西城區、宣武區劃定地點，分別在官園和宣武公園開辦了兩個花鳥市場。後經北京市政府批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關部門準備再開辦一些花鳥市場，同時取締自發的花鳥市。（1981年9月4日《北京日報》2版，《本市開辦兩個花鳥市場》）
1981年9月4日，《北京日報》2版
正規鳥市現益鳥
正規鳥市有人管了，但對於鳥市上待價而沽的鳥兒們，一些人卻深深擔憂。
1981年11月，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鳥類組的張嘉力專門致信《北京日報》，指出保護鳥類資源的重要性。他在北京城區的幾個鳥市上，經常看到許多根本不宜於籠養的鳥被大量捕來出售。其中很多是農林益鳥，如各種柳鶯（俗名樹串）、葦鶯（俗名葦扎子）、啄木鳥（俗名奔打木）、鴝（紅點頦，藍點頦）、黃鸝、鶇、鶲、伯勞（俗名呼不拉）等。這些益鳥中絕大多數並非鳴禽，加上生性嬌弱或食性單一，一經囚入籠中，三五日內便容易死亡。
張嘉力建議，對於適於籠養的傳統鳴禽同時又是食蟲的鳥，應只捉雄鳥，因為大多數鳥類都是雄的鳴唱而雌的不鳴唱；對於誤捕的鳥要放飛，這樣一方面利於生態和自然資源的保護，一方面也合理滿足了人們的興趣需求。（1981年11月28日《北京日報》3版，《保護鳥類資源人人有責》）
1981年11月28日，《北京日報》3版
張嘉力的擔憂並非多慮，鳥市的興旺確實促生了一道灰色產業鏈。
有讀者來信描述了1986年偷獵者捕殺鳥類的場景。海淀區田村山一直是鳥類青睞的繁衍棲息地，也是偷獵者的“天堂”。在茂密的樹林中，大小粘網密佈，十幾個手持鳥籠的人，蹲在樹下靜候。他們什麼鳥都捕，大到老鷹，小到黃雀。捕住之後，不是拿到鳥市去賣，就是當場摔死再帶回去吃。其中有些被捕殺的鳥，身上還帶著愛鳥人放生的標誌。（1986年5月9日《北京日報》2版，《亂捕亂殺鳥類的行為必須制止》）
1986年5月9日，《北京日報》2版
另外，很多候鳥也被捕捉，放在鳥市裡出售。秋天是候鳥攜妻帶子從北方向南方遷徙的季節。2000年《北京日報》記者暗訪發現，每逢十月，成群的捕鳥人便到山林中支起大網，抓捕候鳥。僅玉蜓橋旁的鳥市每天就有上千只候鳥出售。（2000年10月27日《北京日報》7版，《大批南徙候鳥遭劫》）
2000年10月27日，《北京日報》7版
愛鳥人的堅持與抗爭
有偷獵者、鳥販子，自然也有愛鳥人的堅持和抗爭。
1982年，國務院批轉林業部等單位提出的《關於加強鳥類保護、開展全國性“愛鳥周”活動的決定》，體現了我國政府和人民對鳥類保護工作的關心和重視。
北京從1989年開始實施野生動物保護法，先後成立了十幾個愛鳥護鳥工作站，京郊各區縣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招鳥”工程。據《北京日報》1989年報道，北京市愛鳥養鳥協會秘書長王增年在論文《北京鳥類調查與保護》中首次提出：北京現存鳥種已由六十年代初的352種下降到1981年的118種。
在1988年，王增年組織有關單位在圓明園推行了“鳥類招引和生態環境試驗工程”，劃定了招鳥區，栽種了有利鳥類生存的植物，懸掛人工巢箱400多個。一年後，到圓明園棲息的鳥類達到92種，人工巢箱營巢率達50%以上。（1989年4月3日《北京日報》1版，《王增年大唱愛鳥護鳥“戲”》）
1989年4月3日，《北京日報》1版
民間也不乏救鳥志願者。每逢遇到被販賣的籠中鳥，市民張福厚便會買來放飛。1993年時，79歲的張福厚離休金每月247.3元，老伴離休金192.4元，二老花掉的“放飛費”已超過3000元，放生的鳥兒有啄花、隼、貓頭鷹等。（1993年7月10日《北京日報》7版，《北京“鳥兒菩薩”》）
1993年7月10日，《北京日報》7版
對於鳥市的存在，人們一直褒貶不一。據有關部門統計，到1992年時北京約有16萬人養鳥，其中60%是離退休的老年人，這無疑是他們老有所樂的來源之一。但是，鳥市對於鳥資源的保護又存在著威脅。對此，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講師趙欣如認為，鳥市大量出售野生鳥對鳥類資源和生態平衡是一種毀壞，國家一級保護的鳥類應當禁止出售，同時控制捕捉益鳥。“有關部門應對鳥市起一個導向作用，提倡和引導人們去養自繁的鳥，少捕捉野鳥。”（1992年10月31日《北京日報》6版，《京城鳥市》）
上世紀90年代末，玉蜓橋鳥市為落實北京市政府撤銷佔路市場、還路於民的精神，融合了龍潭鳥市和法華寺鳥市，致力於打造正當的養鳥交易環境。程玉揚/攝
大型鳥市關張
1998年初，隨著鳥類資源保護知識的普及，野生鳥類的售賣市場明顯縮小。圖為北京市青年宮後身的鳥市上，一位逛鳥市的人正在觀看籠中的鸚鵡。曹金柱/攝
“玉蜓橋鳥市真該關了！”2001年，多位全國兩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撰寫的提案中出現同樣的內容。
此時，始建於1988年的玉蜓橋鳥市已成為我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野生鳥販賣集散地，它於1998年取代了龍潭鳥市和法華寺鳥市，所販賣的上了國家野生鳥保護名錄的鳥有近70種，年出售野生保護鳥數十萬只。此外，玉蜓橋鳥市還是走私鳥的源頭，北京市野生動物保護站在海關、機場查獲的走私鳥，大部分都來自於這個市場。此前，在市民的呼籲下，人氣頗旺的水碓子鳥市已經關閉。（2001年2月9日《北京日報》7版，《玉蜓橋鳥市該關了》）
2001年2月9日，《北京日報》7版
愛鳥人士對此提案也非常支持。有人表示，“提籠架鳥”是老北京的傳統，但老章程該改了，北京不應該還留著販賣野生鳥的市場。
2001年2月20日，在社會各界人士和《北京日報》的呼籲下，北京最大的玉蜓橋鳥市貼出一紙禁止經營野生鳥的通告。（2001年2月21日《北京日報》7版，《玉蜓橋鳥市關了》）
當月28日，近千隻慘遭盜劫的野生鳥乘坐飛機抵達新家——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北京市野生動物保護站站長王民中介紹，這批野生鳥絕大多數是南方鳥，由於受到販賣摧殘，有些已經不具備長途遷徙能力，異地放飛有助它們重返天空。這也是北京繼新疆放飛、福建放飛後的第三次異地放飛活動。（2001年2月28日《北京日報》7版《千隻野生鳥遷徙坐飛機》）
2001年2月28日，《北京日報》7版
2001年6月，玉蜓橋鳥市徹底關張。市場內的商戶陸續搬到了潘家園、廣安門、磁器口、官園等地。2002年9月，作為北京市政府為民辦的六十件實事之一，進京鐵路沿線最大的綠地廣場——3.7萬平方米的玉蜓公園在這裡建成。
到了2005年，一場禽流感疫情重創了京城鳥市。當年11月，全市實施五項防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暫停全市鳥市經營。許多商戶紛紛將所賣的鳥兒遷出北京，甚至轉行。
2005年，受禽流感疫情影響，官園花鳥魚蟲市場只見鳥籠不見鳥。戴冰/攝
2005年11月7日，《北京日報》1版
2009年12月，作為本市最早的花鳥魚蟲市場之一，官園花鳥魚蟲市場也關張了。有近七成商戶遷往其他市場，鳥市的輝煌不復存在。
為守護候鳥遷徙的生命通道，2014年本市特設專人在密雲水庫、野鴨湖等90多個候鳥聚集地負責巡查。如今的京城雖然沒了大型鳥市，但看見的鳥兒、聽見的鳥鳴聲越來越多，給生活更平添了幾分美景與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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