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桥一样，位于北京东城东安门大街上的东安市场也诞生于清末民初之际，却呈现出与天桥不太相同的特性。如果说天桥的诞生是清廷日薄西山的隐喻的话，那么东安市场则是清廷回光返照的结果。
东安门大街在有清一代是住在东城的官员赴紫禁城上朝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皇帝出宫祭清东陵的必经之路。这一带在清康熙朝之前主要的商业娱乐活动就是一年一次的灯市，至康熙朝后期，灯市转移至他处后，一部分小商贩仍聚集于此，但规模远不及地安门、东四、西单、花市、菜市口和正阳门等几处。一旦皇帝出宫祭灵时，即先行要求沿街商贩拆除席棚摊点，待仪式结束皇帝回銮后，再行搭设。
至清末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的清廷计划重修东安门大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署工部右侍郎胡橘棻上书请设工巡总局，执掌管辖道路，整顿环境，以期彻底整顿东安门大街沿线的摊贩问题。这次的公文并非单纯地在各个衙门内流转，最终的目标是驱逐在东安门大街沿线摆摊的商贩。
由于难以再向以前一样拆了再搭，商贩们联名上书要求给于生计，为给于商贩出路计，清廷拨出已经荒废许久的神机营练兵场空地，由工巡总局开辟为市场，使其继续经营。此时荒芜的神机营练兵场是一片荒芜的大垃圾堆，夏日夜晚凉风习习，是周边平民纳凉的去处；盛夏正午随地排泄的粪便，经一阵风吹过，臭不可闻。
在处理东安门大街沿线的摊贩问题时，从西安“西狩”回来的清廷似乎学到了一些西方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与清末新政同步开展的设立工巡总局、开辟东安市场，也几乎可以看做清廷进行现代城市治理的尝试。
但问题是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调转治理方式，转而向西方城市管理路线靠拢的同时，城市里生息、市场上买卖的还大多是按照传统城市构架生活的平民。在市场筹建之初，摊贩多担心老主顾不会多绕一个弯来到市场消费，故而有坐地观望着，也有转场到庙会经营者。
然而出乎商贩们预料的是东安市场的发展出奇的好，新建的东安市场成为除庙会以外的一个新的购物场所。此外，1906年，由太监王祥发起，在市场北头建起了有京剧表演项目的吉祥茶园，由于清廷曾规定内城不得开设戏院，东城、北城的人想要看戏，就必须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到南城去过戏瘾。
现在东安市场有了吉祥茶园，想听戏的人无需绕远，更加推动了东安市场的繁荣。市场虽然繁荣了，但工巡总局当时并不深度介入东安市场的运作，仅是每天派员在市场向摊贩收地皮钱。新式的管理理念遇上旧式的管理人员，其效果仍旧是平民与政府间只有交税的互动而已。
一旦碰到摊贩之间争抢摊位的事情，就必须诉诸打闹来解决，即便成立了东安市场商民董事会这种近乎市民社会自治的组织，也没能够彻底解决东安市场繁荣却乱哄哄的局面。
于是，清廷政府再度强势介入了东安市场的运作，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京师警察厅介入整顿东安市场，将市场分为东中西三路，分区经营4，并先后制定颁布了《东安市场现办章程》、《改定东安市场规则》、《管理东安市场规则》等成文法令。
但初试以法治国的清廷面对的还是习惯于以人治国的平民，新定的成文法自然不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也有着诸多不合实情的内容。其结果是法令虽然具在，但平民商户总期待着变通。
此外，一向轻视娱乐的政府，在学到了西方发展商业的同时，却没有学到西方发展娱乐业以促进商业的精髓。警察厅再度介入东安市场的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三月，政府明令禁止市场内进行娱乐表演，理由是为了振兴商业。
在这一点上警察厅既没有学到西方商业与娱乐业共同发展的先进经验，更是显然不了解娱乐与消费在平民社会中的共生关系，禁止娱乐表演的东安市场“立见萧条”。
市场中商贩不得已请求重开娱乐，为了博取政府同情，则不得不强调一定“改良”各项娱乐节目，除了大鼓书、文物戏法外，还有估计很难受到平民观众青睐的女子爱国演唱。迫于维持商场繁荣，清政府同意了重开娱乐的请求，但仍保留“寓限制之意”。
1902年初建的东安市场有一个天然的近邻，自东安市场向南不远就是东交民巷，在政府强势介入、管理东安市场的同时，在北京城内为数不多的洋人也在消费着东安市场靠近使馆区，使东安市场粘上了那么点洋气，这洋气也是东安市场异于其他消费娱乐中心的独特之处。
本来就不多见的洋人，时常聚集在东安市场，既有透出“大和民族强悍的威迫”的东洋兵，也有“热情的阿美利亚的年轻战士和卖春妇”。但洋人们大多只是暂住北京，忙于业务和自己固有的朋友圈，而且多数不会说汉语，除了和有限的会说外语的中国人交流外，和其他中国人少有交往。
东安市场里，洋人的确在场，但只是在场而已，国人与洋人各自享受着东安市场。如果说洋人的出现还只是数量不多而看着扎眼的话，那么充斥在东安市场的则大多是洋货。从玩物到纸烟，从西洋皮鞋到东洋衣料，从卖口用品到装饰品，无不是进口货。
流连于东安市场的知识精英见此，一边感叹中国劳动力不发达，造不出外国水准的商品，一边又嘲笑“中国人不抵抗劣货的决心”“，连尚未成年的小学生也有样学样地感叹中国市场都被洋货所占领。
但抱怨归抱怨，若有忧国忧民之士多嘴一声：“这是东洋货，我不要”，一定会惹出麻烦。倘使把视野再扩展一些，一旁的平民正在吃喝着德国青的布头是“真正德国清，真正德国染”，丝毫没有与知识精英一起痛惜国货不敌洋货的意思。
洋货来了，洋人来了，洋娱乐也来了，平安、光陆、真光这几个北京城数一数二的电影院都集中在东安市场附近，西方式的消费娱乐生活飞来峰一样地落在了东安市场。这种异于北京城传统气氛的公共空间吸引了大批并不太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
贝满、慕贞等女校就在市场附近，看了电影捎带着就可以逛东安市场，吸收点“洋气”。女学生来了，“拖汤带水”地把附近协和、铁大、税专、汇文、育英的男学生都吸引过来，甚至于西郊的“追逐着”也不远千里被粘过来。淑女骚妇，才子情种，摩肩擦背，挤挤挟挟，再加上市场内西式橱窗、电影院，似乎和上海的消费娱乐如出一辙。
东安市场毕竟是建立在平民的公共空间基础之上的，流连于其中的知识精英惊叹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西方的事物，又看不惯传统消费娱乐场所所固有的事物，而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与同样有澄清民风抱负的政府合作。
1931年，一个叫金罍的人向北平市政府报告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楼下厕所污秽狼藉，有害公共卫生；又抱怨该戏园太平门太少，于逃生不便；甚至仔细地发现了天花板的灰腻将要掉下，有伤人的危险。这位金罍先生有什么样的身世背景现在史无可考，好在金先生有一个极为文雅的名字“罍”，十有八九他的父辈还是颇有些文采。另外其金姓，也很有可能是旗人后裔，特地来吉祥戏院傍角。总之金罍先生应非一般平民，否则也不会因为这种不关己之事上报市政府。然而市政府虽然“重卫生而防危险”，但办事还是依赖公文，于是金先生的关切最后换来的就是“公安工务两局会拟改善办法已指令督伤切实办理”。
即便是充斥着洋货、洋人、女学生、知识精英，东安市场里仍旧也是平民的公共空间。在东安市场内，既有高档消费的东来顺测羊肉，也有迎合下层社会中朋友吃包子的润明楼。无论政府如何弛禁席棚玩艺，知识精英倾心于好莱坞电影，充斥在东安市场的芸芸平民，更欣赏的是有打拳的、说书的、算命的、说相声的、摔跤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还有唱奉天落子的。
在东安市场的东部，就是一片杂耍场，一个班子占一块地皮，四周放上几条破板凳，再打上布棚，就算是一个“临时戏院”。与天桥露天戏园相同的是，每到表演结束，班主托着铜盘敛钱时，“看客们便会一哄而散”。偶尔有一个共和班子来表演，其节目就既有相声又有大鼓，很可能还有京剧。平民与精英分享着“共和”一词，只不过前者口中的共和意为混合，后者所指的“共和”意为无君主的政；正如平民与精英分享着东安市场。
时人将去东安市场，称为“逛”东安市场，并将“逛”字解释为既有幽闲、不计得失一面，也有雅俗共赏、贫富共享的意义。平民的公共空间的一大特点就是非排他性，相比于上海、汉口的大商店自然而然地将不符合其空间属性的阶层排除在外，虽然东安市场是由政府主办，又渗透了知识精英和外国势力，但仍难掩其平民空间的特性。多个社会阶层在其中相安无事，和平共存。
从上述东安市场的形成及其运作来看，东安市场的第一批摊贩并非来自受西方影响地区，而是原本就在此一带搭棚营业的小摊贩，其销售对象也以附近居住的平民为主。除高档的电影院及游戏场外，其娱乐表演的演员与形式，与时称平民乐园的天桥几乎如出一辙，时人也多将形成于清末民初的东安市场与天桥相类比。其消费品不只有高档的进口货，平民日用百货。
虽然不能否认东安市场的确不同于天桥和庙会，有着其更加现代性的一面，由政府发起建立，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内城文教区，而且更大程度上被政府所制约、管理。但掌握这个空间的仍是平民，空间原本属于平民，空间内的商贩多是平民，更重要的是空间并不排斥平民。东安市场所体现出的包容性更多的体现出在平民社会公共空间中，各社会阶层各说各话、各行其是，而非人为地进行传统适应现代，或现代俯就传统。
撰稿/小东【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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