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天橋一樣，位於北京東城東安門大街上的東安市場也誕生於清末民初之際，卻呈現出與天橋不太相同的特性。如果說天橋的誕生是清廷日薄西山的隱喻的話，那麼東安市場則是清廷迴光返照的結果。
東安門大街在有清一代是住在東城的官員赴紫禁城上朝的必經之路，同時也是皇帝出宮祭清東陵的必經之路。這一帶在清康熙朝之前主要的商業娛樂活動就是一年一次的燈市，至康熙朝後期，燈市轉移至他處後，一部分小商販仍聚集於此，但規模遠不及地安門、東四、西單、花市、菜市口和正陽門等幾處。一旦皇帝出宮祭靈時，即先行要求沿街商販拆除蓆棚攤點，待儀式結束皇帝迴鑾後，再行搭設。
至清末庚子事變後，回到北京的清廷計劃重修東安門大街。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署工部右侍郎胡橘棻上書請設工巡總局，執掌管轄道路，整頓環境，以期徹底整頓東安門大街沿線的攤販問題。這次的公文並非單純地在各個衙門內流轉，最終的目標是驅逐在東安門大街沿線擺攤的商販。
由於難以再向以前一樣拆了再搭，商販們聯名上書要求給於生計，為給於商販出路計，清廷撥出已經荒廢許久的神機營練兵場空地，由工巡總局開闢為市場，使其繼續經營。此時荒蕪的神機營練兵場是一片荒蕪的大垃圾堆，夏日夜晚涼風習習，是周邊平民納涼的去處；盛夏正午隨地排洩的糞便，經一陣風吹過，臭不可聞。
在處理東安門大街沿線的攤販問題時，從西安“西狩”回來的清廷似乎學到了一些西方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而與清末新政同步開展的設立工巡總局、開闢東安市場，也幾乎可以看做清廷進行現代城市治理的嘗試。
但問題是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調轉治理方式，轉而向西方城市管理路線靠攏的同時，城市裡生息、市場上買賣的還大多是按照傳統城市構架生活的平民。在市場籌建之初，攤販多擔心老主顧不會多繞一個彎來到市場消費，故而有坐地觀望著，也有轉場到廟會經營者。
然而出乎商販們預料的是東安市場的發展出奇的好，新建的東安市場成為除廟會以外的一個新的購物場所。此外，1906年，由太監王祥發起，在市場北頭建起了有京劇表演項目的吉祥茶園，由於清廷曾規定內城不得開設戲院，東城、北城的人想要看戲，就必須穿越大半個北京城，到南城去過戲癮。
現在東安市場有了吉祥茶園，想聽戲的人無需繞遠，更加推動了東安市場的繁榮。市場雖然繁榮了，但工巡總局當時並不深度介入東安市場的運作，僅是每天派員在市場向攤販收地皮錢。新式的管理理念遇上舊式的管理人員，其效果仍舊是平民與政府間只有交稅的互動而已。
一旦碰到攤販之間爭搶攤位的事情，就必須訴諸打鬧來解決，即便成立了東安市場商民董事會這種近乎市民社會自治的組織，也沒能夠徹底解決東安市場繁榮卻亂哄哄的局面。
於是，清廷政府再度強勢介入了東安市場的運作，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京師警察廳介入整頓東安市場，將市場分為東中西三路，分區經營4，並先後製定頒佈了《東安市場現辦章程》、《改定東安市場規則》、《管理東安市場規則》等成文法令。
但初試以法治國的清廷面對的還是習慣於以人治國的平民，新定的成文法自然不是代議制民主的產物，也有著諸多不合實情的內容。其結果是法令雖然具在，但平民商戶總期待著變通。
此外，一向輕視娛樂的政府，在學到了西方發展商業的同時，卻沒有學到西方發展娛樂業以促進商業的精髓。警察廳再度介入東安市場的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三月，政府明令禁止市場內進行娛樂表演，理由是為了振興商業。
在這一點上警察廳既沒有學到西方商業與娛樂業共同發展的先進經驗，更是顯然不瞭解娛樂與消費在平民社會中的共生關係，禁止娛樂表演的東安市場“立見蕭條”。
市場中商販不得已請求重開娛樂，為了博取政府同情，則不得不強調一定“改良”各項娛樂節目，除了大鼓書、文物戲法外，還有估計很難受到平民觀眾青睞的女子愛國演唱。迫於維持商場繁榮，清政府同意了重開娛樂的請求，但仍保留“寓限制之意”。
1902年初建的東安市場有一個天然的近鄰，自東安市場向南不遠就是東交民巷，在政府強勢介入、管理東安市場的同時，在北京城內為數不多的洋人也在消費著東安市場靠近使館區，使東安市場粘上了那麼點洋氣，這洋氣也是東安市場異於其他消費娛樂中心的獨特之處。
本來就不多見的洋人，時常聚集在東安市場，既有透出“大和民族強悍的威迫”的東洋兵，也有“熱情的阿美利亞的年輕戰士和賣春婦”。但洋人們大多隻是暫住北京，忙於業務和自己固有的朋友圈，而且多數不會說漢語，除了和有限的會說外語的中國人交流外，和其他中國人少有交往。
東安市場裡，洋人的確在場，但只是在場而已，國人與洋人各自享受著東安市場。如果說洋人的出現還只是數量不多而看著扎眼的話，那麼充斥在東安市場的則大多是洋貨。從玩物到紙菸，從西洋皮鞋到東洋衣料，從賣口用品到裝飾品，無不是進口貨。
流連於東安市場的知識精英見此，一邊感嘆中國勞動力不發達，造不出外國水準的商品，一邊又嘲笑“中國人不抵抗劣貨的決心”“，連尚未成年的小學生也有樣學樣地感嘆中國市場都被洋貨所佔領。
但抱怨歸抱怨，若有憂國憂民之士多嘴一聲：“這是東洋貨，我不要”，一定會惹出麻煩。倘使把視野再擴展一些，一旁的平民正在吃喝著德國青的布頭是“真正德國清，真正德國染”，絲毫沒有與知識精英一起痛惜國貨不敵洋貨的意思。
洋貨來了，洋人來了，洋娛樂也來了，平安、光陸、真光這幾個北京城數一數二的電影院都集中在東安市場附近，西方式的消費娛樂生活飛來峰一樣地落在了東安市場。這種異於北京城傳統氣氛的公共空間吸引了大批並不太憂國憂民的知識精英。
貝滿、慕貞等女校就在市場附近，看了電影捎帶著就可以逛東安市場，吸收點“洋氣”。女學生來了，“拖湯帶水”地把附近協和、鐵大、稅專、匯文、育英的男學生都吸引過來，甚至於西郊的“追逐著”也不遠千里被粘過來。淑女騷婦，才子情種，摩肩擦背，擠擠挾挾，再加上市場內西式櫥窗、電影院，似乎和上海的消費娛樂如出一轍。
東安市場畢竟是建立在平民的公共空間基礎之上的，流連於其中的知識精英驚歎著原本不屬於這裡的西方的事物，又看不慣傳統消費娛樂場所所固有的事物，而他們的處理方法就是與同樣有澄清民風抱負的政府合作。
1931年，一個叫金罍的人向北平市政府報告東安市場吉祥戲院樓下廁所汙穢狼藉，有害公共衛生；又抱怨該戲園太平門太少，於逃生不便；甚至仔細地發現了天花板的灰膩將要掉下，有傷人的危險。這位金罍先生有什麼樣的身世背景現在史無可考，好在金先生有一個極為文雅的名字“罍”，十有八九他的父輩還是頗有些文采。另外其金姓，也很有可能是旗人後裔，特地來吉祥戲院傍角。總之金罍先生應非一般平民，否則也不會因為這種不關己之事上報市政府。然而市政府雖然“重衛生而防危險”，但辦事還是依賴公文，於是金先生的關切最後換來的就是“公安工務兩局會擬改善辦法已指令督傷切實辦理”。
即便是充斥著洋貨、洋人、女學生、知識精英，東安市場裡仍舊也是平民的公共空間。在東安市場內，既有高檔消費的東來順測羊肉，也有迎合下層社會中朋友吃包子的潤明樓。無論政府如何弛禁蓆棚玩藝，知識精英傾心於好萊塢電影，充斥在東安市場的芸芸平民，更欣賞的是有打拳的、說書的、算命的、說相聲的、摔跤的、唱大鼓的、變戲法的、拉洋片的，還有唱奉天落子的。
在東安市場的東部，就是一片雜耍場，一個班子佔一塊地皮，四周放上幾條破板凳，再打上布棚，就算是一個“臨時戲院”。與天橋露天戲園相同的是，每到表演結束，班主託著銅盤斂錢時，“看客們便會一鬨而散”。偶爾有一個共和班子來表演，其節目就既有相聲又有大鼓，很可能還有京劇。平民與精英分享著“共和”一詞，只不過前者口中的共和意為混合，後者所指的“共和”意為無君主的政；正如平民與精英分享著東安市場。
時人將去東安市場，稱為“逛”東安市場，並將“逛”字解釋為既有幽閒、不計得失一面，也有雅俗共賞、貧富共享的意義。平民的公共空間的一大特點就是非排他性，相比於上海、漢口的大商店自然而然地將不符合其空間屬性的階層排除在外，雖然東安市場是由政府主辦，又滲透了知識精英和外國勢力，但仍難掩其平民空間的特性。多個社會階層在其中相安無事，和平共存。
從上述東安市場的形成及其運作來看，東安市場的第一批攤販並非來自受西方影響地區，而是原本就在此一帶搭棚營業的小攤販，其銷售對象也以附近居住的平民為主。除高檔的電影院及遊戲場外，其娛樂表演的演員與形式，與時稱平民樂園的天橋幾乎如出一轍，時人也多將形成於清末民初的東安市場與天橋相類比。其消費品不只有高檔的進口貨，平民日用百貨。
雖然不能否認東安市場的確不同於天橋和廟會，有著其更加現代性的一面，由政府發起建立，靠近東交民巷使館區和內城文教區，而且更大程度上被政府所制約、管理。但掌握這個空間的仍是平民，空間原本屬於平民，空間內的商販多是平民，更重要的是空間並不排斥平民。東安市場所體現出的包容性更多的體現出在平民社會公共空間中，各社會階層各說各話、各行其是，而非人為地進行傳統適應現代，或現代俯就傳統。
撰稿/小東【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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