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憑什麼能富甲天下？

攝/黃明，圖/《地道風物·蘇州》

蠻荒之地的逆襲

吳越：圍田1.0

現在我們都說富庶江南。但對於先秦時期以黃河為中心的中原來說，長江以南的“江南”地區是一片偏遠的混沌疆域，交流很少，也比較落後。

蘇州正位於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這裡長江一改中上游的“好脾氣”，浩浩蕩蕩，風濤險惡，與大海無異；太湖湖面寬廣，周圍近乎都是沼澤地區，對以農牧為生的中原先民來說，並不是一片適合耕種的好居所。

被江河湖海塑造的蘇州。“水”是影響蘇州環境的主導因素。製圖/Paprika，圖/《地道風物·蘇州》

約公元前12世紀，周太王的長子泰伯因父親偏愛姬昌（即後來的周文王），便逃到荒涼的江南梅里（今江蘇無錫梅村）。泰伯主動融入當地習俗，並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當時江南的上千小部族都自願歸附於泰伯。泰伯便自創基業，建立了勾吳古國，還帶領當地居民開鑿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條人工河流——泰伯瀆。

吳人早期境況窘迫，只能集中在太湖北岸的無錫一帶活動，那裡地勢稍高，傍有殘丘（比如今錫山、惠山），土層相對堅實，但土地面積狹小，發展很受侷限；今蘇州所在的太湖東岸則幾乎全是水澤澇窪，那時人們還沒有能力應對，亟需找到治水辦法，才能擴大版圖。

江南的開發史是與水爭田的歷史。圖/視覺中國

當時，楚國率先開發出了先進的農業水利技術。楚國與吳國的境況相似，同處長江流域，雲夢澤地區（大致在今湖北省江漢平原，先秦時有範圍遠超現在的湖泊群）也與太湖平原同為低窪潦澇的湖沼地帶。

楚人選擇最低窪的地方闢為蓄洪區，挖渠築堰，把多餘的水引到這裡；靠近堤岸的淺灘草地闢為牧草區，不成片的畸零地闢為小町畝；剩下的成片的土地經過排水瀝乾，便可闢為農田，而且十分肥沃，是種植水稻的理想土壤——這就是被後世稱作“圍田”的雛形。

隨後，這項技術傳到了鄰近的吳國。有了可以對抗沼澤之地的技術，加上需要對南方正在興起的越國有所提防，吳王諸樊在位時（前560年-前548年）將都城遷到了寬闊的太湖東岸地區，隨後築起的城池就是今天蘇州城的前身

盤門位於蘇州城西南隅，是蘇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門之一，也是蘇州唯一保存完整的古水陸城門。兩門交錯並列，分別有內外兩重。攝影/虞絳，圖/《地道風物·蘇州》

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繼位，他感嘆“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溼，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命伍子胥改造城池，因地制宜，進一步“治水”，形成了蘇州最原始的“

藉由耕地與城池的雙重升級，吳國在闔閭、夫差時期達到鼎盛，成為了春秋中後期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

“水陸並行，河街相臨”是蘇州城市格局最顯著的特徵。到了唐宋時期，這一雙棋盤格局基本定型，並延續至今。攝影/張朝陽，圖/《地道風物·蘇州》

吳國的南鄰越國也在同時傳襲著治水技術。越王勾踐滅吳後，遷都至吳的舊都蘇州，將圍田範圍繼續擴大。越人在窪地挖土，堆築成墊高的“陵道”，既方便行路，又起到擋水作用，更方便建築圍田，這也是太湖水鄉建設大型堤堰的起始。

不過幾十年間，吳國、越國相繼稱霸中原。可以說，治水是一個里程碑，使蘇州地區從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邊緣地帶，開始真正進入了華夏文明的視野。

隋唐：圍田2.0

太湖是江南非常關鍵的存在。戰國時代的《尚書·禹貢》有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這裡“震澤”就是指太湖，“三江”被認為指代當時太湖通海的三條主要水道——婁江、松江、東江。

早期，太湖接受西部山區的來水，足以通過三江排入大海，但隨著江南人口遷入越來越多，大量圍田堵塞水道，水患日增。

尤其在隋唐以後，長江中上游人類活動頻繁，水土流失加劇，長江攜帶的泥沙在江口越淤越高，阻滯了三江出水口，甚至在長江泛洪或者海潮上湧的時候，攜帶著泥沙的江水和海水還會倒灌進江口，進入太湖。

浩渺太湖。圖/圖蟲·創意

排水不暢，太湖水體面積越來越大，水位越來越高，河流泛濫恣肆，多餘的水蓄積在湖東側地勢低窪的地方，形成了一大片湖蕩區，陽澄湖、澱山湖、澄湖、獨墅湖等的成因都與此有關，江南成了湖澤河網密佈的“水鄉”。

然而，成百上千的溝、蕩、潦、窪，還有洪水不時席捲而來，這樣泥濘稀鬆、水陸不分的原生湖沼地貌可不是理想的家園，更不適宜農業生產

於是，“圍田2.0”——“圩田”應運而生：在開荒墾拓時，有計劃地預留出洪洩用的溝渠，使田畝與水道循形就勢，有序排列；傳統上，這些人工溝渠，橫者稱為塘，縱者稱為浦，這種規劃有塘浦系統和灌溉功能的水中之田已與我們今天看到的江南水田比較相似了。

唐時人工改造形成的塘浦圩田系統，造就了今日江南水田的基本形態。圩田建設不僅理順了江南地區土地、水與人的關係，也

太湖平原大規模的圩田建設始於唐朝。唐初盛世之時，北方的農業生產已不足以完全滿足政治中心的需求，王朝的經濟命脈開始向東南地區轉移，隨後的安史之亂更是徹底把全國經濟中心推向了江南地區。

唐人在太湖平原上廣開塘浦、圩堤、閘口，把墾區擴充到從湖岸到海濱的幾乎所有未利用土地上，與此同時進行的是湖堤和海塘的大規模興建，保障了新開闢的圩田不被湖泛和海潮所擾。

唐末，北方亂戰，農業凋敝，南方諸國卻相對和平安定。當時控制江南地區的吳越錢氏比較重視休養生息，太湖平原的圩田建設和養護達到了一個極致，這時甚至有萬餘人的軍隊專事水工及養護，包括疏浚塘浦、澇河泥、修堤防堰閘、修橋、植樹、修繕護岸等。

船過去是通行於太湖水網的重要交通工具，人們藉由舟楫往來市鎮，進行貨物交易，也用它捕撈水產謀生。攝影/焦青，圖/《地道風物·蘇州》

連通南北的大運河體系也是在隋唐時期落成，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餘杭（今杭州），途經蘇州，與圩田系統一同奏響了蘇州“致富史”的前奏。

蘇州城南的寶帶橋始建於唐代，它平行於運河，是運河古纖道的一部分。如今千帆過盡，現代公路替代其原有功能，寶帶橋成為歷史的見證物。攝影/殷啟民，圖/《地道風物·蘇州》

兩宋：商貿1.0

圩田早期規模很大，范仲淹曾描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

那時，人們多聚居在水道交匯的樞紐之處，農田面積過大意味著水道稀疏，城鎮的擴張很受地理條件的限制。

受水的因素影響，村鎮聚落大多緊沿河道、農田排布，人們的生產生活也圍繞水而展開。攝影/孫偉忠，圖/《地道風物·蘇州》

從宋朝開始，隨著人口的進一步增多和大規模屯墾組織的瓦解，大圩田逐漸被切割為小農生產單位。水網被加密以劃分田畝，水陸之間的節點越來越多，從空間上給市鎮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越來越小的田塊不再需要大量的人來耕作，剩餘勞動力以自由民的身份進入市鎮，轉而從事工商產業，工商業的嫩芽開始從河網與田畝之間萌生出來。

水菜田間農民忙。農民在茨菇、茭白、荸薺等水菜田間清鋤雜草、施肥。圖/視覺中國

工商業起步的另一面，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劇變。最初，所有土地都用來生產糧食，解決溫飽問題，無暇種植其它作物。

占城稻促成了這個質變。北宋時期，來自東南半島的占城稻被引入中國，並迅速在太湖地區推廣開來。這個優質稻種在江南的氣候條件下可以實現一年兩熟，使單位面積土地上的生產更高效，是中國農業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新。

江南水田。圖/視覺中國

有了剩餘的土地空間，糧食之外的各種農作物開始出現在圩田之中

北宋時，江南置有四所織局，成為黃淮、四川之外的第三大絲綢產區；南宋時，更在蘇州設立了仿造蜀錦的“宋錦織造署”，天下名錦——“宋錦”由此誕生。

絲綢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物產，新石器時代以來漫長的發展衍生出種種細類，漢語中也保留了大量專有名詞。包括作為成語的“綾羅綢緞”四種在內，根據材質、工藝、外觀等，絲綢至少可分為14大類和34小類。攝影/陳鈺曦，圖/《地道風物·蘇州》

宋朝後期，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從印度由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棉花適應性強，可以在砂石質土地生長，產量大，而且易紡織，輕薄耐用，很快成為了大眾的“新歡”。

在蘇州，絲和棉是當地最重要的兩種農產品——相對溼潤的圩岸上植桑養蠶，相對乾燥的東部沿海高地種棉。絲棉原料供給不絕，紡織產業愈加發展。後來乾隆稱讚說：“宋時創作真稱巧，蘇匠仿為了弗殊。”

運河上往來船舶眾多，半夜停船過夜，船老大們將船隻彼此連在一起，以保證安全穩固。日頭初上，船民們划著小舢板出來打招呼，解開繩索，再開始新的路途。攝影/丁嘉一，圖/《地道風物·蘇州》

隋唐大運河經過歷代完善，更加暢通，而且就在蘇州城門前。只要一條船，蘇州就可以低成本地將數量巨大的絲棉製品和其它貨物運輸出去，換回鉅額財富。蘇州城還自有水網，與大海相連，兼具內河航運與海上交通的優勢，富庶翻倍。

運河將長江、錢塘江、太湖幾大主動脈連通起來，太湖平原內部又通過毛細水網與運河相通，往來的人流貨流就像血液裡的營養物質，從毛細血管匯流到主動脈，再反過來，流遍整片土地的肌理。在此過程中，就連位於水路交點的小型米糧集市也都順勢發展成了繁榮的市鎮。

大運河主幹線，從隋代的“人”字形，至元代呈南北向直線，一定程度折射著中國政治、經濟中心的變遷歷程。這一變化背後，是江南作為經濟中心地位的逐漸確立。通過京杭大運河，北京這一政治中心與江南這一物資集散中心緊密連接起來。製圖/Paprika，圖/《地道風物·蘇州》

財富的聚集也使得私家園林興盛起來，尤其在南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後，中國園林從此進入了“江南時代”。在蘇州，宋朝修建的園林多達118處，遍佈城內、石湖、堯峰山和洞庭東、西山，為日後“蘇州園林甲天下”打下了基礎。

明清：商貿2.0

北宋王安石遊歷姑蘇，閶門一帶尚是“四顧茫無人”的郊野之地；但到了明朝文徵明的筆下時，已經是“帶城燈火千家市，極目帆檣萬里船”，商貿集市晝夜不分；至清初曹雪芹描寫時，已經一躍成為“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蘇州始終把持著區域性政治經濟中心的地位，不斷聚集財富，經過數百年的穩定增長，終於在明清時代攀升至巔峰。

隆慶元年（1567年），明朝有限放開了曾經嚴厲的海禁。江南緊鄰港口，又坐擁發達的水路，產品與勞動力在這裡來而又往，供銷兩旺，是全國數一數二的貿易中心；外界資本的投入也越來越傾向於向單箇中心聚集，蘇州作為江南最興盛的中心，更可謂富甲天下。

閶門是蘇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門之一。明清時期，閶門是整個蘇州城最繁華的地帶，它見證著城市的迎來送往與興衰起落，一度成為蘇州的象徵。攝影/ 殷啟民，圖/《地道風物·蘇州》

人口不斷聚集，17至19世紀，蘇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市鎮人口猛增九倍。大戶人家常集合地主、富商、官宦、文人等多種身份，對物質享受、精神娛樂有極大需求；一般平民包括租佃農、長短工也都具備消費能力。

這種巨量的人口、財富以及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加上蘇州豐富的原料供應、充足的脫離農業生產的剩餘勞動力，使得蘇州湧現了大批長期專精於某一領域的職業工匠，手藝遠超在農忙之餘才從事手工業的普通匠人，“蘇州製造”由此聲名遠播。

其中，玉器、漆器、澄泥硯的製作最為突出；蘇作傢俱是中國古典傢俱的頂峰；蘇州是朱彩所屬的玉雕行當的全國性中心。明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曾贊“

清 帶皮青玉月門（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蘇作雕工玉器以“小、巧、靈、精”著稱。在整塊玉石被從中心取走一件碗坯的情況下，蘇州工匠用餘料琢出了一件微觀的江南庭園。攝影/胡錘，圖/《地道風物·蘇州》

蘇州也在明代確立了全國絲綢中心的地位，《明神宗實錄》稱那時“家杼軸而戶纂組”（每家每戶都在紡織和編織）；明末清初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高峰，與蘇州的貢獻不無關係。康乾盛世，蘇州絲綢更是達到全盛，坐擁兩大織局，僅府城中就有一萬二千臺織機開工；

絲綢貿易帶來的商業集群和工匠的積聚共同改變了蘇州城的城區佈局，逐漸形成了城東北的絲綢紡織區。現今在蘇州東北城區，至少有一半的家庭只要上溯三四代，幾乎都與絲綢行業有關。

1930年，蘇州觀前街上的綢緞行“乾泰祥”。明清至近代，這片街區一直是蘇州絲綢業的核心地帶，工場、商行遍佈。時至今日，仍是蘇州最繁華熱鬧之地。攝影/斯坦利·格雷戈裡，圖/《地道風物·蘇州》

戲曲在消費大潮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鄉紳富豪到販夫走卒都競相花錢請戲班，是全社會的風尚。《葉天寥自撰年譜》中有崇禎五年（1632年）蘇州演劇場景的記載：“一日齋筵及梨園供給價錢費三四十金不止，總計諸處一日百五六十金矣。”

蘇州城西閶門、胥門一帶手工業發達，樂器製造技藝高超。蘇州的棉布紡織、絲綢織造與刺繡更是天下馳名，“衣被天下”，戲服道具悉數精美。這些共同推動著崑曲發展，使之從地方小戲，於明中期以後成為流行曲種而遠播全國，又在萬曆年間進入宮廷。

崑曲盛行的時代也是中國園林最鼎盛的時期，這並非巧合。兩者以“雅”的美學相連，曲與園，聲與相，往往有著相同的境界，更遑論園林常是劇中故事發生的舞臺。攝影/陶源，圖/《地道風物·蘇州》

巨量的財富更使私家園林的修建成為風潮，而且蘇州自然條件優越，石材水源豐富，匠人手藝高超，園林皆為上品，蘇州園林一躍成為中國私家園林的首席代表，盟主地位再未動搖。今天熟悉的拙政園、留園、藝圃、環秀山莊、網師園等，都是明清時期的傑作。

滄浪亭為蘇州現存最古的園林，初建時即以“崇阜廣水”為特色。如今園外水面依然寬廣，借入景中，欲斷還連，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攝影/曹曉芳，圖/《地道風物·蘇州》

現在的蘇州，絲綢仍是精品，比如鎮湖的蘇繡、吳江的宋錦；蘇作傢俱亦保持著明清傢俱黃金時期的最高水平；園林更是蘇州的筋骨，構建著蘇州氣質……究其源頭，是水，也是智慧地治水，才有瞭如今的傳奇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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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許君達、樂兮

內容來源丨《地道風物·蘇州》

封圖攝影丨 丁嘉一

本文內容來源於《地道風物·蘇州》，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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